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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龚澎（3）
1938年10月，妈妈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沁县《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上，恰巧与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这一路，竟戏剧性地改变了妈妈的行程。爱惜人才的彭老总决定把妈妈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这段时间，妈妈担任过彭德怀和朱德的秘书。
1938年，在燕大经济系教书的英国教授林迈克，与其他3人历时3个多月，徒步来到八路军驻地，得到朱老总接见，妈妈为他们担任翻译，这为她后来走上新闻与外交道路奠定了基础。
妈妈后来跟我回忆：初到延安时，她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会莫名其妙地感伤，遇到挫折会觉得周围人不理解自己。但到了太行山区，特别是穿上八路军军装后，她感觉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在山西参加妇救会工作，与当地妇女同吃同住，她可以很长时间不洗澡，头上长满了虱子。在我看来，妈妈从单纯的学生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就在这个时期。
到延安后，妈妈曾经用英文写了一份自传，回顾自己为什么离开繁华的上海，一直持续写到后来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那时大姨即将到美国留学，妈妈把原稿交给她，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后在美国出版——那时她还不知道组织对这方面有一些规定。大姨到美国后把书稿交给著名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对大姨说：写得很好，请转告你妹妹，如果稿件上再加上她在爱情方面的故事就更完整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事就搁置下来。不过，妈妈确实是那个年代一类中国青年的代表。
重庆岁月
1940年，妈妈离开太行山，调到*重庆南方局，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担任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对外活动中，她是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现的，这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身份。
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妈妈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就是那时与母亲结识并成为朋友的，他曾在日记里这样评价母亲：“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他还形容妈妈，“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当时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叫张平群，他的亲戚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她说张平群和夫人对龚澎印象很深，虽然在政治上是对手，但他们很钦佩妈妈的人品和才华。
上世纪80年代，一批在“二战”期间曾到中国采访过的老记者相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开了一个名为“Who Lost China”的研讨会。“Kong Peng”（母亲的英文发音）是会上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名字。1985年，这批美国老记者重返中国，“龚澎”再一次被他们屡屡提及，有一位老人还特别想见我，跟我讲讲妈妈的故事，可见妈妈当年在重庆的影响力。那时在重庆媒体圈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妈妈的工作成绩。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因为龚澎而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一位老人告诉我：“我没参加过共产党，对政治也不太了解，但我眼里的共产党人就是你妈妈这样的人，真诚而有魅力。”还有一些同学和妈妈走的路不一样，但她们之间的私人感情非常好。“只要让我去做，我就去，就因为是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4）
毫不讳言，那时有很多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特别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但妈妈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给人尴尬，也从不津津乐道于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写文章夸母亲长得漂亮，其实她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她漂亮，但从不刻意修饰自己。妈妈生前特别不喜欢别人夸奖她漂亮，她更希望靠能力和才华获得赞赏。所以我在写书时，哥哥提醒我说：对妈妈外貌的赞美，只要有一处就足够了。我想妈妈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会定期接到一封来自太行山的信，那些写在粉色信纸上的话，是妈妈最甜蜜的期盼和快乐。
1938年冬的某一天，朱老总兴奋地告诉大家：一位在德国留学8年的留学生将要来司令部工作——这位来自北京的学生叫刘文华，1938年1月，他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拒绝了5所著名大学的聘书，追随心中理想来到太行山，不久就调到前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坦率地说，那时候革命区的女青年很少，像妈妈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较容易接近那些位置高的人，但妈妈坚持找与自己经历相似、有共同语言的人做伴侣，虽然比较而言，她这样的路可能走得更辛苦些。很自然地，妈妈与高大沉稳的刘文华走到了一起。1940年8月，两人结婚，当天，他们郑重而浪漫地在村里一棵杨树上刻上两人姓名和结婚日期。
新婚不久，妈妈便被调到重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9天。她和刘文华商定每周通一封信，“抗战胜利那天，就是我们团聚之日”。没想到，这一次竟就是最后的诀别。
