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倾泻而至的建议不停继续着，凯伦的一个朋友听说尼克在康复之家，问道：“待多久？” 。 想看书来
第三部 无论如何（3）
凯伦解释说这是一个为期四周的项目。
朋友摇了摇头。“那不够。”
“你是什么意思？”
他说起他儿子的故事，经过了两个四周项目后才把他送进了一个延续一年的项目，现在仍然在康复之家和高中的联合机构里——那个男孩只有十七岁，所以能够强行把他送去。凯伦的朋友说：“即使是一年，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够长。”
加斯帕和黛西学校的一个孩子的母亲打电话推荐本地一位瘾君子专家，声称他对一个朋友的帮助多过她所见过的任何其他专家。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留意了这个推荐，预约好去见他。
那位医生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头发已开始谢顶，穿一件敞领衬衫，外罩一件羊毛夹克。他看上去稳重、温和、有同情心。从他的外表、举止以及柔和的声音和眼睛，我们认为他了解我们的绝望，因为他经历过。
我们把有关尼克的事全都告诉了他。我们解释说，尼克在奥尔霍夫康复之家，我们不能肯定自己做的是否对，担心加斯帕和黛西，不知道这个项目结束后怎么办。
出乎意料的是，他没给我们出多少主意，至少就如何帮助尼克没提什么建议，不过他支持我们把他送进康复之家的决定，他的大多数忠告反倒是给我们的。
“照顾好你们自己，”他说，“注意你们的婚姻，当孩子是瘾君子时，婚姻可能会遭到毁灭。”他说我们不能够并且不应该试图决定项目结束后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间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日子要过一天是一天。这个陈词滥调管用呢！”他说。
快结束的时候，他身子前倾，寓意深刻地说：“一起出去约个会。”
“我们……”凯伦干巴巴地回答，“这就去。”
她和我对视了一眼，分享着这一讽刺。我们的确有好多年没有单独出去过了，精神受到创伤。我们只想待在家里，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令我们感到万分紧张。今天晚上，我们终于把孩子们留给了南希和唐。
治疗师问我们是否尝试过嗜酒者家庭互助会。
我说没有。“我以为嗜酒者家庭互助会是为……”我的声音听起来如此遥远。
他回答：“也许值得一试呢。”
虽然禁止打电话，但在尼克到奥尔霍夫的第三天，他就设法打电话回来，恳求让他回家。我拒绝后，他啪地摔下了话筒。我非常担心，打电话给指派给他的顾问。她报告说尼克脾气暴躁、心情抑郁、情绪抵触，威胁要逃走。“但开始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她安慰我。
“如果他逃跑呢？”
“我们不能阻止他，他是个成年人。”
· · ·
现在，尼克安全了——暂时——因为我加大了工作量。我的访谈对象之一是一个正在康复的毒品瘾君子，同时也是一个瘾君子的父亲。我告诉他，我刚把儿子弄进了康复之家，他说：“上帝保佑你！我去过那里，像地狱，但他在上帝的手里了。”这话让我大吃一惊。我提起我们家从来不信上帝。
“在这事结束以前，你就会相信上帝的。”他说。
我打电话给尼克在奥尔霍夫的顾问，听得出她在想办法看到事情的最好一面，但好像还是很沮丧。她说：“冰毒是特别不易处理的，它是魔鬼本人的毒品，它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太可怕了。”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冰毒比大多数其他毒品都更糟糕，为了理解其原因，我继续研究，旅行去见更多冰毒的研究者。我了解到毒品吸食者常常欢闹畅饮，并且增加剂量，以便再创造最初的那种麻醉感，但对于冰毒瘾君子，随着多达90％的大脑多巴胺的损耗，这已经不再可能。与很多毒品一样，多巴胺的缺乏会引发压抑和焦虑，但是吸食冰毒后，事情往往严重得多。这就迫使吸食者们吸食更多的毒品，引发更多的神经损害，这种损害又增加难以抗拒的吸食冲动——一种既导致上瘾又导致复发的恶性循环。很多研究者认定这种毒品独特的神经毒害性意味着，冰毒瘾君子不像大多数其他毒品的吸食者，也许永远不可能完全康复——对于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寒心的结论，并在我的研究里注入甚至更多的急迫性。
第三部 无论如何（4）
1987年，“无毒品美国”组织的全体合伙人发起了那场反毒品运动——“这是你吸毒后的大脑”，但是那个吸了冰毒的人脑看上去并不像煎鸡蛋，它看起来更像战争前几周巴格达上方的夜空——至少它在爱迪斯·伦敦博士的电脑屏幕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她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药理学家，是UCLA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的教授。
她解释说，严重的认知损害可能使病人无法参与要求注意力、逻辑和记忆的治疗。同时，抑郁和焦虑级别极高的病人，并且遭受一种像伦敦博士描述的“慢性疼痛”的病人，在参与认知和行为的治疗时，处于极大的劣势。尼克在康复的前几周想逃跑是不足为奇的。
