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大声呵斥过谁，偶尔发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母亲当年是“春明女中”的学生，据说是在学校游艺会上，认识了父亲，而且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亲不幸得了癌症。虽经过两次手术而康复希望渺茫。母亲之死，对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亲的墓地，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家。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母亲的所有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泻于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群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11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只有他身边放着的《四部备要》。
2002年，父亲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我和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特此致谢）
（2007年3月26日）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1）
∷∷口述 傅履仁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虽然这篇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写就的3600多字的文章中，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只不过几百字，但司徒雷登却因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久不衰的“名人”。
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比，“大使”经历不过是其中短短两年。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见证了乃至经历了中国近代复杂多变而波谲云诡的历史。
18岁那年一场偶然相遇，使得傅泾波——这个清末贵族改变了以后的全部人生方向。而他也获得了司徒雷登始终不渝的信任，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司徒雷登在晚年，也用“田园诗式的友情”来形容他与傅泾波这种超越种族、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关系。
傅履仁是傅泾波的幼子，16岁那年与母亲一起到美国，与一年前先期陪同司徒雷登到达美国的父亲傅泾波团聚。现在的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退役后，傅履仁还曾担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驻中国总裁。他的妻子宗毓珍是著名华裔主持人宗毓华的姐姐。今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为由杰出美籍华人（如贝聿铭、马友友等）组成的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在他眼中，父亲对待“爷爷”司徒雷登的方式，体现的正是中国最古典的一种君子风范。
清末贵族与传教士的相遇
1900年，父亲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并担任过甘肃镇守使，是一个权倾一方的显赫人物。父亲是家中的长孙，深得宠爱。6岁时，便被曾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父亲的另一个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可见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祖父傅瑞卿早年也在清廷做事，后来弃政从商，并改信基督教。祖父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的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父亲第一次遇见司徒雷登先生是在1918年。那一年秋季，父亲陪同祖父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受邀发表演说。这一次初聚，成了父亲人生的一次里程碑。司徒先生后来在*里还特地提到这一段：“虽说他（注：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光芒。”
父亲原本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思想非常活跃的人物，像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李石曾、吴稚晖等。父亲交游甚广，我记得他晚年时曾提及，当年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引荐下，去故宫拜访过这位清末逊帝。
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父亲与司徒先生再次相遇。不久，父亲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开始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父亲得了一场肺病，司徒先生的母亲、司徒及其夫人都时常探望他。父亲曾说，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对司徒先生的爱甚至超过对亲生父亲的爱。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2）
初到北京的司徒雷登急需建立与北京文化教育界的联系。父亲利用他的优势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有一次，父亲在司徒先生盔甲厂（注：燕京大学迁往燕园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12位客人都是像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这样享有盛名的名流，这让司徒先生看到了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关系和能力。
那时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创办成一流大学的司徒先生，希望父亲能做他的助手。父亲最终答应了，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酬劳；二、不参与燕大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雷登校长一人负责。可以看出，父亲之所以答应司徒先生，纯粹出于私人友情。
父亲在燕大上了两年学后因病休学，他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与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使他经常遭燕大教师非议，这使父亲十分苦恼。为了避嫌，身体康复后，父亲又回北大读书。
1924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文化经济学会。中国文化经济学会是由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宋子文等人发起，成员多是当时知名人士，父亲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20年代，梅兰芳与梅剧团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演出，父亲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司徒先生也帮忙在美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京剧和梅先生的表演艺术。
1922年，父亲受司徒先生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父亲的婚礼，也是司徒先生做的主婚人。他俩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美国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叫爱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几年前我回国时，有一次与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吃饭，他偶然提起，小时候曾听过一位叫司徒的外国人传教，那人中文非常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不知道这个“司徒”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司徒”，我后来告诉了徐市长司徒与我们家的故事。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