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英打断他的话道：“师兄，你莫要胡思乱想喽。我不会让你死的。我现在就去采药，你要好好地活着。”
他说着，径自走出门来。白龙驹见了他，一声嘶鸣，刨蹄不已。
胡英飞身跃上，双腿一夹，白龙驹扬鬃奋蹄，似一条白练，疾驰而去。
楚儿追出门来，一言不发。牵过了欧阳春霆的赤兔马，翻身上鞍，加了一鞭，追逐去了。
转瞬之间，一白一红，两匹宝马良驹，如两道彩虹，射向前方。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２月 初稿于喀什—银川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２月 二稿于银川—涂圳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三稿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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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1）
一
1985年5月底的一天中午，拉萨贡嘎机场的上空，碧蓝如洗，神化了的阳光照射得人直想流泪。
机场周围，群山裸露，颜色出奇地鲜艳，也出奇地安静。我从未见过如此安静的群山。也从未见过如此鲜艳的山石。酝酿太久的对雪域高原的心情向往，此刻喷涌出来，说不清是感动，还是发慌。
我随着下飞机的人流走出机舱，脑袋有点发晕，脚下也有点发软。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们告诉我的高原反应。在成都时，去广州开会的报社副总编辑群觉设宴招待我，就警告过我要有心理准备。电台台长罗布，一个脸色黝黑的男人，身上透露着典型的康巴汉子的气派，腰悬利刃，很剽悍的样子，也笑着这样说。其实他是一个心细温柔的人。后来在《西藏日报》社他的家里，他专门为我做了很珍贵的面条，就能充分体现出来。在当时的拉萨，一斤黑粗挂面就要两块多钱，算是奢侈品。不过，在成都那天他用塑料桶拎来的几十斤散装白酒，确实把我吓坏了。
有七八个人吧，就端着碗把那桶酒消耗了。群觉告诉我，要想当西藏人，就要先学会用肚子装酒。
机场虽小，却是海拔最高的。房屋的色彩与线条也简单，但在这高原的大块阳光与无边的深蓝里，就有了特别的味道。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的歌声，却莫名其妙地让我有点伤感。
机场跑道的旁边，是几片农田，生长着青稞麦子，绿油油的，很旺盛的样子。一些佩戴着鲜艳的头巾，身穿紫色衣裳，系着彩条普氇呢围裙的妇女在田里弯腰拔草。
没多远的地方，是一处土坯垒成的厕所。有人竟然站在跑道边撒尿，就对着绿色的青稞麦田。我也就感觉到了小腹的发胀，却不敢像那些人一样站在跑道边，朝着那么美丽的青稞麦田与彩色的群山撒野。
就是在那座土坯垒成的厕所里，我与仁青相遇并且相识了。
其实，我们在飞机上，是前后位。但我们却没有说话和相交的机会，因为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孩儿。我说的女孩儿是真正的女孩儿，十###岁的样子，一身印度纱丽。黑头发，大眼睛，露出一段健康丰满的微黑色的腰，是典型的南亚次大陆的阳光照耀成长的美女。这样的女孩子在印度电影里，比比皆是。绝对不是今天那些搔首弄姿，人工合成的三四十岁还自称是女孩儿的半老徐娘。
女孩子在飞机上一直不停地与仁青说话，很兴奋的样子。仁青好像特别爱听她说话，棕黑色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对印度女孩儿情有独钟，在她身后，一直偷偷地盯着她的脆皮奶酪般润滑的脖子。我终于发现，她的耳朵后边有一粒痣，红色的，上面还长了一根金黄色的毛。
仁青这个名字，我是在厕所里知道的。当然，作为回报，他也同样是蹲在两块不太平稳的石头上努力时，弄清了我的身份。出于年轻人的矜持与初到圣地的拘谨，我肯定不会有在贡嘎机场的厕所里与人交谈的愿望，尽管我内心里很想了解这位有个美丽旅伴的男人。可是，我不会说出来的。
不巧的是，谁放了个屁，而且接着压抑不住似的又放了一串。有人朝我这边张望，我的脸色立刻红了，并且有点发烧。很快，我看见有更多站着撒尿的人把脸转向了我，眼睛里布满着疑问。让人羞急的是，站着的人中，有几个老外，背着行囊。
就是在这时，仁青与我搭上了话。他掏出了鼻烟，点着了，先美美地放在自己的鼻子底下闻了几口，接着张大了嘴，想打喷嚏的样子，却没有打出来。就把鼻烟壶向我一伸，用生涩的汉语说：“来一口吗？”
我感激地摇了摇脑袋，说：“谢谢，我不抽烟的。”
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我们从厕所里出来，已经像朋友一样熟悉了。他是西藏人，二十多年前到了印度，辗转到了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在茶园里打工谋生。后来，茶园老板把女儿嫁给了他，于是就有了卓嘎，那位如仙女一样美丽健康的女孩子。虽然阿萨姆与西藏山水相连，但仁青却无法踏进国门一步。财富并不能填补思乡的空白，他无数次坐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岸边，望着喜马拉雅山的雪峰祈祷。
仁青终于能够回来了，尽管许多人劝阻他，回去他们就会把你关在监狱里。可是，仁青还是回来了，而且，意外地受到了热情接待。
仁青说，这是他第二次回故乡，而且把卓嘎也带了回来。他要让女儿看看故乡的山水，呼吸几口故乡的空气。他这次回来，还想在拉萨八角街租一处门面，做茶叶生意。
坐在朝着拉萨进发的大巴上，我平生第一次听说中国之外还有种茶叶的。沿着拉萨河蜿蜒行进的一百多公里路途中，仁青向我讲解了阿萨姆茶园的历史与现状。于是，搅动了我心底深处的波澜。
曾与仁青相约，我到报社报到后就去找他，继续聊聊印度茶叶的故事。不幸的是，我的高原反应很厉害，连续近一个月天天吸氧吃药，哪儿也去不了。等我能够蹒跚着上街，到西藏宾馆去找他们，却扑了个空。不知什么原因，他搬走了。我又到八角街转了几天，也没有碰到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孔。
