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就会成为笑柄，哪会流传至今呢？当然，韩文的流传跟这大文宗的如椽之笔，跟他的名气有关，但谁也不会传一篇祭而没效的祭鳄文吧。但以我的浅陋之见，鳄鱼听了祭文之后逃与不逃，倒不是紧要的事。不逃也难怪韩公，因他毕竟只花了一猪一羊，也不浪费民财，不像当今搞一项庆典什么的，一动就几百万几千万。至于区区五百字的祭文，在韩公来说，也只是吸一袋子烟的工夫，挥手而就。但作为一府之官，万里跋涉从京都来到了南荒之地，又在饱受委屈之后置个人的恩怨于度外，下车伊始，就尽力为民除害，单单这一爱民的良苦用心就可钦可敬，值得千古传颂。
（三）
治水兴农，赎放奴婢，此乃三贤。
韩愈到潮这一年，正是元和四年，潮州风不调、雨不顺，六月初，溪雨将为人灾。韩愈刚写完《祭鳄鱼文》，墨汁未干，又急急写了《祭城皇文》，潮刺史“奔走分告，乞晴于明神”。不久，“淫雨既霁，蚕豆以成”，刺史正为早稻、夏蚕丰收而高兴时，到了深秋，过量的雨水又使刺史焦虑：“岁日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蚕工桑妇将如何度日，而官府又何从征赋税？他又挥笔写了《又祭止雨文》，曰：“非神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无罪，使至极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文中声声自责，以求上天降怜，可见韩愈为百姓之心。
相传韩愈在潮州还有修堤凿渠之举。潮州磷溪镇的砀山有一条水渠叫金沙溪，当地传说就是韩愈带人开凿的。在出水口的龙门关上，建有一座韩文公祠（“*”中被毁）。每年的文公宴诞日乡人还抬出他的偶像巡游。
韩愈治潮的功绩，潮州人千古赞誉的还有他的赎放奴婢一事。
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记道：“贬潮州刺史……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值，辄以钱赎。及还，着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以后，曾写过《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叙述他在袁州放免男女奴婢731人之事。
可见，赎放奴婢，是韩愈作为地方官关心民生的大政绩，不论在潮州，还是在袁州，都一如既往，而此举还是先从潮州做起的。
唐代虽然已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但逼良为奴仍沉浮反复。南方是“夷獠之处”，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故奴婢问题较中原地区突出。据史载，韩愈的同时代人的李绛、白居易、柳宗元等，在主持州郡政务时都曾不同程度地过问或解决当地贩卖男女之事。因此，韩愈在潮州、袁州计庸以偿，赎放奴婢，是有识的地方官施政的贤举。
唐代所处岭南的地方官“类多贪纵”，矛头总对准当地人，尤其是少数民族。韩愈是深恶痛绝的，因此，释奴之举，不但是维护法制，维护*，移风易俗，也是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
在唐代，“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可见，物色、收买奴婢还是一条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获罪远贬的韩愈，却反其道而行之。因潮州释奴一事，对刺史而言，是德政；对庶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来说，是福音；而从个人品德而论，则是韩愈刚正廉明的官风。
广东人眼中的包拯：（1）
昔日端州人有嫌“有眼不识货”，今日肇庆人大造“包公文化”
名扬天下的“包青天”曾任过广东端州“市长”三年。
端州就是世界名砚……中国文房四房之一的名砚……端砚的原产地。
2007年，一份广东肇庆、河南开封、安徽合肥联手挖掘“包公”文化资源，开展文化旅游区域合作的倡议书正在三地间交换意见后，广东端州市（现名肇庆市）举行了“包公”暨宋文化展示。今日的肇庆人致力于大造“包公文化”。
（一）
肇庆是“岭南古郡”，古称端州，曾是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秦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2200多年，既是岭南土着文化的发祥地，又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西方文化最早的交汇处之一。悠久的历史给肇庆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全市有360多处重要文物景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个。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底蕴，为肇庆从历史名城向文化名城跨越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供开发和利用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文化名人是衡量一个城市含金量的重要标志。
而神州大地皆知的“包青天大人”在端州当“市长”三年，似乎鲜为人知，这主要是“推销”的力度不足。谁“推销”呢？当然责无旁贷者应是“端州人”，当然也应是“广东人”，而首责应为“端州人”。酒香不怕巷子深，酒香自有客至。但要有人经常“推销”才能传至客的耳朵，客才会至。于是有人嫌端州人不懂推销术，不懂包装自己的城市。
*政治局委员，原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多次批评说：“包拯在开封府才一年零三个月就名扬天下，在肇庆为官三年而世人知之甚少”，要求肇庆深入挖掘包公文化资源，精心做好“包公文化”这篇文章，为广东文化大省建设作贡献。