1942年，一连几个月妈妈都没有收到来自太行山的信，特别是知道左权牺牲后，她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鼓起勇气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本来希望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周恩来凝重而沉默不语，她一下子全明白了。
原来1942年5月，刘文华在从总部返回情报站的路途中，因长期劳累导致的急腹症发作，此时正好赶上日本兵在周围扫荡，无法被及时送去救治而在疼痛中去世。去世前，他让身边人帮助写下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他留下的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有一张妈妈围着白围巾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珍贵照片和妈妈告别时给他留下的一丝黑发。
消息传到重庆，被周恩来暂时隐瞒下来。原来，几天前，妈妈刚刚得知在桂林避难的姥爷因病去世，和姥爷感情深厚的妈妈特别伤心。周恩来不忍心让妈妈接连承受这不幸的打击。
妈妈去世后，我从大姨那里知道她和刘文华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了解妈妈一生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和事。几年前的一天，我坐上火车，特地来到埋葬刘文华的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园。陵园很大，附近还有一个招待所，陵园管理员告诉我，很多离退休的部队老干部经常会在招待所里住一两个月，白天就到某个墓碑前坐着，跟“里面”的人说一上午话。以前听爸爸妈妈谈起革命年代的事情，总是感觉很遥远，而看到那些墓碑，我才第一次对“牺牲的先烈们”有了切身的感受。我找到刘文华的墓碑，在心里轻轻地说：“刘伯伯，我替妈妈来看你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5）
当年两个最亲爱的人的离去，让妈妈痛苦万分，她蒙着被子在宿舍痛哭了一整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找她谈话，希望她能重新振作起来。妈妈很快克制了自己的悲伤，投入到更努力的工作中。在妈妈那一代革命者心中，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要超越个人感情的。
因为劳累和一连串的变故，妈妈病倒住院，很多朋友都赶来探望她，其中不乏每天都会带着鲜花来的仰慕者。而每一天都会带一束玫瑰花来的，就是爸爸乔冠华。
才子佳人
妈妈是在重庆与爸爸认识的。此前，爸爸以“乔木”为笔名写了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成为名噪一时的记者。香港沦陷后，爸爸与诸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刚到那里，他便被夏衍介绍，拜访周恩来。爸爸在曾家岩的“周公馆”与妈妈不期而遇。
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经常见面，彼此的认识和交往也十分自然。1943年秋，爸爸、妈妈结婚。周围的老朋友开玩笑说，他们的结合，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的评价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爸爸的老朋友冯亦代回忆：“在香港时，老乔是他们家的常客，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那时郑安娜便和他感慨：如果维航（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那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郑安娜根本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后来郑安娜得知爸爸、妈妈走到一起后，连连说：“你看！当年我就说他俩应该在一起呢！”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对标准的“才子佳人”组合。
1944年7月，哥哥乔宗淮出生，他是在曾家岩“周公馆”长大的。天气暖和时，爸爸、妈妈常把哥哥的小床放在办公事的天井中间，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一楼，经常是哥哥哭了他抱一抱，渴了饿了他喂一口。爱泼斯坦说，曾家岩有一种浓厚的家庭气氛，龚澎的孩子坐在一边，周恩来更像一个舅舅。1946年爸爸妈妈住在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与周恩来邓颖超曾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哥哥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周恩来会见客人后拍照留念，便喊哥哥：“弟弟（重庆人对小孩子的称呼）过来一起照相！”哥哥把脸扭到一边只顾自己淘气，“拒绝”和周伯伯合影。长大后他才发现竟没有几张和周总理的照片，后悔也来不及了。
爸爸、妈妈在重庆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不说教，对人的影响是那种和风细雨式的。有一次，爸爸肠胃病发作做了急诊手术后需要输血，医院血库里没有B型血，妈妈特别着急，告诉了两位好朋友，让他们帮着想办法。第二天一早，在医院守了一夜的妈妈推窗一看，门口排起了等着为爸爸献血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曾担任过史迪威助手的谢伟思。为一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献血，而且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人，这个场景让妈妈特别感动。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爸爸、妈妈就是一家人，为此我还和小伙伴吵过一架。他说：“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不是一家的，这事我敢和你打赌。”我不信，回去问爸爸，爸爸说：“是啊，我和你妈妈，一个在苏北，一个在广东，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我呆住了。他们实在是太和谐了，和谐得仿佛天生就是一家，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6）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爸爸喊妈妈“达令”（darling，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