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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婕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在菜地里采这摘那，高兴地说：“这都是我娘弄的，简直是个小菜场。”我问：“杨叔干嘛呢？”“原先是采煤工，五六年遇上那场劫难，落下了残疾，现在在井口坑木厂打更。”我的心头涌上了困惑的谜团，脱口而问：“你是怎么认下这义父的呢？”杨婕神色黯然：“往事不堪回首，说来话长啊。我父亲和杨叔原本是酒友棋友，这种交往要回溯到五六年。那年矿区流行一种怪病，四肢的肢端像手套、袜套似的麻痛。发病后，发生肌无力，瘫痪从下肢开始，向上蔓延，引起呼吸麻痹，严重者可以发生全身瘫痪，窒息死亡。一时人心惶惶。医生们也束手无策。
我父亲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在'西塞尔内科'中找到了理论根据。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症”，采用激素治疗。当时，杨叔也罹患上了，病得奄奄一息，家里已准备好了后事。按照山东人的习俗，要死一定死在家里，执意要出院回家去。作为院长的父亲情急之下，骂了杨婶，坚持抢救。杨叔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五七年一场横祸，我父亲成了‘极右分子’，因拒不认罪又加上了‘现反’，先是监督劳动，后是全家遣返回乡。在这节骨眼上，杨叔杨婶挺身而出，找到父亲，一定要把我留下，认作干闺女。从此我改名杨姓，进入这个工人家庭。在整整两年中，我受到干爹干娘百般呵护。”杨婕越说越激动，像打开闸门似的讲述这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情故事。
只听门外喊：“姐！姐！。”是杨婶带着两个大花脸的泥猴似的弟妹回来了。“守文，守义。”杨婕一下奔了过去。我也帮着卸两个孩子身上背的麻袋。一提溜，挺沉的，足有七八十斤。真难为这十来岁的孩子了。杨婶心疼的唠叨说：“这两个孩子真贪心，这么大的煤矿捡得完的？快，去洗洗，咱们包饺子吃。”守文向我们扮了个鬼脸，进了屋，守义瞟了我一眼：“姐，他是谁啊？是姐夫吧？”杨婕脸一红：“同学呗，这丫头！”杨婶大声喊：“小三子，去找你爹回来。小义，和面。”又喊：“小婕，来帮我摘菜和馅。”不一会，守文就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干巴精瘦的小老头，和我猜想中的山东大汉逥然不同。但那双不大的眼睛，却烔烔有神。“爹，近来身体还好吗？”“三饱一倒，好着呢。”他边卷叶子烟，边看着我们。他那双不太灵活的爪形手，恐怕就是后遗症了。杨叔忽然说：“挣点钱不容易，小婕，别老给我们邮钱了。慕院长咋样了？”杨婕噙着眼泪，强忍着不让它落下来，哽咽着说：“他走了…
（１２—95）
有如昙花一现，宜人的夏天，还没热几天，转眼间又是“无边落木萧萧下”，阵阵秋风送凉意了。气候的变化期，正是疾病的高发期，尤其是秋冬之交，急诊室像开了锅，被病人、家属塞得满满的。诊室里像“唱大戏”一样，不少医护也罹患上了感冒。
值夜班只有三个大夫，两位女大夫都病倒了。我也觉的一阵阵发虚，但我还是坚持住了。急诊室的护士是三班倒，而医生上的是“大夜班”，从晚五点到次日早八点。没事时，可以在“值宿舍”稍事休息，晚十二点以前，病人一个接一个，络绎不断，几乎没有喘气的空隙，有时连厕所也去不了。
刚过子夜，我就被叫了起来，来了一位青年妇女，她服了“毒鼠药”，其丈夫搂着她，一口一个“心肝”的喊着。我简单问了病史，让护士准备“洗胃”。但这年轻的女患，怎么也不配合，说啥也不肯“洗胃”。还是老护士看出了问题，让他丈夫回避，终于弄清，这是对刚结婚不久的小俩口，因琐事口角，其实并没有服什么“毒鼠药”，只是吓唬吓唬丈夫而已。一场虚惊。
刚想去休息一会，又来了个“酒精中毒”的病人，送来的人说他喝了两瓶北大荒。老护士嘟囔着说：“方大夫，真借你的光了，这么忙。”我无奈的摊摊手：“谁让我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呢！”
我合衣躺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忽听门外有哼哼唧唧的呻吟声，一骨碌爬起来。果然又来了个中年妇女。老护士正在给病人测体温，见我睡不醒的样子，有几分怜悯的说：“还没叫，你就起来了？”“我这个人睡觉轻，一有动静就醒了。”“好在年轻，要不真够呛。”老护士一看体温计，“呀”了一声，我接过体温计一看，40度零5，体温计快出头了。我忙问：“家属呢？”老护士指指门边蹲着的小女孩。我先给病人作了检查，听诊，心率频弱，两肺混合性啰音，一个不详的诊断跳出我的脑海，“中毒性肺炎”。不一会儿，病人出现四肢抽搐，惊厥症状。我问小女孩：“你爸在哪上班？”“兴山矿二井。”小女孩哭出了声：“我爸还在井下呢。”我的心一下沉重起来，打电话要了救护车，让司机帮忙，把病人抬上了车，一直送进了病房。并向值班大夫作了交待：“病情严重，我只好先斩后奏了。”
回来路上，司机问我：“你认识？”我摇摇头。下了车只觉得一阵眩晕，我一下卡倒了，司机忙扶我进了急诊室。老护士见状，给我静脉推注了六十毫升高张糖，搀我到值宿室躺下，心疼的说：“这么折腾，谁都得累趴下。”
（１２—96）
国庆十五周年。新中国走过了艰难的十五个年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和天斗，和地斗，还要和人斗。从废墟上崛起的共和国，本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工商业改造到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到大跃进；给憧憬共产主义的人们，蒙上了层层困惑。庐山会议之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参加工作两年了，我对自己作一番剖析和反省；我并非人们印象中的“清高”和“孤芳自赏”，而是一种自尊和自卑心理的奇怪混合。显得“少年老成”而又“任性幼稚”，更不能“自律”。染上了烟酒，就是放纵自己的恶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社会知识方面，陈慧是我的启蒙老师。
