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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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 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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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三次文代会(4)
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眼光看出香花,都又有勇气敢为香花辩护。有才能的人,在某方面可能有些天分,像矿石一样,有渣汁,也有宝贵的东西,对有才能的人要加以支援、提拔、帮助,提拔起来,也可能走修正主义的路,不要紧,批评他就行了。
  “人性论”是周扬在各个会上讲得较多的一个问题,调门同报告的主调显然不同。他在曲协理事(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说:“不能因为反对‘人性论’就好象人就没有一个性。人还是有性嘛!不然就和动物一样了。……有些人有一种倾向,好象要反对‘人性论’,在作品里描写人流眼泪都不行了,好象流眼泪就是‘人性论’了。”
  (同上,第153页)他在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会议上说:“我那天跟毛泽东主席讲了一下,我说我们反对‘人性论’,但不要把作品磨平了。我是反对‘人性论’的,可是我也反对那个简单化。我自己可能有简单化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害怕这个简单化,它会把好事情搞糟的。”他说,反对“人性论”,不能把事情强调到极端,搞形而上学。“绝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电影里就不许人流眼泪了,流眼泪就是人性论,于是每个人都硬邦邦的,硬得一塌糊涂。”作品表现人物性格,就有喜怒哀乐。“不要把它磨平。磨得光光的,你找不出我的缺点,可是也不感动人,总不是好作品。所以艺术要担一点风险,负一点责任,不要那么怕负责任。当编辑的,当导演、演员的都如此。编辑生怕有修正主义、毒草,剧本不敢登怕检讨,有毒草就要检讨嘛,有什么了不得的。”(同上,第162页)周扬在曲协和影协讲的这番话中,承认人还是有区别动物的共同的人性,鼓励作家艺术家们大胆创作,去描写人性,描写有阶级的人性,写出打动人们心灵的作品,而不要怕被扣上“人性论”的帽子。周扬在这里所阐述的论点,与他在报告对“人性论”的批判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他不能不立即作出某些调整,及时提醒人们别误入歧途。
  大会闭幕前夕,周扬召集参加大会的部分党员代表和各地负责人开会,他在讲了一些这次大会开得好,党中央重视,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等之后,把话题转到了防止简单、粗暴的问题上,又讲了一通与大会报告调子不同的话。其要点,根据黎之回忆是这样的: 好经验不要宣传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
  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搬教条,现在到了新时期,新事物层出不穷,应该有新发展。不要把什么都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
  我在报告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但千万不要反过来,主张惨无人道,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把和平、民主、人道的旗子丢掉。
  我们反对“人类之爱”难道主张人类之恨吗?
  我们宣传共产主义不要简单化,共产主义教育应该包括道德、知识、美的教育。思想知识——真,道德——善,美——美感。不能把人变得简单、愚蠢、狭隘。要使人有丰富的知识,崇高的道德,很高的审美能力。
  艺术毕竟是艺术。中外古典文艺遗产,是前人劳动的结晶,情感的结晶,创作技巧是思想艺术的结晶,我们要批判地继承。18、19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首先要“拿来主义”,出版、学习、研究这才能真正地批判。
  大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熟悉古代的写古代,熟悉现代的写现代,不能强求一律。群众创作不要以为都好。我们反对个人主义,但要有尖端人才,尖端的作品。应该承认,有些国家文艺上水平比我们高。要鼓励创作,提倡题材、风格、形式、体裁的多样化。毛主席不是提倡标新立异吗?(黎之:《文坛风云录》第260-261页)
  周扬明白,中国一时当然还不可能产生尖端作家和尖端作品,也不可能有什么文艺的高峰,他们“在夹缝中斗争”,苦苦地进行斗争,只不过是在为将来出现这样一个繁盛的局面做点开路的工作而已。这一年的3月,他在一次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的报告中曾不无调侃地说,恩格斯说人类在未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是处于前史时期。我们人类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历史,我们都是前史时期的人。将来后人看我们的时候,就犹如我们看野蛮人一样,觉得那些人整天反什么个人主义呀,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呀,不觉得是怎样,闹不清楚。他们也许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了,说那些人当时那些斗争还是很需要的。虽然他们自己没能写什么伟大的作品来,但是后来伟大的作品起来了,他们大概还是有一部分功劳的。如果后来人给我们作出这样一种结论,那我们也就可以了。
  这次大会历时23天,于8月13日闭幕。在选出的文联和各协的理事中保留了冯雪峰、丁玲、舒群、黄药眠、黄源等“右派”,以体现革命文艺队伍的广泛的团结。会前,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周扬第二次专程前往北大荒看望丁玲,请她出席这次文代会,并做好准备,在会上发个言。“文革”中中国作协的一个群众团体编的一份小报揭发批判说,周扬从1959年到1962年“三次阴谋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企图把丁玲安置到作家协会。但因农场群众和党组织强烈反对,阴谋一直未能得逞。”三次文代会时,作协召开理事扩大会,“周扬坚持调丁玲等一群右派来参加会”,丁玲在会上作了“吹捧美化自己”的书面发言,“周扬积极呼应,在会上大谈丁玲,并公然称这个老右派为‘同志’。尤其罪大恶极的是,会议期间,竟然叫这个大叛徒参加了毛主席接见。”批判者所持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所讲之事实基本上是可信的。只是请丁玲等一批“右派”