不过，说实话，那时的我，对见不着仁青并不是太失望，毕竟是在机场厕所里临时相识的一位归侨罢了。让我很久不能释怀的是，由此失去了再与卓嘎进一步加深友谊的机会。在进城的大巴上，她可是真的对我产生了一点好奇与兴趣的。遗憾的是她不会说汉语，我们没法交流，而使用眼神，也非我的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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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2）
但是，印度阿萨姆以及它的茶园，从此在我的心头深深地扎下了根。我开始有了想写一写茶叶的念头。
二
与西藏的神秘一样，新疆同样充满了诱惑。
从西藏出来，我就应《喀什日报》社总编辑安维岗先生的邀请，准备到这座神秘的南疆名城去。
因为路费没带够，我被困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旁边的铁东旅社一个月。旅社老板是铁路职工，与老板娘一样都是山东人，我们就认了老乡。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姨母，矮矮胖胖的，嘴里好像有一颗金牙，也许没有，记不清了。老板则是一个又瘦又黑的小个子男人，爱笑但不大爱说话，大概是姓张。要说他是山东人，谁都会以为他是吹牛皮。他与老板娘合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得都不错。尤其是女儿，简直就不是他们生的。大花眼睛，很水灵，已经在火车站上班了。
老板娘不但先让我欠着住宿费，还安慰我说，你是我们旅社住进来的高级大人物。记者，多大的学问呀，能住我们这寒酸小店，真是蓬壁生辉。我听了很害羞，没想到他们会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这对我浅薄的人生增加了一份阅历。尽管老板娘与她的女儿（儿子们在鄯善与红柳园火车站工作）很热情，每天让我与他们一块儿吃饭，可我那时太腼腆，哪好意思相扰呢。
我每天等老安的汇款，没事就去火车站转悠。那时的乌鲁木齐火车站有一座市场，很大，三层，卖啥子的都有。
我在一家山东面馆吃面时，与老板娘聊天。（真是很奇怪，我遇见的几乎都是老板娘，而且都有一个女儿在帮忙）听说我是记者，就让我帮她们写个店牌。我暗自庆幸，小时候跟爷爷学写字，很吃了几年苦头，没想到在这儿用上了。老板娘的女儿找来了墨汁与毛笔，我就写了四个大字：精廉饭馆。每个字都有烤全羊那么大，把她们震住了。老板娘说，你就天天来吃面吧，免费。一直到单位给你寄路费来。
也是在这个小面馆里，我认识了一位乌兹别克姑娘。我那时已经等钱等了二十多天，还没见来，心里就很落魄。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还向旅社的老板娘借了十块钱先花着。那天我犒急了，给自己点了一个蒜苔炒肉，（虽然吃面不要钱，可吃肉我怎么好意思不付钱呢？）在固定的桌子上坐下来。她就来了，笑着问我，可以坐下吗。我开始还以为是维吾尔姑娘呢，就点了点头。她坐下来，一边等点的菜，一边主动跟我说话。
我心情不太好，尽管她是个异族美人儿，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我却没啥反应。但是当我听她说，她是做药材和茶叶生意的时候，我忽然来了兴趣。我又一次想起了仁青与他的女儿卓嘎，也想起了印度阿萨姆与那儿的茶园。
听她说，（很可惜，我实在记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老家在安徽蚌埠，母亲是乌兹别克人。她长这么大，还一次没回过父亲的老家。当她知道我是淮北人，离蚌埠很近时，眼里放出了喜悦的光芒。她说，她就是喜欢汉族小伙子，尤其是安徽人，因为与他的父亲是同乡又同类。她强烈地要求我吃她点的丰盛的菜，还要了一瓶酒。面对这样纯真的女娃儿，我要是再客气那就是孙子了。那天我的肚子美美地享受了一回。我学了不少知识，了解了药材与茶叶商人的运作方法，弄清了如何花十几万元才能办理一张药材出疆证。对于一个每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打发日子，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年轻的家伙来说，她的话每一句都是一声炸雷。一根药材，一块上等茶砖，就是我近一个月的工资。
我对茶叶的兴趣越来越浓了。因此，当我们酒足饭饱，她劝我干脆跟她做生意时，我的心一阵翻腾，就答应了。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在面馆聚会，仔细商谈。然后她就带我去她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不该生老安的气，因为就在我要投笔从商的时候，老安派人来找我了。
老安派来的同志见了我就说，我们是第二次来乌鲁木齐了，找遍了国营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就是没有个姓胡的记者。你咋就能想起来住到这样的小旅社里？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确实很激动。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怎么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老安派来的同志又说，我们给你带来了两百元钱，你自己先买票去喀什吧。我们还要在乌市办点事。
我高兴地把住宿费和借的饭钱还清，当时就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
从车站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了乌兹别克姑娘。我已经答应她跟她闯江湖做生意了，现在怎么办？
一边是我热爱的新闻职业，一边是刚刚兴起的商人之旅。财富与职业，孰重孰轻？我脑壳里斗争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圣人的思想主宰了我：商人虽然可以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记者虽然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