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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幸灾乐祸的心态看待这场地震的人并没有从中捞到多少好处，因为县委书记和公安局局长都是直接从市里下派来的，而政法书记的位置也落入了蔡甸县那位与陆世延相互交流的有着一个奇怪姓氏的干部手中。至于像我曾经担任的刑侦大队大队长以及青龙山派出所所长等位置，在这些人的眼里只是做实事的，并且级别也远远达不到他们企求的标准，所以对于这些位置的旁落，在他们心里也没有多大的失落感。但是，我仍听到有许多的人在背后不住地骂娘，认为吴江、陆世延、李锐、游局包括我等，太不争气，导致让外地人拣了我们江夏县的便宜。
好象是李锐死后的第六天我收到何一为从北京寄来的信，对，确实是那一天，我一辈子记得，因为那天我正与接替我工作的马俊办理交接手续。还有，那天下午下了好大一场雨，惊天动地的春雷声好象要将局里那座破烂不堪的大楼轰垮似的。何一为确实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将他所了解的小男一雄在日本的境遇详细地向我作了叙述：
……
不要错误地认为小男一雄在日本的生活多么幸福。你知道的，八十年代后期以后，有相当一部分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战争孤儿回到了日本，这部分人都不能融入日本社会，小男一雄又怎么能融入日本社会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差异，也有社会差异，但更多的是心理的失衡。
小男一雄的日本父亲将小男一雄带回日本的真正本意并非是其表示的良心发现，更多是通过这件事的炒作以达到宣传效果，为其开办的一家公司制造广告效应。应该讲，老鬼子的这一招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开办的那家食品公司在短期内社会知名度有了极大的提高。
小男一雄在日本的两年生活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他一天书未读，不懂日语，并且几十年生活在贫困的中国农村，怎能很快适应日本的现代生活呢？据我了解，除了作为老鬼子的宣传工具以外，小男一雄的最大作用是充当老鬼子开办的一家分公司的门卫。即使是看似轻松的门卫工作，小男一雄也是痛苦的，他没有朋友，也没有真正的亲人，他唯一可以信赖并且可以交流的是他豢养的一只叫“黑子”的狗。导致这一不幸结果的原因看似是小男一雄自身的问题，但从深层次理解，真正的日本人从来没有将其当作他们的同类，甚至连与其交往都认为是一种有辱大和民族的耻辱。
小男一雄为什么又回到了中国呢？其实仍是老鬼子实现其目的的一个手段。虽然小男一雄表面上已经加入日本国籍，但骨子里仍是一个中国人，对于其土生土长的那片土地较为熟悉，所以，这时候的小男一雄作为一个外商，更有利于老鬼子在中国国内经营业务的开展。
前几天我到日本出差，当面告诉那个老鬼子小男一雄的死讯。这老鬼子的表情没有一点反应，只说了句“那地方的治安怎这样差呀”。最后他向我说出了听到小男一雄死讯后的最大担忧，这就是他不知道应该安排一个怎样的人到国内代替小男一雄，他不能将那笔投资就那么扔在你们那个地方。对了，老鬼子对小男一雄的唯一评价是他与中国当地的政府部门的关系非常好，为其业务的拓展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怎么说呢？我感觉在老鬼子的心目中所谓的小男一雄充其量只是他赚钱的一个工具，至于小男一雄在他心中的份量根本无从谈起，至于他在你们那个地方所犯下的罪行他更是没有一丝儿歉疚。
不管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还是从历史方面考虑，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小男一雄这个人，也包括他的母亲的遭遇，以及其他与他们有同样遭遇的同胞，与其说是我们民族的痛苦，不如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本，鄙视他们，唾弃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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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后，我得将疯婆子和台湾老人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的。疯婆在甘光忠死去的当天晚上也悄没声息地离世而去。甘光忠见义勇为的事迹在我们县里的影响非常大，县报及电视台都作了报道。火化那天，在县民政局的组织下，还召开了一个追悼会。从感情来讲，我是渴望能够参加甘光忠的追悼会，但由于正接受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没办法脱身，最终没能参加。但是，我还是托杨新愚送了一个花圈，聊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敬仰之情。听杨新愚讲，追悼会上对甘光忠的评价非常高，既介绍了他打鬼子的英雄事迹，也介绍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壮举。参加追悼会的人对甘光忠虽然非常陌生，但仍被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的人都流下了眼泪。疯婆子的后事则是台湾老人处理的。