  人物回来参加文代会并不只是周扬的意见,而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丁玲能够回京参加文代会,周扬又在大会上称她这个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为“同志”,处于逆境中的她听了心里自然感到高兴。她在激动之余,提笔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参加了这次学习,真是在我新生中给了无限的力量。我感觉到我的改造不只是因为我犯了错误才要改造,并且因为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我还有很大的责任才要彻底改造的,因此我更有信心,我要回到你那里来。我觉得我同你很接近。我老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常常怕说出来。”(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文学战报》编辑部:《文学战报》1967年8月20日第24、25期)
  并表示想和周扬见一面。会后,由作协秘书长张僖安排,周扬和丁玲在张僖的办公室谈了大约两个多钟头,据事后张僖观察,两人都还比较愉快。这说明三次文代会贯彻党中央的意图,在团结革命作家方面所做的工作效果是好的。当然,丁玲等人的遭遇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改变,此时还不具备这个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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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1)
两个文艺工作方面的会议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当时,针对主要由于“大跃进”、“反右倾”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并很快取得显著的成效。这是我们党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理论上取得辉煌成果的一个时期,也是周扬在思想发展、文化建设上的一个辉煌期。
  周扬在这个时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了《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的制定,一件是主持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选。前者是党在文艺工作方面政策的重大调整;后者是高等学校建设的基础工程。
  早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纠“左”之后,周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努力纠正文化工作中的极“左”倾向和错误,就准备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1959年6月,他在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文艺问题上,一个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是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要立一些法,要有一套章程,以便大家遵守。否则,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了某个地方或者碰上某个文化局长,他就要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你怎么办?所以要立一些章程,立一些法。当月,周扬与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刘白羽、陈荒煤、何萁芳、张光年等在北戴河开会,就改进文艺工作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方案,共十个问题,即后来的《文艺十条》。其中有政治与艺术、题材多样化、遗产问题、领导问题等,准备在年底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讨论贯彻执行。不料政治气候风云突变,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周扬在文化工作方面纠“左”的工作只好中止,原来计划纠“左”的文化工作会议,也改弦更张,转而反起了“右倾”、“修正主义”,批起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
  八字方针提出以后,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着手制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即《科研十四条》,重申在科研领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周扬闻讯,重提制定文艺条例一事。于是,在周扬、林默涵等人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开调查会,并准备有关材料。周扬亲自出马,到上海、杭州进行调查。林默涵等###领导同志在京召开了电影、音乐、美术、戏曲、话剧、报刊文艺编辑等座谈会;同时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也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进行调查。材料的准备工作量较大,重点是关于文学艺术的规律、创作理论和领导方式等。马、恩、列、斯、毛论知识分子和艺术规律,中外古典文论中关于艺术规律的论述,苏联建国以来一系列关于文艺的指示、决议,以及有关材料,分门别类摘要编印。这项工作由###文艺处和各协、文化部门研究室、刊物编辑部合作进行。
  一场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战役打响了!
  1961年2月,周扬对文艺界领导同志说:“题材问题是根本问题,应当写出文章。”3月,《文艺报》发表《题材问题》专论。
  此文由张光年执笔,经周扬、林默涵反复修改审定。文章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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