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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有你两下子，爬都爬到新大陆矣。但留美也不见得一定前途辉煌，大多数仍是庸碌终身，搞不出啥名堂，还要看各人的踢腾情形如何。无尘先生说刚刚离开学堂，年龄一定不会超过三十岁，年轻轻的小伙子不知道努力猛钻，而天天想女朋友，我看简直要糟，三十岁以后再谈恋爱不迟，三十岁以前，应该是只问耕耘。我要是立法委员，一定制定一条法律，年轻的男孩，三十岁以前不准恋爱，否则打其屁股。无尘先生，你现在第一步是快想办法去美国当专家学人，如果按照我设计的去做，包管你美女如云，你敢和我赌一块钱乎？
另一位未署名的读者先生来信，询问工业职业教育和其他职业教育，若商职、若农职。关于工职，因有电台的广播，听了之后，诗兴大发，乃隆重介绍。若商职农职，尚没有机会接触，内情如何，我不知道，不敢瞎说。我的意思不是劝初中毕业生都去考工职，而是说，我们必须矫正自己两个观念，一是，“一条鞭”式的教育不是惟一的教育。二是，工业职业教育已有很大的革命，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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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人语（2）
另一位读者先生来信告诉台湾省立台南工业职业学堂并没有初级部，山高水远，我也弄不清楚，仿佛广播上是那么说，只好转问教育电台台长宋乃翰先生矣。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1）
《笑林广记》上有这么一个故事，甲先生和乙先生在道上相遇。乙先生曰：“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恭喜。”甲先生曰：“不是一个儿子，是一个女儿。”乙先生曰：“也罢。”甲先生一肚子火，恰巧过来一顶轿子，四名臭汗淋漓的轿夫，抬着一个官太太。甲先生曰：“老哥，你瞧，四个‘恭喜’，抬着一位‘也罢’。”
中文系在现代人们的观念中，似乎也有点“也罢”的滋味。美国哈佛大学一向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哈佛才算大学，别的大学不过小杂货铺，引起的反感可就大啦。有别的大学斯密斯先生和约翰先生焉，闲逛动物园，斯密斯先生指着一头企鹅曰：“他阁下一定是哈佛毕业生。”约翰大惊，斯密斯曰：“看他那种昂头阔步，目中无人的模样，不是哈佛毕业生是啥。”我们也可以反而套之，在目前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如果看起来精神不振，自顾形惭，用不着到测字摊算卦，就可以肯定他是中文系的。柏杨先生就常有这种奇遇，有一天，到朋友家串门，朋友的大学生儿子进来，我就问曰：“你念的是哪一系呀？”只见他面红耳赤，扭扭捏捏，我就赶紧往别的地方瞎扯，可是吾友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不了解现代行情，催之曰：“告诉柏老呀。”小伙子只好硬着头皮答曰：“中文系。”声细如蚊，要不是柏杨先生耳朵奇尖，简直听不见。
中文系在大学堂各系中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们既是中国人，又说中国话，又写中国字，又读中国文，而中文系却马尾提豆腐──提不得，实在教人双目流泪。最近，台北《自立晚报》刊出陈缓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种种伤心。嗟夫，柏杨先生念北京大学堂文科时，文起九代之衰（本来是八代的，我又给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个使大家七嘴八舌，心惊肉跳的一代）。还没出学堂哩，各衙门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书，就雪片飞来。连洋教习都承奉颜色，弄了一大堆各式各样奖学金兼安家费，像摆地摊卖地瓜似的，摆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学生老爷，务请光临敝邦。想当年何等威风，如今落得“也罢”局面，竟然焦急地不知道“到何处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嘘也哉。
中文系现在这么狼狈，是残酷的事实，陈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学生老爷老奶们的心声，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会的心声。柏杨先生也早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念过中文系，但察言观色，感同身受，而现在又是靠着在格纸上写字吃饭，更不由得同病相怜。不过翻来覆去地左思右想，似乎事实并不如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单纯，有很多节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会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来说就是吃饭，是中文系满面无光的焦点。不过大学堂跟专科学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学堂设立的目的，不是培养就业人才，而是培养追求更高深学问的基础人才。如果为了就业而上大学堂，那算走错了路，既然谁劝也不听的走错了路，走来走去走不到目的地，还抱怨个啥。中文系自认最佳的前途是当中文教习，这就跟柏杨先生晋见大官一样，还未鞠躬，气已先馁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习当然由师范大学堂担任比较合适，不可以认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犹如不可以认为凡中国人就一定能教中国话。从前洋大人学中国话，只要是中国人，他就拜师，现在的行情有点大变。