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王在晋题关门形势疏：“……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4＇【《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5＇【《崇祯长编》卷十三兵部尚书王在晋言：“……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
＇6＇【《崇祯长编》卷十三原任大学士孙承宗疏辩：“……适缺辽东经略，推侍郎王在晋以往。及在晋抵任，属道袁崇焕及两赞司移书故辅叶向高，言在晋去关八里以一百万之费，筑二十里重城，群议哄然，欲臣抵关一阅。”】
＇7＇【《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户科周希令题称：“……莫若从中前所海口直接蓟镇黄土岭止，依山修筑，计工仅十七里”】
＇8＇【《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兵科沈应时题称：“欲恃山海关为正边，比如经臣王在晋议。或从芝麻湾、或从八里铺筑边城……又如同官周希令疏：要从中前所筑起直接黄土岭尤为详密周备。”】
＇9＇【《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兵科赖良佐题称：“经臣议从三道关筑一边墙……待来年内城工毕，再集班军于中前所筑一边城，再添一重锁钥。大都采取职同官沈应时、周希令两臣之言，而兼用之。”】
＇10＇【《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1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大能们为何会出错
先前，三位后世研究者，经过冥思苦想，给了出各种各样非常有创意理由，可惜都没能说对，其中金大侠和当年明月这二位，出错的原因，主要是他们的史料阅读量不够。
金大侠的叙述里，甚至连孙承宗与王在晋那段载入史册（明史）的掐架都没有提到。由此可见，金大侠在写《袁崇焕评传》之时，只看了《明史袁崇焕传》，并没有同时参阅《明史孙承宗传》，其参阅的史料确实太局限了，连《明史》都没有看全。金大侠在这种情况下，洋洋洒洒写出的“评传”，不出错恐怕很难。
当年明月较之金大侠，稍微好点，他的叙述中提到了《明史孙承宗传》，可是他书后的引用目录中，却没有《三朝辽事实录》，另外那篇王在晋的“题关门形势疏”在他的叙述中也没有丝毫的提及，可见他对《明熹宗实录》中的内容也未曾有过深入的研究，所以出错也不意外。
综上所述，金大侠和当年明月，之所以轻信《明史》，就是因为阅读的史料，极为有限，因而导致了谬误。
不过，阎老先生却跟他们截然不同，阎老先生的史料阅读面很广，以上提到的什么《三朝辽事实录》、《明熹宗实录》、“题关门形势疏”这些内容，他老人家不仅有参阅，而且还有一番“精深”的研究。
可是，既然阎会长“精深”的研究了一番，那为啥也出了错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等草根只能说，大概是因为阎会长研究过头的了吧……之所以这么说阎会长，那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叙述中，甚至对史料本身的真实性，都提出了质疑，和先前二位史料都没读全的，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其实，我等草根当初对阎会长敢于提出质疑还是很钦佩的，毕竟他老人家敢于挑战史料，足见功力深厚啊，而后来熟悉了这段历史之后，对于阎会长此举就只能说折服了，折服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真的能质疑史料，而是阎会长的说辞，最终彻底的否定了他自己的质疑。
阎老先生提出，王在晋申请修建八里铺重城后，其实并没有被天启批准，因此他质疑王在晋抄录的上谕有问题。阎老师原文如下：
“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1＇
阎会长以上内容的大意是，他发现两个史料上，分别记载的“上谕”有差别，于是他就怀疑王在晋编写《三朝辽事实录》的时候，擅自篡改了天启的“上谕”，以下就是那两道略有差别的上谕：
《三朝辽事实录》——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明熹宗实录》——上谓：封疆事重，还悉心筹划，以计万全。
其实，这两道上谕的内容区别不大，只不过《三朝辽事实录》内容多了一句“余着该部议行”，意思是让兵部商议着去办，也就是首肯的意思，但《明熹宗实录》却上没有这一句，因此阎会长质疑，这句是不是王在晋在编书的时候，私自给加上去的。
阎会长给王同学论的这个罪名着实不小，私改上谕，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就算是在编书的时候，那也是不得了的，这王在晋的胆子也忒大了吧？
我等草根看了也很惊异，随后立马便去查证了一番，结果发现，阎会长这个质疑太脆弱了，因为王在晋的重城方案被天启批准，是有铁证的。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有一则王在晋的上疏，专门提到，天启在批准以后还拨了款，所以只要列出此奏章，立刻就可以秒杀阎会长的这个质疑，原文如下：
“在晋又再申筑城，前议于关外，由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请发帑金。上许发帑金二十万，仍谕令酌节省，毋致虚糜。”＇2＇
