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凤凰”这个名字是如何得来的？
王纪言：现在已经很难说了。起名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长乐总裁、崔强和我，我们三个人1995年春天到香港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我们要办的电视台叫“凤凰”。电视台起名可按地域来叫，比如叫长城、黄河，那时候已经有黄河电视台，山西省的，如果再叫长江有点搭着黄河走，好像内地地方电视台，长城和龙的名字也想过，好像都不那么靠谱。我们当时一致觉得不如叫“凤凰”，这个概念好，什么“百鸟朝凤”呀，什么“植桐引凤”呀，什么“凤凰于飞”呀，很美妙，“凤凰”的概念不仅一听是中国的，再一个让人感觉新鲜，于是就决定叫“凤凰卫视”。
与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我拿出了私藏的1972年的英国高级红酒
王纪言：1996年3月，和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仪式小范围饮用的那瓶红酒是我提供的，品酒助兴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忙着北京方面开台的最后筹备。关于这瓶酒还有一段故事呢。1994年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任职，我代表学院的亚环影音有限公司，以董事长的身份去英国和皮尔逊集团谈判合作事宜，皮尔逊集团总裁是个建筑商，家里有自己的私人酒窖，藏有很多高级红酒，他送给我一瓶1972年的高级红酒，我知道红酒品相不错，就一直留着。凤凰诞生的第一天，红酒被派上了用场，我很开心。经过一年辛苦的谈判，双方高层在欢声笑语中共同举杯预祝合作愉快。我当时就祈福刚刚诞生的凤凰能有一个和浓郁的酒色一样“红红火火”的前程。
记者：当时凤凰如何招兵买马？
王纪言：我们和新闻集团的合作是股权转换的一种合作，现成的香港卫视中文台整个的架构班子都进入了凤凰。不瞒你说，由于凤凰建立时已经有了完整的框架，我们实际上只带来了几位基本的骨干和几位准备出镜的人。比如主持人方面第一个找的是在体制外的许戈辉，因为我们在体制内很难找到人，凤凰没有影响力，无法吸引人加入；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陈鲁豫也出现了，她们当时都是属于既有一定的媒体经验，又一身轻，很顺利就加入了凤凰，另外她们英语水平比较高，在香港这地方工作英语用得着。由于香港的居民讲粤语，我们在南方主要找会讲广东话的人，所以窦文涛就冒出来了，窦文涛当时是体制内人士，我们就采取了另外的方法，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向窦文涛描绘凤凰的未来，他被我们说动了心，加盟了凤凰。现在回头看，我们努力创造了媒体业的一个奇迹，我们当初只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香港，用“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借梯上楼”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和创意嫁接到合作股东现有的架构班子及运行经验之上，所以，凤凰成长和成熟很快。
香港即将回归之时，凤凰卫视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
记者：这种机遇是个人的加入给凤凰带来的，还是时代为凤凰造就的？
王纪言：两方面都有。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这个地方产生着一种蓬勃的思维，被它聚合起的个体都有一种对未来时代的激情，对新世纪的一种打算和设想，在这样一种大时代到来的前夕，我们带领一批人捷足先登。于是事情就成了，并且成的起点很高，不是说在我们前后没有别的媒体出现，但它们没有借到一个势，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起点，就是在国际媒体业的高点上出新，在东西双方互补性上出现，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我们进来的时候，原来的基础叫卫视中文台，它已经有几年的历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和品牌。有一些管理经验，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传媒人，还有个别大陆到香港来发展的，比如张铁林。
完整的中国人概念和完整的中国人意识
记者：在凤凰卫视初创期，两岸三地人的磨合很重要吗？
王纪言：是的。当时凤凰的初始构架是已经有了一些人才，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种经验是以香港和西方为主的经验，那么面对华语世界最大的一块地区中国内地，面对这一地区20世纪最后时机的发展需求以及跨世纪的未来设计，非常需要新诞生的凤凰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内地的概念和经验的推广。我们引进具有内地媒体从业背景的传媒人士就弥补了这一点，他们携带着厚重的知识底蕴和扎实的职业功夫，和香港、台湾及国际上的人士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个就是秋雨先生后来说的“完整的中国人概念和完整的中国人意识”。我认为凤凰这样一个品牌的出现，在完整的中国人概念中，单纯依靠哪一部分传媒人都不是单独能够做好的，凤凰要面对亚洲，面对整个大中华区域，面对世界华人，完全依靠香港的传媒人士，或者完全由台湾或大陆传媒人在香港的舞台上驰骋，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具有包容性和创造性。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整合，即完整的中国人意识，不过其中以大陆为主要的观念，以大陆为主要的判定点，就是两岸三地组合，以内地思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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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言（5）
凤凰发展初期，力量很有限，但是为什么能够较快地创造品牌，原因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合作态势，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它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把个性张扬起来，把品牌树立起来，其中搭着别人的经验，搭着别人的力量，搭着别人已经取得的基础。展示凤凰，这是一个捷径。
