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相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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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真相与传奇-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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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印度之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音乐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久久萦绕,十分迷人,清晰地表现出了杜拉斯喜欢的那些差不多已经消逝和消灭的图像。她拍得很快,总是那么狂热。在文学中也不应该装腔作势。那些东西,她不感兴趣。她说,让别人去嗦吧,让她蔑视的那些人去嗦,“那些讲述故事的人”,所谓“文人”的男男女女。
  她写电影剧本如同她写书一样总是那么着急,她一辈子都这样,抓住失去的东西,把这毁掉的一生变成一个传奇故事。
  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放映了,她已经习惯猛烈的批评,习惯遭人拒绝。然而,在克鲁瓦塞特酒店的饭桌边所拍的照片显示,她还是有些不屑,照片上的她似乎很厌烦,表情让人难以捉摸。然而,她知道,她与和她如此相像的普鲁斯特一样,并不为他人而写作,而是为了弄懂这个关于死亡和悲伤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跟着她,不放过她。于是,她带着她那种惯有的欣喜拍摄了《印度之歌》,没什么忧虑,而且坚信自己在创造某种新的东西,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除了图像以外,让她感兴趣的还有声音。电影中的生活来自马路,来自城市,它们独自讲述着这个世界的故事。声波比图像更加重要,它必须断断续续地讲出一段已经过去的传奇,讲述她久久寻找的旧日留下的痕迹。它们必须说出这种噪音;这种声音,这种叫喊,那个亚洲殖民地的壮举,以及乞丐和殖民者混在一起的喧哗、酒吧里钢琴的旋律和穷人的乞求。永远要叙说失败和抛弃、死亡和失败的故事。她不理睬那些专业的电影编剧,对演员们说:“随便些,感受音乐和气氛。”就像她曾对《萨迦王国》和《可能是吧》的演员们说过的那样:“不要演戏,要即兴表演,什么都别管,放松。”塞里格、隆斯达尔和卡雷尔抓住了她的这句话,他们形体自由、慵懒,好像深受欲望的折磨,被文字和声音的力量击穿了一个洞。演员们尽管那么富有个性,但都乖乖地听从杜拉斯的指挥,他们走向那个世界,像布娃娃一样穿越罗思希尔德饭店荒凉、破烂的走廊。杜拉斯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将走向何方,不知道安娜…玛丽?斯特莱特为什么要消失在恒河的水中,她问演员们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要讲真话,但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让杜拉斯满意。那部电影就是这样,朦朦胧胧,充满歧义,像一个谜。她向演员和观众索要她本人从工作中得到的东西。如此苛刻的写作并不知道走向何方,作家不应该改变故事的方向,不应该让自己知道些什么。他应该被引导而不是去引导,他是配角而不是主角。杜拉斯世界的所有角色都被要求这样隐去自身,要有这种魔力和神奇的本领。想躲避的人离开大厅就是了。杜拉斯认为这属于“病态的、静静地一直在消化的大众的一员。井里的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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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他来自远方(3)
她像以往一样,拍电影没有钱。她常常感到愤怒,仇恨大部分制片人,她给后人留下了肮脏而粗糙的图像。但她不在乎,这也是她所推行的美学观点之一,属于她关于消失和遗忘的艺术。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之歌》慢慢地失去了强烈的色彩,内容也不那么缤纷了。它像是1930年代的电影,任何电影资料馆都不会再去研究它。它原来就是那种状态,就像罗思希尔德饭店的花园里那种朦胧的丰富的美,既荒芜,又好像是在热带丛林中,赤道的林中可能隐藏着她小时候见过的老虎。
  她所写的、拍摄的、经历过的和她周围的一切都显示了她所说的那种“消失”的魅力,展现了死去的生命、流逝的时间,时间已被玷污得毫无光彩。于是她说,艺术家首先要努力把这些东西重新登记下来:时间的永恒,时间在流逝,这种几乎是抽象的流逝,人们并不总是能觉察它们的过程。
  殖民地已不复存在,但对它的幻想和安娜…玛丽?斯特莱特的身影总是萦绕在她的脑海之中,于是,1974年,她又重新钻进了那个时间之“洞”,她所有的电影和作品都在那里。她把它叫做是“《印度之歌》洞”。她曾对卡洛斯?达莱西奥解释说:“这部电影发生在我们所陌生的一个国度,对你和对我来说都是这样。被殖民的印度人,苍茫朦胧的大地,麻风病、饥饿还有加尔各答的情人们,我们俩得把这些东西全都创造出来。”
