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就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政府必然的选择，且不只是免去农业税而已，还需要鼓励扶持国家的农业经济与农村人口。这都是在经济规律与社会效应的作用下必须要由政府去做的事情，否则就将危害到政府利益。
在官僚主义的国家，存在一个官僚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博弈的过程。那个过程并不会给民众带来他们所真正要得到的。
在所谓政教合一及类似的国家，当民众在被欺骗与愚弄下，在官僚集团实现自身利益与损害民众利益的同时，往往很可笑的是，民众竟然被人卖了还帮着人数钱，就要被人宰了还帮人磨刀，表现的比获得了非法利益的官僚还高兴。这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荒唐的民众表现，只能因民众的觉醒而消失，否则就将永远的持续下去。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乎！
既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在一个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还算清醒的人们唯一的正道就是往上爬，巴望着成为了主子，就可以去奴役别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秋来野草枯黄，且被野火烧过，有的还可待来年重生，有的却只留下物质的灰烬。人类的个体生命死亡以后，被烧为灰烬，留下的也就那点物质的灰烬了。这个世界，能有什么给予恶人的报应呢？只图现世安逸了！
事实上，在一个非公有制的社会，在一个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得到默认的社会，政府从不代表民众利益，只是代表了强势群体的利益。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实质上，在利益博弈中，政府多半不会站在弱势的一方，甚至政府自身，也是一贪婪的利益方。
三、新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民的历史。
中国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中国农民的问题。
在新中国以前，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农民处于封建统治之下历经无数治乱循环也不能改变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不再是地主的雇农与长工，却在家过以后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民公社制度下，为官僚主义者所坑害，而沦为官僚主义者的雇农与长工。
人民公社制度是包括毛泽东、*等人在内的*高层领导集团集体智慧的产物，来自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是否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本人无法定论。但本人认为，这种制度的失败，并非来自于制度本身的矛盾，而是来自于执行制度的官僚们发扬官僚主义的罪恶。
事实上，在实际运作中，官僚主义的官僚们欺上瞒下、压制民众、命令摆布民众的权力在人民公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所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甚至还包括所有的劳动力，都被牢牢控制官僚的手中。告别了财产私有制度的人们，所获得的并不是平等与公正，而不过是被支配、被控制的境遇。这种境遇，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除了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
农民失去了人身自主权，因为他们自己也作为劳动力而成为公社资源的一部分。公社有权任意调配、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而丝毫不去顾及作为劳动力的农民自身的感受。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完全成为了被奴役被掠夺的弱势群体。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一时间刮遍全中国。农民被一次次的调配到劳动中去。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却并不与他们的劳动相匹配。因为，对于劳动成果，农民没有任何的支配权力。对于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力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官僚根本就不会公平的分配所有的劳动成果。这很显然引起了农民们的不满。农民认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官僚窃取。农民开始消极怠工，甚至开始肆意破坏劳动工具。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一是将本该属于农民的大量粮食和棉花调配到城市去供应城市居民以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由于调拨粮食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官僚的手中，所以在粮食明显不够吃的情况下，农民们不得不忍受人民公社先行向上交纳粮食的选择。统购统销制度对于农产品的管制相当的严厉，只有政府所辖商业部门对于农产品才有经营权。而农产品的价格制定权，也一直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几乎一直利用这个价格制定权来低价收购农产品。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普遍的贫困与劳苦。几十年间，农村缺少衣食的状况非常普遍。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产品不再是农民的私有财物，而成为人民公社所有的财物。国家直接向人民公社征购农产品。农民对于统购统销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没有任何抵制的权利与效力。统购统销制度成为一种隐蔽性的掠夺方式，将本该属于农民所有的财富掠夺到城市以用于工业发展。
1959年的时候，农村的饥荒要远远的甚于城市。一亿城市人口吃掉了至少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而6亿农民所吃的不过是剩下三分之二的粮食。一时间，农村妇女纷纷子宫下垂、浮肿、闭经、干瘦。
