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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令我们不解的就是，纪爱萍大夫怎么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了，而是改由“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医生阴赪宏”出面。我想可能是纪大夫看病太忙了吧。
我们定好了飞往北京的机票，另外特地在北京友谊医院附近的旅馆定了房间。
9月27 日，我和太太抱着窝窝头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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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蜀 国 变 脸（1）
闲谈中，我们从纪大夫那里得知，纪大夫已经被医院方面明令禁止“私自”接待媒体，任何的采访都必须首先通过医院的上级领导。纪大夫告诉我们，她只是享受当医生的感觉，她觉得很满足。她形容和媒体打交道必须说很多话，她说那是“怪累的。”
难怪前些天看到的报导中，友谊医院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已经不是她了。
国庆节前的那份“北京福寿螺事件在国庆节前写下句号”的新闻通稿，已经被国内所有媒体转载，多数不知情的老百姓都以为福寿螺事件已经结束，社会上知道真相的人到底有多少呢？如果我自己不是在这些“安民告示”类新闻满天飞的时候还到友谊医院求医，我可能会和更多不知情的老百姓一样被瞒天过海。
至于那些还在住院的福寿螺患者，他们又何暇能顾及报纸上的消息。
突然觉得蜀国演义餐厅怎么说也有冤屈的地方，毕竟北京市卫生局在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卫生局在新闻媒体上丝毫没有表示出自己有错的态度，而是直接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在了肇事的蜀国演义餐厅身上。卫生局只表示会对肇事餐厅蜀国演义进行处罚，而丝毫不提卫生系统在此次事件中的“不作为”。
就在我们暗自为蜀国演义打抱不平的时候，蜀国演义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却发生了悄然的转变。热情接待了我们的陈幼玲女士在此后的几天内再也没有出现，直到我们打电话给她，告知她我们需要在国庆节前离开北京，希望离开之前能够得到一个答复。
陈女士答应在我们离开前一天的晚上到我们旅馆“详细商谈具体赔付事宜”。
9月29日晚，她带来了一位年轻人，陈女士跟我们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具体的事情由他来跟您详细谈。”
陈女士没有说明这位年轻人的头衔，她只是神情黯淡地坐在这位年轻人身旁。
这位神情不安目光东躲西闪的年轻人开口了。
他说：“公司目前还一直无法查阅到您在我们餐厅用餐的内部记录，另外，因为您发病不在北京，我们也不能确认广州医院的诊断，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派人到广州的医院调查事实。”
直觉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律师。
他显然是在推托的说辞一下就把我激怒了，几个月来的不痛快一下子让我爆发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深受侮辱！
我拍案而起，说：“你是律师，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是律师？”我拿起一支笔走到那个年轻人面前说：“你把你的名字和职位写下来，否则我绝对不和你谈。”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显然被我的激动情绪吓坏了，他抖抖索索地在纸上写下了“苗运平”和“公司法务”共七个字。
之前陈幼玲女士给我们的电话和种种温情的表现难道都是假的吗？陈女士不是在电话中已经跟我们“确认”了我们在蜀国演义的就餐事实了吗？
我觉得人格倍受侮辱，我已经根本不愿意和这样没有诚信的人继续交谈下去。我大声地下起了“逐客令”，士可杀不可辱！我无法忍受他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赔付到底”，私底下却对患者耍起这样卑劣的手段。
见我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也在同样生气的太太尽力压制自己问对方：“那么你们餐厅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查清楚我们的用餐记录呢？”
苗运平嗫嚅了半天，嘴里掉出一句话：“六天吧，给我们六天时间。”这显然是拖延之计；因为马上就要“国庆长假”了，他估计我们不会继续在北京呆下去，所以用“六天”时间来继续他的“拖延战术”。查一查电话订座、消费水单的数据需要六个工作日吗？我提出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以提高查证效率的建议，对方没有接纳。
23。蜀 国 变 脸（2）
正当我太太继续用温婉态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时，在房间里的我已经完全无法忍受这样的人留在自己的视线和听力范围之内，我大声地下起了逐客令。
我们随即决定，国庆长假就在北京过，本来我们是要回广州和家人一起过中秋节的。我们就耐心地等这六天！
我们三个人在北京每天的花销不少，而我们没有带足够的钱，正在打算让家人给我们汇钱时，知道我在北京索赔的一位温州同乡给我们一家人提供了一套酒店式公寓套房，先不说省了多少钱，那设备齐全的厨房结结实实地打消了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恐惧和忧虑。
大陆国庆节前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蜀国演义再次“临时召开记者会”，该次事件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定性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更注意到报纸上提到“蜀国演义酒楼临时召开记者会，公布对福寿螺事件住院患者的赔偿方案。但美籍华人与台湾同胞的赔偿方案将作为另案处理。对于赔偿过程中双方无法就赔偿数额和具体赔偿时间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酒楼同意接受消费者协会等公正第三方的调解。”
