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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的价值在直接取相，眼、手、心相应以与造物肉搏，而其精神则又在以富于暗示力的线文或墨彩表出具体的形神。故一切造形艺术的复兴，当以素描为起点；素描是返于“自然”，返于“自心”，返于“直接”，返于“真”，更是返于纯净无欺。法国大画家盎格瑞（Ingres）说：“素描者，艺之贞也。”
中国的素描——线描与水墨——本为唐宋绘画的伟大创造，光彩灿烂，照耀百世，然宋元以后逐渐流为僵化的格式。陈陈相因，失却素描的原始灵魂——物的真形与心的神韵。绘艺衰落，自不待言。
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所以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一经睹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素描之造诣尤深。画狮数幅，据说是在南京马戏场生平第一次见狮的速写。线文雄秀，表出狮的体积与气魄；真气逼人而有相外之味。最近又爱以中国纸笔写肖像，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明暗凹凸；以西画的立体实感含咏于中画的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引中画更近于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未尝不是中画发展的一条新路。
此外各幅都能表示作者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览者自知，兹不一一分析。中华书局特为刊印出版。写此短论，聊当介绍。
宗白华
二十四年五月八日于南京
“以中国纸笔写肖像，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明暗凹凸；以西画的立体实感含咏于中画的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宗白华语）
孙多慈是在宗白华处读到这篇序文的，看到“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她有些感动，也有些不安。抬起眼，她非常感激地看着宗白华，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宗白华笑笑地问，“怎么，不满意？”
“不是，我想起小时候的事了。有一次经过安庆小南门教授家老宅子，父亲就向我介绍，说教授如何如何了得。当时就觉得教授是天上的星月，可望而不可即。没想到十多年后，教授会为我的画集作序。我，真的非常感谢。”
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多慈描集》，对于安徽安庆，意义更非同一般。安庆才女的素描集，清新之气，扑人眉宇；安庆美学大师的序，溢美之意，跃然纸上。宗白华出生于安庆，孙多慈也出生于安庆。在国立中央大学，宗白华还是孙多慈“美学”课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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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1）
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
如果说徐悲鸿之前与孙多慈的关系，师生之情多于恋人之情，那么在1935年的这个春天，肯定有了质的变化，恋人之情远远胜于师生之情。这时候的孙多慈，面临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将就此画上终止符，那么剩下来的，就只能有恋人之情了。
但1935年春天的徐悲鸿，并没有尝到多少与孙多慈相恋相爱的幸福，相反，他的整个生活，随这种恋情的深入，被夫人蒋碧微无休无止纠缠，始终处在焦躁和烦恼之中。
蒋碧微只有一个理由：我的眼中容不了她，我的耳中容不了她，我的心中容不了她。
4月19日晚，傅厚岗6号危巢，家庭之间的口水大战再次爆发。徐悲鸿一气之下，又收拾简单行李，连夜从家中离开。夜色中，危巢豪华依旧，气派依旧，但骨子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徐悲鸿几乎带着诀别的神情望着它，眼中一片模糊。
少女时代的蒋碧微。
次日上午10时，徐悲鸿来到上海中华书局。不容舒新城发话，他就将去年夏末回南京后，因与孙多慈相交，引出蒋碧微过激甚至变态的猜疑，夫妻间一次又一次撕破脸的争吵，每次争吵又给双方尤其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一一向舒新城倾诉出来。徐悲鸿并不是个说话很碎的人，但这次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在独自诉说。到末了，他长长吐一口气，“新城兄，你帮我拿个主意，这种日子，我该如何了断才是个头？”
舒新城只能以常理相劝，但他知道，这种“常理”，对于徐悲鸿，没有任何作用。末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邓肯女士自传》，劝徐悲鸿回去认真读读，“你们俩都是艺术大家，有许多相通之处，读之后，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丝安慰。”