雪后放晴，太阳当空，却被罩了一层帷幕似的，显得那么苍白阴霾。白雪皑皑，大地像铺了一层棉絮似的。高大的井架，喷着浓烟的烟囱，像一幅矿山风情版画。工人们已停止一切室外作业，农民们开始“猫冬”。和南方冬季的阴冷潮湿不同，城市里室内暖气充足，温度很高，有时达二十七、八度，只穿衬衫就可。
我燃上一支烟，望着窗户上的冰棱窗花出神，往事一幕幕的重现，有时烟头烫着手指，方“激凌”一下回到现实世界。我不知道自己属于何种神经类型？
“学毛著”形成了制度。根据急诊室具体情况，工作时间忙，无法保证学习。于是规定每周一、三、五下班后五点到六点半，为政治学习时间。这可苦了我们几位“独身女”和“单身汉”。学习完到食堂，只有剩菜凉饭了。但我们学习热情不减。这个礼拜，学习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要求结合科室和个人情况发言。学习由颜主任主持，先念原文，尔后讨论发言。通常没人第一个发言。
颜主任说了开场白；“我们急诊室从成立以来，一直是先进科室，但近一个阶段，有些松懈现象，连夜班都排不开。大家议一议，这是什么问题？”林农说：“这不是明摆着嘛。”赖义点燃了一支烟；“主要是病人多，工作压力大，来了重患还得连轴转，机器还得维修呢，何况是人？”颜主任沉下了脸，“这都是客观原因，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人的思想。”众皆哑然。冷场之后，颜主任点名，逐个发言，说的都是套话。她最后作了总结：“客观困难要靠主观努力去解决，这就是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的宗旨。每人都要写出心得笔记。”她回过头来对我说：“方大夫，交给你一个任务，你画个‘学习园地’的报头，把每人写的心得贴上墙。”我点头诺然。
散会后，颜主任把我留下，突然问我：“那天来找你的姑娘是谁？”“是我同学，杨婕啊。”“杨婕？不对吧？”颜主任定定地看着我，见我茫然的样子，自言自语的说：“难道我看走眼了？”我赶紧开溜，“颜主任，没啥事，我先走了。”
（１２—97）
风云骤变，下了一宿的鹅毛大雪；银装素裹，琼枝玉树，天地一色，成了银白世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来了不少实习队，有哈尔滨的、鸡西还有合江的。颜主任把讲学的任务交给了我：“你毕业时间不长，又有了两年工作实践。实习生由你负责。”
我自己还是个新手，但又不好推辞。听说省城来的大学生都有一种优越感，各个院校间还有“门第观念”。再说年龄和我相仿，当他们的老师，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只能勉为其难，就当互相帮助，教学相长吧。
一下来了这么多的实习大夫，有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急诊室又是重点科室，实习大夫几乎是一拨接着一拨。除了患者，全是白大衣的影子。虽然秩序有些乱，还是忙中偷闲，给实习大夫们剖析典型病例，讲解诊治方法。都是过来人，我自己有切身体会；实习是很关键的环节，一旦踏出校门，就全凭自己的悟性了。光有理论没有实践等于纸上谈兵。我和实习大夫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和我似乎也更近乎，混在他们中间显然就是大师兄了。他们一口一个“老师”叫着，倒使我多了几分尴尬。自己掌握的这点“皮毛”，何以能为人师。惭愧！
“嘿，方昊！”我回头一看，是位女生，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又不认识了？”我觉得有些面善，好像在哪见过，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她咯咯一笑：“真是贵人多忘事，想想，再想想，在松花江上。”她见我迷惑的样子：“我是鲁华！”这邂逅太意外了，我紧紧地握了握她手：“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这是我们的缘份。”她那双眼睛热辣辣的，看得我有些侷促不安起来，“走，我请你吃饭。”她挺大方的说。“该我请你。我是东道主。”她又咯咯的笑起来：“我才是东道主呢。”
这里的习俗，女同志很少下馆子，她却带我到名气最大的鹤岭饭店，旁若无人的在最显眼的地方坐下，点了四个菜，要了两瓶啤酒。她忽然挺认真的问我：“工作还顺利吗？”“挺好的。”“我听说你原来搞外科的，怎么又搞内科了？”我苦笑中露出几分艰涩：“一言难尽，身不由已，反正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吧。”“看不出你思想还挺进步的，怎么连个团员还不是呢？”“不够条件。”“啥条件？”见她穷追不舍的问，我有些不悦，“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不是查户口吧？”她莞尔一笑，“人家关心你嘛。”我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站起身来，“对不起，我要上夜班，先走了。”她瞪大了眼睛，“你这人，真是的。”
（１２—98）
又是岁末年尾，望着撕下的一张张日历，心中涌上了一股莫名奇妙的惆怅，是光阴流逝的无情，还是碌碌无为的内疚！？
在走廊碰见了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