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语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约全书》简直能倒着背，在美利坚合众国教洋大人学中国话，每天两个小时下来，就像跟谁打了一架，回家之后，气喘如驴。盖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觉，却听白天课堂上的录音，而且听得仔细，某一句中某个字的发音跟另一句某个字的发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满意的，也就是有学理根据的解释。中国人对自己语文语气的高低、四声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却是逼着她非说出个道理不可。于是有一天，她被赶出大门，只不过她坚持“鸡蛋”就是“鸡蛋”，而洋大人却坚持标准的北京话，非要读成“鸡子（儿）”不可。──去他妈的“鸡子（儿）”，北京话在语尾所加的轻声“儿”韵，实在混账王八蛋，它把语气搞得既轻佻而又不正经，至少它把庄严的气氛完全破坏。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赶人的理论基础。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没饭吃矣。
陈媛裕女士又叹息外文系可以当英文秘书，中文系却沾不上边。这就要问啦，台北市各衙门或公司，有几个英文秘书哉，职位有限，纵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挤得丢盔撂甲。何况“英文秘书”跟“中文秘书”的意义不同，目前所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地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是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思。中文系的风光，自有不同。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2）
我们可用“出路”衡量一个系的市场，但不能衡量一个系的价值。师范大学堂中文系的学生老爷，命中注定要当中文教习，其他大学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润色稿件，正是一个起步，难道一开始就能写出一部让诺贝尔先生花钱的大作乎。至于待遇太低，嚷这干啥，清汤挂面，无依无靠的朋友，有几个是待遇高的？一个大学堂刚毕业的老爷老奶，就要高待遇，那已经毕业三十年四十年的老家伙，难道白活啦。
中文系又羡又妒的，是外文系见了洋大人，可以咭哩咕噜，有较多的机会赚洋银子。其实中文系的只要下三个月的苦功，照样也可以咭哩咕噜。主要的是，千万拜托，别传染上流行性感冒，误以为中国人乃天下第一聪明，洋大人脑筋都少一条折纹。除了咭哩咕噜外，还得有点结结实实的本领才行，否则只能当保艾，或者给洋大人擦背。如果想博得洋大人的尊敬，中文系也占优势得多，有一个家伙上月杪赴夏威夷大学堂当客座教授，洋银子哗啦哗啦地响，他讲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老庄与禅学”，假使中文系能把《红楼梦》弄出一个体系来，你对自己和对国家的贡献，可大得多也。
不但中文系，任何大学堂刚毕业的学生老爷老奶，都不应该有“大材小用”的心理。“大材”不是毕业出来的，而是追求、苦修、磨练出来的。薪水太低固然可恨，但薪水太低的结果，绝不铁定产生陈媛裕女士所肯定的：“只求 口，既少有自我鞭策，更少再进一步进修充实的工夫。”恰恰相反的，薪水太高，恐怕反而会产生这种局面。我可不是也赞成低待遇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在低待遇政策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公子才女们总不能天天守株待兔，等钱多啦再发愤图强吧。有些从大学堂刚毕业的朋友，一下子就拿一万两万，它值得羡慕，但并不能保证那就是福。一个没有家累的年轻人，只要还没有饿得躺到马路上哼哼，他就有的是自我充实、自我进修的机会。一定要太监在左边装水烟袋，宫女在右边打扇子，灵感才能被搞出来，才能有盖世之作往外冒，自盘古开天地，可从没有听说过。
要说悲哀，大家一齐悲哀，中文系的悲哀不特别多。理科工科的固可在洋大人之国安家立户，中文系安家立户的机会同样不少，只看你中文的道行如何。只要中国不亡，中文系就永远是一个宝库（即令中国亡啦，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见啦，以中国文化的丰富，中文系更会成为珍宝）。所以，问题不在中文系不中文系，而在你有没有中文系应具备的神通。说句老实话（老实话者，得罪人的话也），目前真正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政治系，中文系实在没有顾影自怜的资格。
第二、远程来看，中文系的受用是无穷无尽的。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吧，任何行业的顶尖人物，到了人老珠黄，都要从顶尖上扑通一声摔下来，学院派谓之“退休”。一旦退了休，他就没得折腾的，只好到街上荡荡，到公园坐坐，晒晒太阳，找找同类，骂骂年轻人把世界搞得不像样，然后瞪着眼等阎王爷下请帖。只有中文系朋友，职业上有退休，事业上永远没有退休，即令活到两百岁，只要一纸一笔在手，仍照样驰骋战场，写写回忆，谈谈往事，深入地检讨人生，可为国家，甚至为人类留下无价之宝。吾友冯志翔先生对打发退休生活，有个一点诀，曰：“忙。”但任何系都忙不起来，物理系的总不能在家弄个原子炉，经济系的也总不能在家开个银行，政治系当官的更苦，他总不能在家再充壳子摆架子、吆五喝六吧。只有中文系才有能力“忙”，而且忙得有意义、有成果、有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中文是全世界法定的五种言语之一，国家弱啦，语文跟着也就不值钱（法国人为了他们的法文不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国际语文，简直恨入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