当然包公在开封之所以扬名，在于他特别关注除暴安民。他执法如山，无私无畏，为了为民做主，宁可丢掉了乌纱帽，直上金銮殿也要拿下奸贼的头颅……这就使他成了中国历代清官的楷模的所在，也为历代所钦敬的所在。
在端州，虽然他执政三年，那时刚好是他包拯第一次升任地级市的长官，一来这里曾是蛮荒之地，一时没聚集那么多朝廷权贵，还没碰上哪一个敢直接与包大人叫板的家伙，因而就未能让包大人就此而扬名。我想，如果那时有一个皇太后的哥哥、弟弟或啥的在端州府胡闹，我们的包大人也绝对不会客气的，于是我们的包大人早就在端州扬名了。
没机会，包大人就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因而，他做的这些事情，一般的地方官都会做，而且一样都会做好。林子的木一样高一样大，谁也参天不了，于是他也就没在端州扬名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当官的其实也像学功夫一样，要水到渠才能成。按现在的话儿，就叫做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包公他才第一次当州官，碰到的是一些平常的百姓缺水、缺粮、行路难这些常事，他一个一个解决就是了。而在这僻壤之地，能挖挖井，开开渠已经是不错了，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孔子曰：为官者，“德、勤、慎”也。在端州，包拯就把这基本功练熟烂了。“德”，就是要有体恤百姓之心，要有清正廉明之德。包公在这中国最着名的“天下第一砚”之乡，离任时，两袖清风，一个墨砚也不要。就是按眼下我们执政党的干部考察，绝对也是“优秀的”。而这“勤”字即是勤政，史上没详载，但他三年办了那么多事情，他能不勤吗？“慎”字，当官的说到底，“慎”字至要，一粗心就出差错，一出差错就成千古恨。包拯在端州三年，正是仕途上打基础的关键三年，他的缜密办事，在当地早有所闻，更不赘述。 。 想看书来
广东人眼中的包拯：（2）
（二）
说公道，只要认真挖掘，包公还是在端州做了一些令人敬慕的好事情。主要是领端州人开凿水井，解决饮水卫生；加固堤围，治理西江洪水，开渠排积水，增加耕地；重视交通和兴文办学，完善市政设施；修建粮仓储粮备荒等等。因政绩显着朝廷才升任他到国都开封，官拜“龙图阁大学士”。
包拯在端州注重民生，突出做了三件好事。
首先，是在城区开挖水井七口。当年城区居民长年饮用不洁净的水，瘟疫、疾病时有发生。包拯发动群众在城区开挖水井七口，居民感激包公，将七口井称包公井。
肇庆的水井到了清末民初已经数不胜数，基本上所有街巷都有饮用水井。由于包公井年代久远，七口井在何处，却鲜为人知。据元末明初郡人董源《义井记》云：相传郡城包公所凿之井有七：一在府治内；在府治西岳庙旁则第二井也；在县学前街南，俗称义井，则第三井也；其四是分司巷口；其五在广济仓右；其六在北门之左；其七在主帅堂前。
明末清初着名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包孝肃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门外者，曰龙顶岗井，居民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
现保存至今，影响最大的水井有三。其一，府治内，即今丽谯楼背后第一人民医院内（丽谯楼元末明初均为肇庆府衙所在地）。该井相传为包公锁妖井，有“包捉陆放马成湖”的传说，可惜解放初已填平了。其二，龙顶岗井（今称大井头），附近原有西岳庙一座，现该井水源充足，可以饮用。井呈圆筒形，以弧形花岗岩石砌井壁，井栏为石灰石，栏口内壁有近二十条深深的绳痕，看来井壁是清代时重新砌筑的，而石灰石井栏则为原物。其三，在今米仓巷，即原包拯储粮备荒的丰济仓所在地（元代改名广济仓）。该井井栏早毁，井水无人饮用。
其二是筑河堤，拦阻西江洪水。西江端州段的河堤就是当年包拯带百姓修筑的。在宋代之前，西江洪水每年都要泛滥，把端州城区城郊的大片农田都淹没了，所以包拯带领百姓修筑了这条堤围。把西江的洪水拦截在以南的这条河道上。河堤的北面开始挖塘来屯田，发展农业生产。这条堤路现在还在使用，还发挥着它的防洪功能。在1994年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当时洪水也没有淹没这条堤路。
其三是建粮仓。端州现有一条巷叫米仓巷，这是端州百姓为了纪念包公而安的名字。包拯在家乡奉养父母十年，过的是乡居的生活，对农事是相当熟悉的，建仓、储粮，于民至要。于是在他治下，端州兴建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粮仓。当年端州经济上相当落后，包拯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了过来。他除了建粮仓，还创建了端州的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这一切，使端州的经济和百姓生活在短短的三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
在肇庆，专为纪念包公而修的包公祠有两处：一处在城内端州区，一处在城外砚洲岛。城内的包公祠位于当年包拯赴任端州的下船处，由于这里靠近海沙起运的码头，交通方便，包公遂将当时的驿站迁来此处。后来，这里成为人们纪念拜思之处，建起了包公祠。祠堂里“正气长存、清风还在”的八个大字，与高大肃穆的包公塑像一道，至今仍然震慑一方。
城外的包公祠则更是寄托着一则传奇故事。传说1042年包拯3年任满离开肇庆时，船出羚羊峡，突然波浪翻腾，狂风骤起。包公顿感跷蹊，立即查问手下人。原来是端州砚工为了表达他们对包公体恤民情的敬仰，托人送来了一方用黄布裹着的端砚。手下人见并非金银珠宝便收入囊中，包公却坚辞不允，立即取出端砚抛到江中，这才风平浪静。后来，包公掷砚处便隆起了一块陆洲，这就是砚洲岛。
包砚的那块黄布，顺流而下，在不远处的西江边形成了一片黄色的沙滩，这就是现在“黄布沙”。当地人根据此传说，在砚洲岛上建起了一座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