  音乐停在了这种幻觉中,停在“来自我们体内痛苦的感情里”。它把画面交织起来,画面如同乳香,袅袅地在钢琴上面升起,在布洛涅…塞纳河闷热的夜晚升起,由于杜拉斯自己都不知道的一种魔法,似乎变成了加尔各答的音乐。令人窒息的图像和声音触及了她的秘密的中心,使她处于狂迷中。黛尔菲娜?塞里格的那种看破红尘的优雅和富有魅力的音乐在公众看来保证了影片的成功。然而,相对于图像电影而言的声音电影出现了,尽管很不引人瞩目,杜拉斯却认为是天才之举。这种现象和她久久没有说出埃玛纽艾尔?里瓦的名字相同吗?面对塞里格深具魅力的形象,她有点不高兴。好像是为了更深地陷入那个遗忘之洞,她想摧毁《印度之歌》。她开始拍摄《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继续那种一直追随着她的观点,讲述“不可讲述的东西”。“在《印度之歌》中,”她说,“我必须让人忍受被消灭的考验。”于是,她在所有的演员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来到了罗思希尔德饭店。那是1975年到1976年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10摄氏度。一帮技术人员跟着她。她一大早就开始在霜冻和寒冷中拍摄,头戴一顶羊毛无檐帽,穿着一件旧毛皮大衣,她说她感觉不到冷。她要重新创造《印度之歌》。不再演戏,不再有演员,不再有布景,也不再有时间表。就在饭店被拆掉之前,她拍下了它的方方面面。她想拍的是一部关于痕迹的电影,摄影机瞄准了蜘蛛网、破烂的护壁板和千疮百孔的灰墁,一个被高得像热带丛林的草丛淹没的世界,这部影片讲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故事。她保留着声音电影,从此,电影只因动词而存在。
  在《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她叫威尼斯》之后,她想证明图像毫无用处,她想展现的,用她的话来说是“开创道路”,借助电影在那条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她总是把这种极端的探索当作是自己的任务。
  《巴克斯特》、《薇拉?巴克斯特》、《整天在林中》、《卡车》、《黑夜号轮船》、《塞扎蕾》、《被否定的手》、《奥莱丽娅?斯坦纳》、《阿加莎》、《大西洋人》,从1976年到1981年,她每年都在这种不可拍摄的电影中前进一步,直到拍出没有画面的《大西洋人》。
  她本人成了影片中的女演员,《卡车》的小妇女,另一个模样的女乞丐,“既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想让电影重新恢复说话的功能,在她之前,电影一直是图像的囚徒。她把这种语言和“流动的图像,伊夫林1人的图像”搬上了舞台。摄影机经过“语言大道”时抓住了路边看到的一切。不再表演故事,她根据情况创作电影。
  

第六章 他来自远方(4)
在互不连贯的语言中,她确定了写作的真正位置,在晕眩中,在被《黑夜号轮船》挑战的深渊中。这个故事想讲述在电话中相爱的人的对话,“他们整夜整夜打电话聊天”。他们抱着电话,有时说话,有时沉默,互相取悦。“但电影真的能表现这种‘黑色的性欲高潮’”吗?
  表现这种不可能表现的东西成了她的成就,所以,她所拿出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影片”。电影表现的是随意坠落到摄影机这个黑房间里的图像,不管那是什么图像。
  她在拍摄的,是“电影的谋杀”。她带着惯有的热情和巨大冲动,她做什么事情都这么激动,最后都像是失望了。别期望这部电影有什么安排得好好的场景,只听声音吧,有时只有一种声音,她的声音。声音来自很远的地方,来自史前时期。她所写的短文互相交织在一起,被她放在胶片上,与图像的痕迹混在一起,图像,她所在的狂喜之地,在她看来,那是痛苦和流放的根源,亚洲的痛苦,奥斯维辛的痛苦:一切都在这里了,伸手可及。神奇地出现在亚洲,“在雷诺之前,在圣日耳曼岛的椴树后面,藤互相缠在一起,爬向暹罗湾边的那座热带丛林,在灯塔和死者的路灯亮起来之前”。
  《奥莱丽亚?斯坦纳》、《阿加莎》和《大西洋人》的循环,最终沉入影院的黑夜里。
  但那个黑夜让她想起了书中的黑夜,想起了神秘的深渊。她曾探索过那个深渊,后来放弃了,现在,它又回来了,叫喊着。杜拉斯前所未有地肯定了写作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只有语言和声音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那个时期,在1980年代初期,人们认为她狂妄自大,而且厚颜无耻地表现了出来。她自称是“天才”,无人能比。由于拉康曾说她“懂”,她便告诉媒体,她的电影走到了知识的顶点,走到了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一直来到了《被否定的手》中的千年之夜。
  她让贝莱尼丝来出演她的短片《塞扎蕾》,然而,她和这个女演员一样,好像也史无前例地迷失了,掉在了她自己想探索的那个“洞”中,感到了写作将重新给她带来的那种巨大晕眩。
  准确地说,她是想在写作流动的时候抓住它,在它投入到这种没有联系、表面上也没有参照的流动过程中,在她的“青春”中,语言也将变成会“流动”的东西,服从于欲望抒情的变奏。准备“回到出生的地方”。
  

第七章 试什么?(1)
试什么?
  ……试着去爱
  电影的谋杀结束了。杜拉斯好像又把自己交给了专制的写作。“被判写作”,她疏远众人,自我抛弃,重新产生了对酒精的热情。脸变得凝重了,皱纹阡陌交错,损坏了,变形了。她住在诺弗勒堡,服用劲量很大的药,但酒减低了药效。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怜巴巴。密特朗执政的时代开始给她以快乐,她喜欢这个新总统,由于过去一起共过事,由于罗贝尔?昂泰尔姆的事,艰难岁月里的那种合作奠定了他们友谊的基础。
  然而,她又变得怪异了,粗鲁而自傲。虚荣心暴露无遗,她背叛友谊,躲在孤独之中,疑心重重,在她心中不再有别人的位置。她倾听别的声音,心想她是开放的,对着这个宇宙开放,尽管巴黎的文人都笑她,她还是自称为“宇宙人”……
  她对现实世界感兴趣,重新捡起了新闻写作,自从抛弃《法兰西观察家》之后,她已经很久没有碰它了。她这一时期享有的特权使她产生了想听时代和历史重大变化的愿望。所以,封闭的诺弗勒堡对着大宇宙敞开了,她声称分析了大宇宙的一切,弄懂了一切,因为“那些东西随处可见,一切都在伊夫林,在诺弗勒”。
  在那些年间,尽管她慢慢地对形式越来越不上心,她还是矛盾地成了诗人,最初的小说中出现的那种极为自由、富有音乐性的声音重新得到了肯定。她在家里能看到一切,人、季节,世界上络绎不绝的事件,一切都像寓言和道德童话似的:第三世界的悲惨、格但斯克湾1的暴乱、乌干达的饥馑、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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