低价收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本该用于造福全国人民，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强制性的掠夺性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支持下，才能畅行无阻。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二是充分利用手中调配资源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支配农民劳动与分配农民劳动成果的权力被完全集中在官僚手中，农民充满了被剥夺的感受。对于大量非生产人员的闲散、体现在劳动与劳动成果分配中的不公平、集体财务的混乱，农民看在眼中，记在心中，虽然毫无办法，但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弥漫。在消极情绪的作用下，农民们对于生产劳动毫无积极性可言，他们开始阳奉阴违，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本来深爱的土地。而一些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也不可避免的每况愈下。
当年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几乎所有党内高层领导都曾经去往那里参观了亩产6万公斤小麦、2500公斤皮棉、60万公斤山药的奇迹。有人识破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揭穿骗局。于是，一时间，中国大地全都开始披上了那一件皇帝的新衣。
作为一个公社的社员，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荒唐的骗局。但农民们，只是荒唐制度下被摆布的一颗颗棋子，只能任由或知道真相或不知道真相的官僚随意摆弄。
至于骗局的后果，三年饥荒的代价，则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目前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大多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估算三年里饿死多少多少人。很多报告的可信程度显然不高，报告所根据的官方数据，也不可靠。但在三年间，确实饿死不少人。
以毛泽东本人农村调查、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对于官场习气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官僚主义在那几十年间所种下的恶果。只是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来得及补偿农民。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能够继续领导下去，如果毛泽东理想中的农业机械化能够真正实现的话，中国农村不会是现在的局面，也不存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当前被定义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1978年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这场农村改革彻底分废除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令中国错失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最好机会。
在官僚主义者所一手操持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被掠夺的一无所有。不但国外给他们寄来的钱物被剥夺，甚至连他们乞讨得来的、卖血得来的收入，也被剥夺。
从所有权的被剥夺来消灭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彻底的办法，除非接着消灭财物。对于财物与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官僚的手中，这个，同样也造成了阶级的分化。这个分化存在于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之间，存在于支配他人的阶级与被他人支配的阶级之间。隐蔽着却真实存在的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斗争存在贯穿于整个人民公社的历史。
1959、1960、1961三年中，确实饿死了不少人，这其中，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又人祸的因素。当年的惨剧，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公有制度下官僚主义的恶果。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国家负债于农民的历史过程。国家所欠于农民的债务，一直没有清偿。
四、当前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
其实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都很有价值，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但却总是引不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在中国，数十年来关于农村的大多数数据，都是由官方自下而上的调查并上报。这些由官方调查并上报的数据，大多都是虚假的。浮夸风从来没有在中国大地消失过。数据一直是官员得以提升的一大依据。所以真正的农村现状，不过是地方政府一清二楚，却一直在欺上瞒下。当今中国，真正认真从事过农村调查，并有勇气有良知，敢于说真话的学者已经不多。
在农村，对于许多荒唐的事实和现象，当地人早已经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他们对此，大多已经麻木。但我根据那些现象，却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我认为我有权利提出这个疑问：地方政府真的是服务于民的吗？宗旨当然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恐怕是有些差距的。就拿计划生育政策来说吧！在无数的写在乡村的无数面墙上的标语中，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是最多的。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早就不以政策目的为目的了。政策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竟成为向农民榨取财富的工具。工具的使用过程，与正确的正当的行政权力使用过程，这两个过程，相对于政策目的似乎有一定的殊途同归的妙处，但实质上是完全不一样了。这其间存在一个显然易见的权力被异化的悲哀。在很多地方政府，以罚代生与钱权交易的现象竟是这样*裸的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如此的普遍，政策的实行不过成了挟政策法律以令民，形成为敲诈勒索农民的实质。罚款合法性与罚款公正性的解释权是如此绝对的只属于政府一方。但谁也不知道那些取之于民的财富最终被用于何处？社会抚养费又抚养了谁？老百姓没有质问其为何竟是如此不公的权力，同样也没有质问社会抚养费被用于何处的权力。罚款并不能让想要超生的农民因畏惧罚款而不去超生，罚款不过成为超生所当付出的代价。能付出代价或能避免付出代价的，就可以超生，就有权利超生，就超生的理直气壮。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规定不过成为了地方政府弥补财政不足的另一个取财之道。而通过这一渠道弄来的钱财，甚至通过利益同盟同谋创造的种种合法形式被塞入掌权者的腰包。而制定并监督政策执行的中央政府，也竟成为了不自觉的合谋者。
国家制定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