在这封奏疏后明确有“上许发帑金二十万”字样，“上许”就是说天启同意，“发帑金二十万”就是拨了款，这跟“余着该部议行”是一致的，所以阎会长对《三朝辽事实录》所提出的质疑就自然不成立了。
另外，阎会长所发现的两道上谕细微的差异，也并不是王同学照抄的时候别出心裁给加的，而是因为《明熹宗实录》上没有照抄上谕原文，这才引发了差异。
《明熹宗实录》作为“实录”，其行文惯例是以极其精炼的语句简述奏章、谕旨的内容，几百上千字的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有时候就只有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因此史官缩略掉“余着该部议行”这样的套话，是完全正常的。
在确认阎会长出错的以后，我等草根很好奇的观摩了一下他老人提出这个质疑的依据，本以为多半又是《明史》在作祟，但不曾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阎会长质疑的依据，实在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阎会长遍读史料之后，却搞了个自相矛盾出来。
刚才讨论的这两条略有不同的上谕，批复的是同一条奏章：
《三朝辽事实录》——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明熹宗实录》——上谓：封疆事重，还悉心筹划，以计万全。
这条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是王在晋的“题关门形势疏”，阎王会则质疑说，这个奏章“既未谕准，也未实施”，但仅仅隔了一段，阎会长自己又提出，天启批准了“题关门形势疏”：
“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子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篪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我等草根看罢，彻底晕死了，如果说先前阎老先生敢于挑战史料，并提出的质疑，就算是八卦也是教授级的，但后来阎会长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论，就算是学术也只能是草根级了。
估计阎教授这上下两段文字，不是一天写的，可能是因为间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才会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不过，我等草根坚信，阎老师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问题都解释清楚，毕竟他老人家是搞历史研究的，如果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又如何能弄明白几百年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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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六章 开辟第二战场搞反击
明末，
天启二年，
山海关，孙大学士的巡阅接近尾声，此后一纸长长的奏章摆在了天启的案头，辽东未来数年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
虽说孙承宗在《明史》里因与王在晋掐架而一战成名是假的，但他帝师、阁部的身份却不假，也不是吃干饭的，一身功夫也堪称了得，初来乍道之所以吃亏，那是因为对手太强，情报有误，轻敌冒进，鞍马劳顿，失眠多梦……一句话，不在状态。
在舔干伤口、擦干眼泪以后，孙阁部重新披挂上阵，在这次绝地反击大获全胜，总算是挣回了颜面，而在此次交锋中，王经略不仅输了，而且还不知道怎么输的，糊里糊涂的就被温水煮了青蛙。
孙大学士获胜的法宝就是那篇绵长的调查报告，这篇传世之作有多处被载入了史册（明史），除了叙述他和王经略掐架的那段以外，至少还有两处。
一处是孙承宗阐述修筑宁远的方略，一处是孙阁部进言主战的激情文字，而这两处妙笔正是孙承宗绝地反击的主力，其内容很有针对性，进攻方向也特别明确，目标就是王在晋。
孙大学士所出的招华彩、刁钻，可谓“避实就虚”的经典，具体来说，由于王在晋是个老江湖，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带兵方略、用兵策略都是轻车熟路，而且兵马钱粮、工程造办也很是精通，因此跟他扯具体的（俗称战术层面）没处下嘴，就好比八里铺重城的修筑问题，根本就找不到破绽，所以必须避免和他在那些“实”的方面碰撞，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谈触手可及的工作。
而所谓“虚”的方面则是一些比较宏观、抽象的概念，比如预计收益、未来走势、宏伟蓝图等画饼充饥的东西，这些（俗称战略层面）王经略就不见得在行了。
王在晋是个典型、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来山海关一看，士气低落、难民遍地、城墙朽坏不说还有重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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