年纪大的人办这方面的事情确实比年轻人周全并且具有人情味，虽然不知甘光忠和疯婆子生前的心愿，但台湾老人仍将他们的骨灰合葬在一个墓穴里。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我想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体会不到的。同时，台湾老人的另外一个行为也让我感动不已，那就是他自己出资将甘光忠和疯婆子的坟墓建在鲁湖中央的螃蟹山上。后来他告诉我，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实现他与甘光忠之间“生死相守”的约定，既然他已经决定将自己的风烛残年留在螃蟹山了，那甘光忠也得在螃蟹山陪着他。老人在谈起他与甘光忠之间的约定时，脸上充满了幸福感。当时我也谈到那个小男一雄，因为我听人讲，小男一雄的骨灰一直存放在火葬场里，多少年了也没有人处置安葬。但台湾老人不知是没有听清我的话，还是故意回避我的话，他竟将我们之间的话题扯到其他方面去了。像其他人一样，台湾老人对小男一雄同样不齿吗？我不知道。
我是二千零一年冬天因远志政审的事情回老家新屋边顺便去过螃蟹山一趟。在这里我顺便交待一下。远志高中毕业后，在万分之一的概率下，竟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一所飞行学院，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上大学后，远志曾给我来过两封信。在简单介绍自己的学习和训练生活的同时，也偶尔谈谈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有些方面的认识在我看来虽然肤浅，但有句话却大大地震撼了我的心。他说：“我要以自己的行动改变别人，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这孩子？当时我确实长长地异常舒坦地舒了一口气。
在台湾老人的精心经营下，鲁湖周边已经建成一个规定巨大的生态公园。虽然在此以前我曾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过对这个生态公园的报道，但我仍为眼前的一切而感到吃惊。一O七国道还是老样子，但从茶场通往螃蟹山的那条机耕路已变成了两车道的沥青路，虽仍是在田间地头穿行，但给人的感觉仿佛正从一个嘈杂的现实世界慢慢地走向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童话世界。那时刚刚下了一场大雪，鲁湖四周的田野全都披上了银色的雪被，冬日的太阳光照在雪地上，竟泛出春天才有的暖意。星罗棋布的村庄安静得像在睡梦中一样，高矮不一的烟囟里飘出的缕缕轻烟像梦呓一样在树丛间、田野间缓缓穿行。不远处的山坡上竟有几个穿深色衣服的人带着两条黑狗在向远处疾跑，不用猜，我就知道这是闲下来的农民在田野间追逐野兔。鲁湖里的湖水在周边白雪的映衬下，竟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翡翠，点点白帆点缀其间，从眼前一直延伸到碧蓝色的天边，让人既感觉到大自然的怡静，又感觉到生活的充实。在蓝色的天幕下，湖中间的银白色的螃蟹山显得更加醒目，也更加神密。我知道，在那雪被下面已经不是以前只长杂草的贫瘠土地了，而是遍植了茶树。我确实敬佩台湾老人的魄力，他竟有信心将这螃蟹山上的茶叶培育成与洞庭湖中间的君山上举世闻名的“银针”齐名的茶叶。同时，也有信心将鲁湖的各种水产品推向全国。台湾老人还在螃蟹山上建了一座远近闻名的养老院，一百多名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老人在这里颐养天年。那天，我还看见了柯红霞，她衣着整齐，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正在一棵香樟树下专心致志地读着“毛选”。对了，我还听说，台湾老人最近有了向赤矾山、金水闸、淮山矶以及龙床矶投资的打算。他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将这一片建设成一个集传统、爱国以及宗教为一体的巨大公园。
那一天我在鲁湖边站了好长的时间。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相信台湾老人的宏伟目标肯定能够实现。
因为顺路，那天我还到爷爷的坟前去了一下。坟前那棵檀树在寒风上孤独地站立着，钢筋般倔强的树枝上挂满了指头般长短的冰吊。我虔诚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下，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我记得甘光忠说的那句话，爷爷是一个有着血性的汉子。
从鲁湖回来时我在那教堂前面停了一刻。那座由普通民房改建的教堂已经撤了，在原址上建成了一座水泥结构的，具有西方建筑特点的崭新教堂，高大肃穆，气派非凡，通体显现出一股神圣的精气。而与教堂相邻的那所小学，在高大的教堂面前，有如一个穿着破烂的乞丐与一位穿着光鲜的大款并排而立，在视觉上形成巨大的反差。学校那不大的操作上有五六个七八岁小孩，在兴高采烈地玩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那种背笆篓的游戏，小的在前，大的在后，一个跟着一个，拍着手，跺着脚，用清脆的童音唱着我也曾经唱过，但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的童谣：
“月亮走，
我也走，
我给月亮背笆篓。
笆斗笆，
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