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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聊斋”是聊天之斋。蒲松龄摆茶摊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说：“我为糊口耘人田。”他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了。“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做到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毕际有的夫人，和蒲松龄相识。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36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的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有趣的是，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提高《聊斋志异》知名度，现在《渔洋山人精华录》煌煌巨著里知名度非常高的诗歌，竟然就是这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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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墓被掘所见（1）
我关注并调查蒲松龄墓在“文革”中被掘的情况，是想通过墓葬搞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
蒲松龄18岁时奉父母之命和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爱情却种类繁多、描写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亲身的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1980年田泽长教授发表的《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22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仅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30岁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先生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卖文为活，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上世纪50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代笔之作。
既然陈淑卿不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蒲松龄会不会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如果蒲松龄有个可能影响到他感情生活和创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接常理不可能。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
于是，1980年9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在蒲家庄走访了蒲松龄几位嫡孙，他们介绍：
“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他们描绘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入，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儿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此后，翻箱倒柜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入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蒲家庄在兵燹战火中幸存的文物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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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墓被掘所见（2）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红卫兵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在世时，清王朝发生过几桩大文字狱。康熙二年结案的“明史之狱”，康熙五十二年结案的“南山集之狱”，著书者被戮尸，三家五服内男女老少以及校印、买卖书者，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蒲松龄写“官虎吏狼”，却逃脱了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万幸。
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清代文字狱就小巫见大巫了。1966年秋，长眠了251年之久的蒲松龄遭到了与“明史之狱”相同的命运。
蒲松龄墓坐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251年的“老封建”冲锋。
长眠地下二百五十多年的蒲松龄受到亵渎。
蒲松龄后人对蒲松龄墓被掘情况的描述有两点引起我特别关注：
第一，掘墓者确实把蒲松龄遗体挖出来了，那么，墓里是两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遗骨？还是三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及“第二夫人”？
第二，蒲松龄头下枕着一部书。这是部什么书？是《聊斋志异》又一手稿，还是传说的“蒲松龄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听到蒲松龄后人对“文革”掘墓的描述后，我对当年蒲松龄墓被掘的情况极感兴趣，198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蒲松龄纪念馆把当年掘墓的红卫兵头头请来了。这“独家访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长鲁童陪伴下进行的。多年来鲁馆长及其继任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很大帮助。
在疯狂年代做出掘世界文豪墓的疯狂事的人，当然不想向任何人承认或再提这件事，我能请到掘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完全靠鲁童馆长在当地的威望。据我所知，这位红卫兵头头在跟我谈话前后，从没跟任何人谈过当年掘蒲松龄墓的情况。因此，我的访谈绝对是独家访谈。
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访谈。在蒲松龄写鬼写狐的聊斋，在深秋黑咕隆咚的夜晚，谈一个鬼气森森的话题，一个我非常感兴趣、却令对方非常尴尬的话题——掘蒲松龄墓的亲历亲见亲闻！
红卫兵头头非常紧张，我先向其说明：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清查办”的，是普通的大学教师，在考察蒲松龄生平，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能对你有啥帮助？”红卫兵头头嗫嚅着。
“你是当代见过蒲松龄的不多的几位。”我这样说了后，马上觉得不合适，这似乎带点儿讽刺意味。干脆实话实说，“我想向你了解蒲松龄墓的情况。”接着，我问红卫兵，你们掘开蒲松龄的墓时，有什么感想？
红卫兵说：“没想到蒲松龄的墓那个熊样。”
“熊样”是淄川土话，意思是：太差，太不可思议，太不可能。
我问：“到底啥样？”
红卫兵说：墓里没有豪华讲究的棺木，也没有值钱的陪葬品，墓穴都不是砖砌的，只是用廉价的三合土夯实。蒲松龄身上一点金珠玉器也没有！
开头，掘墓的红卫兵都不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寒酸，这么简陋，能是一个大作家的墓？可是墓里出土的四枚图章，像板上钉钉，确指了墓主身份：“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留仙”、“柳树泉水图”。
其实，我对这四枚图章非常熟悉，因为，鲁童馆长曾把这四枚图章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给我看。这四枚图章是国家一级文物。
我问红卫兵：四枚图章是你们掘出来的，它怎么到了蒲松龄纪念馆？
红卫兵回答：掘墓后第二天，蒲松龄纪念馆的人找他们说：听说你们从墓里找到一些东西？这该属于国家，你们交给纪念馆吧。红卫兵对掘墓所得根本不在意，就给了。如果不给纪念馆的人，这几个图章早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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