凤凰卫视：从娱乐越来越强到资讯越来越棒
记者：凤凰的定位从创台开始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
王纪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简洁地归纳几条。凤凰创台开始原来基础的媒体形象是以娱乐为主，我们把都市的、青年的、时尚的风格延续了下来并加入新的内涵。凤凰要想在整个华人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提供更大的推力，仅用娱乐越来越强做不到，需要成长资讯的力量，于是我们在九七回归之前，逐渐喊出了“资讯越来越棒”的口号，频道上逐渐加强了资讯的力量，加大了新闻的力量，加入了主题纪录片的力量，因此，频道受众面越来越向高端人群拓展。
“高端”这个用词是北京市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说的。SARS期间他对北京电视台的同仁们说：“北京老百姓抗SARS的故事，不要仅在北京台报报就完了，应找找凤凰，据我了解，在京的高端人群主要看凤凰。”后来我们问这个领导：“高端人群一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始于金融界？”他告诉我们：“在许多界都有，不过最典型是电讯业，电讯业的手机高端用户处于所有用户三角形金字塔的顶端，这些人一个手机的通话量比底端几千人的通话总量还多。”“面向高端人群，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凤凰办台定位变化的根本。
因此，归纳起来我们有如下的变化：娱乐越来越强到资讯越来越棒；综合越来越强到个性越来越棒；主题越来越强到主持人越来越棒；制作越来越强到技术越来越棒；速度越来越强到现场越来越棒等等。凤凰十年啦，当然会越强和越棒，这里的越强和越棒都围绕着凤凰的两个办台要素来提升，一个是媒体责任及使命，另一个是媒体影响力。所以，凤凰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和改变自己。
凤凰的劳动方式：个人工作方法
记者：大家都知道凤凰员工不多，但效率非常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王纪言：和一般的媒体比较，我觉得凤凰比较强调的是创造性劳动。凤凰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比较精干、比较小众的媒体队伍来承担一个很大的媒体责任，所以在这里提倡创造性的劳动。我们认为最大的尊重应该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最大的浪费可能是对人的创造力的浪费，原来我认为媒体里浪费主要是对经费的浪费，一分钱不能掰做两半花。在凤凰的管理中，我觉得重要的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我们过去的一些管理方式中，浪费、压抑和损害的是人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最有活力，应该在基层和第一线，本来就是这样的，最能够产生效力的东西也应该是第一线的。但是由于体制上原因、管理上的原因，由于决定权的原因，于是出现了“谁更聪明”这样一种误判，就是往往责任越重大的人仿佛越聪明，那么第一线的创造人员，他们的创造力和能力，常常会一次一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管理方式就使得主要的创作人员创造的激情和创造的劳动被多多少少浪费掉，在媒体这种主要是精神劳动的行业里，人的创造性受挫是最大的浪费。
所以，凤凰就形成了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方法，我们叫做个人工作方法。比如《纵横中国》，主要的工作状态是调动了王鲁湘的工作状态；《文涛拍案》是调动了窦文涛的工作状态；《小莉看世界》主要是调动了吴小莉的工作状态。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使第一线的创作人员尽可能没有负担地进行工作，特别是在两岸三地的人员走到一起以后，减少磨擦能够融合得比较好，就产生了我们叫做的媒体效果，所以有好些人来凤凰参观的时候，他们首先注意到一条，凤凰是多么的小，在一个局限的舞台上，拓展了一个世界的视野，过后他们会注意到，凤凰的人是多么的少，他们怎么在这么少的人力下，发出如此强大的声音呢？我们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一个人就能带出一个品牌来，比如资讯台出现之后，像驻法国记者阎明，还有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都是典型的个体品牌凤凰工作法。这样的工作方法跟我们的一个理念有关，就是要出类拔萃，这种对出类拔萃的追求，在凤凰的媒体运行和整体形象设计上都潜在地起了作用。
包括老板，我们有时候会把“感染力”作为管理武器
记者：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听到很多一线的编导说，有时会接到老板和院长打来的问候电话，这让他们感觉温暖，这是凤凰的一种独特的管理方法吗？
王纪言：一般的情况我们都不这样做，非常特殊的事情才会这样。凤凰有一些方式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比如老板也直接过问，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我们不过问，只是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团队单独承担一件特别任务的时候，就需要最直接的、越过其它转达环节的问候和建议，这样有几个好处，一种好处是可以直接而避免偏差，再一个好处就是把鼓励直接传达给他们。现在媒体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这样一种快速传递的可能性，特别在第一线的情况下，比如像阿富汗前线、伊拉克前线啦，像《凤凰号下西洋》、《千禧之旅》、《两极之旅》有许多特殊情况，我们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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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言（6）
记者：这种方式更多包含了感性的成分在里面。
王纪言：凤凰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包括老板和我，有的时候会把“感染力”作为管理武器。准备做《凤凰号下西洋》时，我们在华人的视野里寻找航海家，于是把翁以煊找出来了，但是光有翁船长，不足以把凤凰的概念加进去，我们就寻找凤凰号的参与者，谁有可能参与？在我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