对于我来讲，“美籍华人”也好，“台湾同胞”也好，这些受害的消费者和国内的受害消费者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力。所谓的“另案处理”是要给我们这些境外人士“优待”吗？这种受到区别对待的感觉并不能让我产生什么优越感，反而我觉得极其不舒服。而且我注意到，一直没有吭声的“消费者协会”给拉进来了。
为了散心，我和太太带上窝窝头去了住处附近的天坛公园，窝窝头玩得非常高兴。看着天坛下她幼小的身躯，我的内心却有着太多的感慨。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及为百姓祈丰年之处。大陆人口众多，民以食为天，能够养活这么多人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下，我似乎能够体会到历朝历代有做为君王祭天时的虔诚。
纵然北京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可以去看，我们都没有心情走动。国庆节的七天长假内，多亏了阳光骨髓库的诸多志愿者老战友们，他们轮番前来我们的住处陪伴我们，他们的到来让陷入不快的我重新振作了起来。我决定怎么也要讨回一个说法！
10月3日，我太太再次致电陈女士，陈女士在电话里非常为难地告诉我太太这件事情已经转由一位姓田的同事处理，请我们直接和这位田先生联系。（直到事后我们才得知因为瞿传刚对陈女士“偏袒”受害消费者有很大意见，陈女士已经带着整个赔付工作小组愤然辞职。）
田先生告诉我们，公司负责计算机的员工还在放假，要我们再等几天再和他联系。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次致电蜀国演义，田先生告诉我们他也辞职了。
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已经被踢来踢去成了皮球。蜀国演义究竟还要如何演义？他们会销毁可以作为证据的记录吗？
10月11日，索赔未果的我们黯然离开了北京。
这时候，蜀国演义在媒体上公布的“患者赔偿方案”称：
对于已经确诊但没有酒楼就餐票据、也没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在酒楼用餐的住院患者，原则上不予赔偿。另外，对患者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费赔偿和后期治疗费“蜀国演义”也提出了明确的标准。预计赔偿总额将超过100万元。
没过多久，这个100万元的数字在媒体上变成了150万元。但是到底有哪些患者实际上得到了赔偿，我们无从得知。
这种受到巨大伤害之外又被加以侮辱戏弄的经历让我们觉得除了提起诉讼或者由“消费者协会进行调解”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多日来，目睹蜀国演义在媒体和公众前面的“种种表演”，让人不禁感叹那确实就是一场成功的“危机公关处理”过程。
也是据后来媒体记者告诉我们，北京市卫生局的相关领导到蜀国演义餐厅“检查工作”时，曾“亲切”地慰问了蜀国演义的老板和员工们。如果真是这样，对新闻媒体有“行政干预能力”的政府部门（北京市卫生局等）显然出于某种目的在庇护蜀国演义。
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们更加告诉我，瞿传刚已经逐一宴请了相关媒体的负责人，接下来媒体对蜀国演义的报导一定会“高抬贵手”了。
但毕竟这些来自于媒体朋友们的消息无法得到证实，我也只是当作道听途说。
蜀国演义餐厅的前后不一态度如同这家餐厅里提供的“川剧变脸”表演般让人眼花撩乱，我清晰意识到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种种利益纠葛，接下来的“维权路”会非常艰难。
但我不愿意相信一次影响如此巨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善后处理”竟然会出现这样不可预期的变故，我也不愿意相信人性可以丑陋到这样的地步。
26。因 病 而 生 的 大 医 网
住院的经历让我对国内所谓的“医源性疾病”和“食源性疾病”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些不断爆发出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其实源于公众没有能够及时“获得正确信息”的管道。
就在我住院的时候，中国爆发了“欣弗”事件，“欣弗”几乎和“幸福”同音，却实实在在地让许多家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并失去了幸福。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欣弗”注*，医学名称叫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不少患者在使用后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根据官方消息，截至2006年8月7日，全国范围已经有10余省份报告了81例，其中3人不幸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仅仅是得了感冒的六岁女童。
卫生部“紧急”叫停了这种危害范围极广的药物，但一切都仅仅是亡羊补牢。“欣弗事件”实际上还只是国内存在质量问题的数不胜数的医疗用品中的冰山一角，出问题的还有各种给孩子注射的疫苗。
回想起自己住院期间注入身体的种种药物，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安全的？是否有一些药物会对我的身体产生慢性的毒害作用？
我只觉得汗毛直竖，那种后怕无从说起。
就在我从北京回到广州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又爆发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小学生群体中毒事件。数百名小学生在食用了“课间餐”中的变质红豆糕之后出现群体中毒现象。
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我个人的经历或只是“运气”实在不好，但接二连三的事件都发生在自己身边，这样的频率实在有些太高了！
我觉得新闻媒体隔靴搔痒的报导并不能够引起人们长期的重视，社会是否需要一个更加快速传播消息的专业管道？此起彼“未伏”的各种恶性事件让我觉得除了事后应该追究重大事件的各个责任方之外，能否在酿成重大事件之前有更好的信息管道提供给公众呢？
我想到了传播最快速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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