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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搞大的，搞尖端的，大的东西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理论概括，没有这些，艺术是站不住的。如果说写得“多”是上游，而写得好才是更重要的，精容易普及，多了反而不易普及。以唐诗为例，普及的不是《全唐诗》，而是《唐诗三百首》，虽然《全唐诗》也需要。没有群众的创作和批评运动是关门提高，有了这个运动还必须与尖端相结合，才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周扬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些基本观点，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绝对不能搞片面性。在当时许多人头脑发热，“全民大办文化”的背景下，周扬头脑清醒。他的这些观点，不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陆定一等###主要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 。。
22 在“大跃进”年代（4）
周扬的这番话在当时自然不足以阻止“左”的思潮发展。1958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有什么“全民闹创作，生产猛跃进”，“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中心要啥，文化工作搞啥”等等。在“左”的东西已经形成气候的情况下，人们是很不容易一下明白过来扭转过来的。
在1958和1959年，周扬出差和讲话次数特别多。他所到之处，不论是在苏州、武汉、河北、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调研，还是出席各种有关会议，他都要讲演一番，一方面热情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一方面注意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偏差，对文化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958年８月，周扬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教育、科学都要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周扬文集》第３卷第34页）这一年冬，他在北京大学作的题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讲演中，对政治作了一个新解释，他说：“大家一心一德搞建设，这就是政治，一切都要服从这一政治”。周扬的这些重要观点，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党中央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的问题，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问题，如出一辙，尽管没有后来讲的那样透彻、完备和充分。
1959年2月12日，周扬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说，文化搞得太多要亡国的。现在有些做法，值得检查。文化要扎根到群众中去，但要有正确的方针。第一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群众文化是满足群众需要，是为了发展生产。工人、农民要在生产上放卫星，不是在文艺上放卫星。文化配合生产，为生产让路，是积极的。不是生产为文化服务，是文化为生产服务，不是群众为文化服务，而是文化为群众服务。在思想上，文化应当是先锋，在事业上，文化应当让路。群众的需要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文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群众，群众首先要看戏，不是首先自己演戏。提倡人人能写诗、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表演……是不爱惜民力，不爱惜天才。
1４日，他在河北省、市文艺领导干部座谈会上又说，什么是群众的需要？一是生产，二是教育，三是通过文艺受教育，四是通过文艺得到休息和娱乐。群众主要是搞生产，这是个方针问题。对群众文化工作提那些过大的口号，就会走向歪路。给群众好诗、好画、好歌、好戏是文艺工作者的义务，群众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
要群众自己去写，这是他的自愿、现在有些夸大，群众写了一首好诗，叫他写10首，你可以鼓励他这一首好诗，他自己愿意的话还可以多写，但你不能规定他写多少首诗，你没有这个权利。现在把这种关系搞得不那么清楚，解释得有些狭隘。
20日，他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再一次指出：“有些文化部门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要求，那是不好的。比如群众会写诗、绘画、唱歌、演戏，这很好，我们应该去辅导和帮助他们，但不能因此要求人人会写、会画、会唱、会演。……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这样过分要求的结果，势必使创作妨碍群众的正业，群众的正业是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我们不赞成群众放卫星，因为这样卫星满天飞，把卫星弄得庸俗化。苏联好不容易才放了几个卫星，那里来那么多的卫星？再说真是满天飞的话，也不成其为卫星了。所以，作为政策层层布置下去放卫星是不好的，这势必使文艺不是去配合生产而走向妨碍生产。”（《周扬文集》第3卷第8２、８４页）
在周扬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后，即3月4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叫每个人都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辩证法是一步步地发展，质变要有一个过程，怎么会有今年内每个人要写多少诗呢？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卫星，就没有卫星了。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到民歌运动的失误。４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讲到，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舞台艺术要给观众留余地，不要把话说尽了，把一切动作做尽了。等看完这个戏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在那里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戏剧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
22 在“大跃进”年代（5）
那个时候，毛泽东经常打电话让周扬去，在民歌之类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扬之间也许有过意见交流。周扬对人人写诗、放诗歌卫星的问题，敢于在毛泽东公开讲话之前半年多的时间中力挽狂澜，并且能够提到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在如何对待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可谓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在毛泽东于３月４日讲话之后，周扬去广州考察工作，讲到民歌运动问题，公开见之于3月27日《光明日报》的是以下这样一段话：“去年群众在文化革命上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是很高的，群众创作的成绩是惊人的。我们要十分爱护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并加以正确的引导；而不要滥用群众的积极性，如机械规定任务，要求群众每人一定要写多少篇，要求人人能歌善舞，能写能画。我们要积极鼓励群众创作，但一切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都应当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这些公开发表的文字，比起上面讲到他内部的那些讲话来，抹去了不少棱角，平淡多了，但意思还是清楚的。 “普及愈广愈好，尖端愈高愈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的任务。在周扬看来，所谓普及，最基本的就要人人能读能写，不是人人能编、人人能唱、人人能舞。如果人民还没有提高到人人能读能写这种程度，他就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说，所谓普及工作，第一，就是要给群众读物；第二，就是群众有戏和电影看，有音乐听，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第三，才是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一是学文化受教育，二是欣赏娱乐的需要，三才是创作的需要。文艺工作者给群众提供好戏、好书、好电影，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群众的权利。这是普及工作的主要方面，把群众创作作为普及的标准是不对的。周扬说，我们的普及和提高是“一元论”不是“二元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就是基础和尖端的问题。文学的普及的基础要坚固，愈大愈好，愈广愈好；同时又要提高，要有尖端，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攀登高峰，尖端愈高愈好。
周扬一向认为，对于艺术作品，主要不是要求数量多，更重要的是要求质量高。怎样才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周扬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次要解决艺术内部的关系，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和劳动人民服务，这是确定不移的。但是又不能把艺术服务、服从政治理解得太狭隘、太简单了。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春，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政治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也是很宽广的。他甚至这样说：“艺术为政治服务，主要是表现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帮助人们培养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感情，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感情，除此之外，可以说艺术为政治服务就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了。”（《周扬文集》第3卷第76页）要求艺术反映每一个政治运动，那就是把政治看得太狭隘了。文学有很多种功能，人们的精神需要各不相同。“我们的文艺作品是产品，我们要了解‘市场’的需要，要根据群众的爱好，而不能强迫推销。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群众的精神需要了解得太狭隘，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他的精神需要也是因时而异，有时需要一点鼓动性的东西，有时又需要一点轻松愉快的东西。”他劳动累了，需要一些使人愉快的东西，看看轻松的戏，看看荷花舞。毛主席就不大喜欢看情节紧张的电影，他工作已经够紧张得了，再给他看紧张的东西，就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要了。“无视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得很狭隘，那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同上，第80页）
为了给创作开辟一条广阔的路，周扬首次提出了“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的概念。他说：“我们需要直接为当时当地服务的东西，也需要间接的和比较长远的东西，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一个当时，一个长远，但都是服务。”（同上，第78页）这一观点，为帮助人们摆脱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狭隘的和简单的理解，开阔了思路。 。 想看书来
22 在“大跃进”年代（6）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更几乎是逢会必讲。他说：“艺术应该有多样性，艺术不但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就是采用相同形式的作家，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风格，这恐怕是艺术生产的特点。艺术的多样性是艺术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同时对服务政治也是有利的。我们要发挥艺术的多样性，不用行政方式肯定哪种东西高，哪种东西低。艺术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