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着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着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力和领悟力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4）
1913年，毛泽东在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认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得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善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并且站在全新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论语》句典，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5）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
在成为*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内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这里仅举其中四例，引导读者诸君体会一下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的高超艺术。
1。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国民党左派对农*动也极力地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对反动势力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6）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对农*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在这篇光辉的着作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2。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知之甚少。
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有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