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一定要采用鱼死网破这么激烈的做法吗？
古魁：我跟他们谈了多少次，找区长、书记、国土局长，什么办法都没用。我可以说是什么办法都用完了，全家已经走投无路，倾家荡产了。
开越野车威胁领导并没能解决问题，成华区12层高的政府大楼成了古魁的下一个目标。2007年7月，古魁下了决心，没跟家人商量，独自一人跑到老家德阳的花炮厂打工，学习爆破，决心要与大楼同归于尽。
古魁：我给我儿子写了委托书，说我出去一段时间，然后就一个人，把手机也切断了，到花炮厂去学爆破、发射。毕竟我以前懂一些，学起来很快的。
子墨：人家花炮厂让你学吗？
古魁：从外表看起来，我不像是个干活的人，所以他们叫我去坐办公室，管安全。我说我要下车间。后来什么都学会了，包括装配、发射、配药、爆破等等。理论也罢，实践也罢，都懂了。
第22节：告官“刁民”（4）
子墨：学了多久？
古魁：一个来月。
子墨：人家没有怀疑过你吗？
古魁：怀疑了，最后成都市公安局找了德阳公安局，叫那个花炮厂的副厂长给我做工作，说你这么大岁数，打什么工，不要打工了，赶快走吧，回去吧，最后强行叫我必须那天走。当时好多便衣公安遍布在那个厂周围，叫我必须走。公安跟厂里说，他不是来打工的，是来学爆破要炸成华区政府大楼的。
子墨：成都公安局当时已经猜测到你的意图了。
古魁：猜测到了。
回到成都后，古魁为爆破做了周密准备。他把两辆越野车的后座拆掉用来放炸药，并精确计算了所需的炸药数量。此外，还多次测量车子从区政府大门开进地库所需的时间。他甚至在区政府对面租了一套房子，密切监视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古魁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一旦他靠近区政府大门，保安就会很紧张，在对讲机里不断重复：“古魁来了，古魁来了。”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古魁到区里，全区都要紧急集合。”
政府叫律师来帮我打官司，那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古魁：我测量到车从成华区政府大门口开进地下车库的时间，可能也就5…10秒钟，还看了哪里能实施，找大楼受力的地方。
子墨：应该说做过精心的准备。
古魁：确实做过，因为那是没办法，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子墨：听说那段日子，只要你出现在成华区政府门前，保安就会非常地紧张。
古魁：到现在还是这样。我来了，保安就对着对讲机到处喊。
子墨：假设你真的炸了政府大楼，这是犯罪，你想过吗？
古魁：说句良心话，我去学爆破，想炸政府大楼，还想活吗？死人还谈得上什么犯罪吗？
子墨：你自己不想活，可是会伤及无辜，你想过没有？
古魁：我为人处世，一向都是先想别人，后想自己。什么叫“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最后成了性本恶，成了恶人，为什么？我是被逼无奈，确实没有办法。
第23节：告官“刁民”（5）
因为扬言要炸政府大楼，古魁一时间成了名人。当这个消息传得铺天盖地之时，事件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机。成华区政府主动找到古魁，说服他走上法庭起诉政府。区政府随即开出了优厚的条件，给他10万元作为打官司的启动资金。
古魁：成华区这个书记还是挺人性化的，说话坦诚。当时我找他，说你不解决，我真要下毒手了，哪怕你是无辜的，我也知道你无辜。他就实话实说，说这么大的数字，谁敢给你表这个态。他说你通过法律程序搭个平台，我们再通过这个平台来调解，不判，调解就行。最后政府的法律顾问来给我做工作，说打官司的费用，政府可以跟法院协调减免，律师嘛，我们帮你找。我想哪来这么奇怪的事情，你叫律师来帮我打官司，那不是天下最大的笑话？我想了想，跟他说，第一我没钱打官司。他说起诉费我们给你全免，法院院长、政法委书记、常务副区长、国土局长当时都在。我说第二打官司，我请律师，不要你出律师，你借我10万块钱做启动费。最后他们答应了。
子墨：答应之后做到了吗？
古魁：做到了，确实这么做的。
子墨：在你看来，成华区政府为什么会愿意借你10万块钱做律师费，让你来和他们打官司？
古魁：他们就是想解脱。一脚把你踢到那个地方（法庭）去。你去吧，要干什么，一动就犯法了，你找不着政府了。当时从正面看，我希望政府也是有善意地、有诚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整个事情的经过是否真的如古魁所说？成华区政府拒绝接受采访。但区政府法律顾问李启军曾公开表态，由于将军汽配城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性质，因而属于非法建筑，强拆合法。但是在古魁看来；成华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土地性质从未被改变。在他出示的一份区政府当年招商时使用的规划图中显示，将军汽配城所在区域确为商贸用地，而汽配城开幕时成华区的多位领导都有出席。古魁还出示了成华区市场商业口岸开发领导小组在2003年3月下达的批复文件，文件内容明确显示在城北商贸区开办将军汽配城，经过了政府的道道审批，用地应属合法。
第24节：告官“刁民”（6）
除汽配城是否属于“非法建筑”外，双方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赔偿金的多寡。成华区政府计算的赔偿金额是878万，而古魁计算的则是2亿多元。成华区认为赔偿应该按照农村集体土地的标准，而古魁则认为应按照《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的标准。土地的属性成了问题的关键，古魁说将军汽配城所占土地原先确为农村集体土地，但早在2002年成华区就报请上级各部门批准征用，2003年国土资源部下发批文后，这片地的属性已经转为了城市用地。
古魁：他们老是纠结着说我是非法用地。我说，你说我非法就非法吗？你要拿出东西来证明。2003年这块地是成华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是政府立了项的。