我进一步核查，发现了比伦敦博士早三年由斯蒂芬·基希医生进行的研究，他是多伦多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位医生，他解剖了冰毒使用者的大脑（这些大脑的主人死于冰毒过量，或是在被枪杀或死于事故时，身体内有很高的冰毒含量）。在幻灯片里，酒鬼萎缩、缩水、腐蚀的大脑与乳白色的有弹性的健康大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酒鬼不同的是，冰毒瘾君子的大脑里没有肉眼看得见的损坏，然而，在显微镜的层面，那个煎鸡蛋——“这就是你吸毒后的大脑”的隐喻是正确的，研究者们发现有些神经细胞末梢已基本被烧焦。
脑细胞的活组织检查可以看得出更多，为了分析它们，基希医生用生化取样器，舀出二十毫克大脑块，称了具体神经递质的量，将它们与正常大脑的量进行对照。
多巴胺戏剧性的减少是确定了的，但多巴胺终端是否生理丧失却并不确定。根据基希医生所言，如果这一毒品永久性地毁灭终端的话，那就没有多少恢复的可能性。所以在他的大脑标本里，基希医生观察着一个多泡状的囊泡单胺转运体或VMAT2的基因标记。在有永久性多巴胺神经细胞丧失的帕金森症病人中，VMAT2的量极低，如果这个基因标记在冰毒瘾君子的大脑中被耗损的话，很可能导致神经终端的丧失，而且大脑损伤就不可逆转了。然而，基希测试VMAT2时，发现量是正常的，这是一个出人意料且充满希望的发现。这个以及随后的研究表明，“煎熟”的神经末梢很可能真的长回来，不过它可能需要长达两年的时间——
这意味着冰毒瘾君子很可能能够恢复！真的！？
对于一位瘾君子的父亲来说，这是好消息，我当然想要尼克活下去。但我禁不住想为他要更多一点儿东西，我想要他再次好起来。虽然冰毒瘾君子受损伤的大脑神经末梢是否可以完全恢复在现今仍然没有结论，而且一切仍在探讨之中，但研究者们的发现暗示着尼克其实应该很好——假如他不碰毒品的话！
在第三周的家庭小组课程上，尼克在顾问的鼓励下，告诉我和凯伦他不打算上大学了。“我以前是为了你们而上的，我想工作，我想自己养活自己一段时间，我需要独立。”
考虑到我的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我讨厌那些观点清晰的康复顾问们。对于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康复，其他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到一边。
散步结束的时候，我得出了新的解释，尼克只是在推迟上大学的时间，就这些！这是有道理的。我适应了这个新的局面，尼克只有十八岁，很多人推迟上大学，过得也很好。
在第四周的家庭小组课程上，尼克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这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在康复之家里待更多时间，问是否能转到这个项目的中途康复站去。尽管这件事是如此恐怖——我想要这事结束，我想要他治愈；但是，同时，我承认，我害怕他回家的话会发生什么。
第三部 无论如何（5）
于是，我们同意让尼克转进了奥尔霍夫的中途之家。三天后，我打电话查看他的情况时，他们告诉我，他已经消失了。
12
在某个时刻，父母们可能会对孩子的自我毁灭习以为常，但我没有。我打电话给警察局和医院急诊室，可是我却一点消息也没打听到。一天，一天，又一天。我再一次尽最大的努力向加斯帕和黛西解释，他们唯一理解的是尼克惹了麻烦，父母急得抓耳挠腮。回想起在印威内斯警官带走尼克的那件事，加斯帕问道：“尼克在监狱里吗？”
“我给监狱打了电话，他不在那儿。”
“他睡在哪儿？”
“我不知道。”
“也许他有一个朋友，他在那里睡觉。”
“希望如此啊。”
我不停地想办法探寻发生的事情——不仅是对尼克，而且是对被他完全占据的我们的生活。有小孩子们在身边时，我总是小心翼翼，然而对凯伦却总是恶声恶气。大多数情况下，她容忍我爆发的愤怒和苦恼，但有时，她受不了我和我对尼克的全神贯注。这并不是因为她不理解，然而有时感觉厌烦透了，因为这一切是无止境的。我睡得不多，她半夜醒来，发现我在起居室里盯着壁炉里昏暗的火光。我坦白自己睡不着，因为我无法想象尼克流落在旧金山街头的画面，想象他受了伤，陷入麻烦之中，奄奄一息……
“我明白，”她说，“我也一样。”我们第一次一起哭泣。
随着绝望的逐渐加剧，我想要并且需要知道他没事，于是，在一个寒冷阴沉的早晨，明知自己是在做傻事，我还是开车跨过金门大桥，计划去黑特和米逊区侦查，我怀疑尼克可能会在那一带出现。我漫无目的地驶过米逊，穿过市中心，把车泊在阿什伯里，出发走下黑特街。我钻进他最喜欢的唱片店阿米巴，在咖啡馆和书店里窥视。
不顾中产阶级化，黑特街依旧保留着它1960年代的古怪风格，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燃烧大麻的味道。逃离者——染发的、图腾的、扎染的、针印的、沉醉的——在门道里闲荡。“街道上的孩子们仍然抓住黑特阿什伯里的幻想不放，但那已经不再是关于和平和爱情。”尼克曾经说过，“它是关于朋克族音乐、懒惰和毒品。”我曾经听一个康复中的瘾君子描述她的前男友，它令我想起了这些孩子们：“他有着黑色的指甲，开着一部灵车，周身上下都在大声呼喊着：‘看看我，看看我。’当你看着他时，他会厉声喝道：‘你他妈的看谁呀？’”如果你赞成毒瘾是一种疾病的观点，那么你会大吃一惊地发现这些孩子中有多少人——妄想、焦虑、受伤、颤抖、憔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精神病的——而且病情严重，正在慢慢死去。如果这些孩子得的是任何其他疾病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场面存在。他们会在医院里，而不是在街上。
我走近一个独自坐在一张长凳上的女孩，她消瘦而憔悴，裹着一件脏兮兮的法国水手衫。走得更近一些后，我看见那些明显的冰毒痕迹——紧张的下巴、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