爱莎多娜？邓肯是著名的舞蹈家，1927年9月14日，她在尼斯（Nice）因车祸而惨死。早几年，邓肯就有写自传的念头，但直到1927年夏才最后完成。自传完成了，生命也结束了。邓肯一生，始终无法权衡爱情和艺术的天平，时而倾向前者，时而倾向后者，她的命运也随之沉浮。“时代变迁了，一切思想都发生大的改革，因此我想有自由精神的女子，都不能承受以往婚姻制度和道德。如果思想发生变迁，而有思想的女子仍旧结婚，那么，便是她们没有勇气贯彻她们的主张。考察近十年来离婚的统计，便晓得我的话是不错的。有许多女子听到我所宣传的这种自由主义，每每消极地反问，‘那么谁来养小孩子呢？’照我看来，假如婚姻制度是保障养育儿童不可少的东西，那么，这种婚姻的质量，未免太低下了。”在自传中，她对婚姻如是理解。爱莎多娜？邓肯的生命旅途是失望的，悲痛的，孤寂的，然而她的生命却是进取的，坚强的，快乐的。徐悲鸿目前的人生体验，多少与她有相似之处。
舒新城后来在日记里说：“此种男女问题，在艺人间本是常事，盖艺人以感情为生活，若不浪漫，则其作品无生命，师生间真成情侣，亦不算什么，不过在中国说是麻烦。”他又认为，“徐与孙实在谈不到恋爱，不过因孙之才学超群而特别维护之，社会不谅，家庭不谅，日日相煎，结果恐非走入恋爱之道不可也。”
此时的舒新城，完全是局外人的旁观态度，事不关己，自然说得轻松。但没有保持多长时间，6月24日，南京发来一封信函，就扰乱了他的这种“轻松”。寄信地址是傅厚岗6号，寄信人自然是蒋碧微。信拿到手，舒新城就有一种不祥预感，拆开信，果然，在蒋碧微的眼中，他的身份变了，在徐孙之恋中，由旁观者转换为牵线人。“午前得徐夫人蒋碧微一函，破口大骂……”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蒋碧微来信内容共四条，语气由浅入深，一步一个变化。其中第一条带有“命令”口吻，说孙多慈出画集，是中华书局和作者之间的公事，中间有什么具体事务，应该与孙多慈直接交涉，不应该把徐悲鸿牵涉进来；第二条有所加强，用的已经是“指责”语气，说徐悲鸿近来为孙多慈出画集之事，引起社会各种流言蜚语，“名誉扫地”，“道德破产”，家庭也处于崩溃边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舒新城在中间“宣扬牵引”。言下之意，如果不是舒新城的中介作用，徐悲鸿也不会在道德泥淖中，越陷越深。并说舒新城的这种行为，“实属无聊已极”；第三条干脆采用“讥讽”的语调，说舒新城有家有室，却公开与刘济群同居，置传统道德于不顾，也缺乏或男人或丈夫应有的责任。徐悲鸿虽然有品格缺失之处，但他还不至于效仿你这种下三流的做法；最后，她在信中表现出一种“强悍”的色彩，说自己虽身为女性，但并没有女人的懦弱，也绝不会听从命运，任人遗弃。最后她强调，说自己和徐悲鸿的婚姻是有基础的，不会因为暂时的波波折折而分开。舒新城在中间的挑拨，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写到激动处，她甚至用了“枉费心机”这样的字眼。
十五、 蒋碧微：我容不了她（2）
面对这封充满火药味的来信，舒新城恨得咬牙切齿。他认为此时的蒋碧微，“真所谓疯狗”，并以“悍拓”来加强他的这种感觉。他在日记里说：“我与孙多慈初不相识，因其为悲鸿得意门生，五年前在南京由其介绍始见一面，此后从无交涉，直至本年，悲鸿以孙之画集出版事相委，于四月间由其送稿来又见一面。此后因稿件关系，有所通讯，概为公函。某次孙因悲鸿在京受污甚苦，且自诉苦，悲鸿复请去函相慰，乃复一函，鼓励其努力于艺术。其他无有也。关于孙之画集交涉，均由悲鸿及孙两方请托，交悲鸿整理，寄去之件亦均公函。”气愤之余，舒新城更多的，还是为徐悲鸿的命运感到担心，蒋碧微“迁怒于我悍拓竟如此，难乎其悲鸿，更不知其前途如何也”。
徐悲鸿素描《碧微镜中》，写于1924年。
蒋碧微说，我的心中容不下她。这个“她”，自然是孙多慈。
但1935年6月以前，蒋碧微对孙多慈多少还是有些容忍的，至少没有当着面和她争长论短。不是自己不愿意，而是觉得如果那样做，实在是掉了自己的面子。不说自己比她年长十多岁，论学识，学长相，论经历，孙多慈哪样能与自己相比？但也正由于自己一容再容，致使徐悲鸿与孙多慈越走越近，近到已经危及自己家庭主妇位置的地步。此时蒋碧微反而想开了，徐悲鸿能放下“画家”、“教授”架子，与一个小女生卿卿我我，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能去和孙多慈当面锣对面鼓地理论一番？
选择的时间，是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多钟；选择的地点，是国立中央大学女生宿舍。有内线先行在那边探明了消息，孙多慈在宿舍，于是叫了一辆车，从傅厚岗直接开过来了。
立夏前后，“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太阳悬在天空，白晃晃的，有些刺眼。蒋碧微撑着一把长柄阳伞，戴着长至手臂的白手套，穿一身拖地白长裙，款款走近石婆婆巷中央大学女生宿舍的东楼。
孙多慈正在对近期创作的一幅油画稿进行修改，猛然看见蒋碧微走进来，猛然一惊，她立起身，不知所措，连手中的画笔落在地上也不知道。
“孙多慈，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徐夫人，我……”
“外面流言蜚语传得那么厉害，你好定力，还在宿舍呆得住？佩服，佩服！”
“徐夫人，请你相信，我和先生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之间清白得只有师生关系，可你有证据来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我……我……”
“既然你拿不出，那我就要问问你了，徐先生画过一幅《台城月夜》，里面女主角，知道是谁吗？”
“我。”
“徐悲鸿正为一位学生出画集奔波，短短一个月，上海就跑了四五次，知道这位学生是哪一个？”
“我。”
“班上学生那么多，但他只为一个学生在争取出国留学的名额，知道她是谁？”
“我。”
“外面传言，说徐悲鸿一改往日作风，半公开举行画展，为了卖画，甚至奔走于权贵富豪之门，而所得卖画款项，都作为这位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