子墨：为什么他们会说你这片土地是集体用地呢？
古魁：它（成华区）是强词夺理。他们2002年就已经申报这个土地了。2003年9月3号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征用为城市用地了。
子墨：听上去赔偿金的差异主要和土地性质有关，你为什么没有去找上一级国土资源部门来进行确认呢？
古魁：我去上面找了，都石沉大海。我到省政府、省国土资源厅、市政府，包括给市长、书记、人大都写过信，但是都没有结果。
2008年7月，拿着区政府提供的10万元钱，古魁真的将区政府告上法庭，而受理法院正是成华区法院。庭上，控辩双方就汽配城是否是非法建筑，以及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等问题激烈争论。2009年1月第二次开庭时，双方激辩长达８个小时。截至目前，此案尚无定论。
在这场罕见的政府主动要求的“民告官”事件中，当事人古魁在五十多年的人生里，并非胡作非为的暴民。他曾资助过一名贫困女大学生。用来“作案”的越野车，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被开到了重灾区彭州的白水河，至今车上还有加盖彭州市人民政府公章的抗震救灾特种车辆通行证。他说自己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辛辛苦苦、白手起家的资产在政府的强拆下说没就没了，而且还没个公道说法，这才走了一条非常之道。现在他赋闲在家，有空的时候，会到汽配城的原址去转转。十余年间古魁在那块土地上经历了三次创业，也遭遇了三次拆迁。面对前两次拆迁，当年的他一度非常配合。
第25节：告官“刁民”（7）
古魁：我是1991年下半年来到成都的。最开始辛辛苦苦建立了一个1000多平米的将军茶厂。1998年由于修三环路的需要，搞拆迁。拆迁补偿不是很理想，将军茶厂基本上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子墨：这家茶厂投资了多少钱？
古魁：三四百万。
子墨：赔偿呢？
古魁：40来万。
子墨：当时你和政府争了吗？
古魁：没有。我这人可能还是太单纯了，总觉得政府也有困难吧。实际上我的企业受到很大损失，但是如果政府能就地安置，我们企业应该还是有发展潜力的。所以我鼓起勇气，把能利用的资源都利用起来，小孩、亲戚、朋友和我一起又重建了将军茶厂，修了个50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当时茶厂就基本上生存了下来。
然而2002年，就在他的新茶厂的厂房刚刚盖好之际，又传来了三环路扩充绿化带，且三环内不得修建厂房的消息。古魁只得看着5000多平米的茶厂再次被推土机铲平，这一次他又损失了1000万左右。不过他还是响应了政府号召，拆掉茶厂。此后不久，将军汽配城建设完工，古魁红红火火地办了开业典礼，还邀请区政府的领导前来剪彩。为了汽配城的未来，他努力地和政府搞好关系，甚至还借钱帮助政府完成过税收任务。
子墨：听说有一次成华区要紧急上交一笔税收，钱不够，你还垫付了一笔钱。
古魁：这也是让人心酸的事情。当时他们说税收任务有点紧张，差几百万交上不去。我是纳税大户，本来年底才应该交税嘛，他说能不能提前交一下。
子墨：交了多少钱？
古魁：60万。当时我资金相当紧，手里没多少钱，还是从民间借钱交的。利息很高，两三分的利息。
子墨：高息借贷去交这笔税是为了和政府搞好关系吧？
古魁：也有这个成分。但我想交税也是我的一个责任。
子墨：你当时对汽配城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古魁：我想把这个汽配城做大做强，做成西南最大、最红火的汽配城。如果能做到，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事业上的一个肯定。
第26节：告官“刁民”（8）
四年后汽配城再次被拆，被一片商品房所取代。城市规划的变更，也变更着一个个小民百姓的生活轨迹和悲欢离合。拆迁问题专家王才亮说，古魁案件中的一些主要情节，恰是国内拆迁领域某些不良风气的缩影。
王才亮：成华区对这块地的规划，八年之中变了三次，这说明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缺少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性的眼光，导致用地规划变来变去。其实，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国家对于土地规划的严肃性，始终没有应有的认识，换一任领导就换一个规划，导致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这也就是胡锦涛同志说的“折腾”。我想“中国式折腾”反映在经济建设上，最大的“折腾”就是拆迁和土地规划的任意变更。这几年拆迁之所以会成为社会焦点，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折腾”。像古魁这样的反复被拆的，不是个案，全国各地这种情况多得很。中国的拆迁这两年出现了一个倾向，就是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喜欢走两个旁门左道：一是明明是城市拆迁，偏要给你搞成农村集体土地拆迁，从而降低拆迁成本；二是跟你谈不拢，协商不好的时候，他不是去考虑为什么协商不好，是不是补偿标准低于市场价格，怎么来解决问题，而是想到另外一个途径——找你的碴儿，查你的手续全不全，把你的工厂当成违法建筑来拆除，用“拆违”替代“拆迁”。这是不符合现行拆迁政策的。古魁的案子发生后，我认为政府现在的态度是正确的。政府与公民都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如果发生争论，需要依法办事，应该请法院来公断。我认为这是个进步。
尽管如此，王才亮还是表达了对这场官司的担忧。他担心古魁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