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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松（7）
周：我认为在“神农架系列”里面，有两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一是城市和农村，二是农村和自然。更有意思的是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立里面，农村的价值是优于城市的；在农村与自然的对立里面，自然又是优于农村的。最终我发现了，城市——农村——自然，它们三者里面，价值是在最终向自然倾斜。我想知道，这种自然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为什么您对自然界包括动物那么痴迷呢？
陈：这应该与我们内心所渴望的东西有关。这种自然应该是一种内心的自然，是一种精神向度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存在，它不光是一种大自然。它也是一种符号。说不定它是一个精神的高度，或者是一个精神的坐标，我们的一切必须到那里去。这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所想象的那种大自然，它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所想象的大自然。它的世界，也有人，也有树木，也有石头，也有野兽，整个大自然的那种生机勃勃，那种非常陌生的境界，这是真真切切能够慰藉和安抚我们的一个世界。虽然它未必就是精神，但它和精神有关。是有信仰在里面，有感情在里面。
周：很多时候评论家认为，因为您到神农架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所以您的文学创作与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对这种评论您有什么态度、看法？
陈：我还是不太在意这些评论，有些时候也没有仔细去想，对这些评论，我也只是默认罢了。你问的也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当你得到什么的时候，有时可能是意外的收获。当我写完《世纪末偷想》以后，我发觉我很能写这种思想随笔，有思想的，很精练的，并且是更深一层的东西。过去写诗就是写的这样一些东西，我还真想写一些关于森林啊、动物啊这样一些随笔，写上了瘾，我这就去了神农架。不过去了以后，我发现森林并不是我想象的森林。大自然是非常残酷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第一次到神农架的时候，觉得那里真是太美了。高山草甸就像神仙种的，那些箭竹排列得非常漂亮，有规则，就像人工种植的。但也得到了另一种感觉，那就是非常贫瘠。农民那么贫穷，动物那么稀少，当你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去那儿的初衷就变了。
周：了解到真实的神农架后，您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陈：是的。千年的树木都被砍伐了，砍伐了就很难再生，就长了这些草甸。而且它这种草盘根错节。即使树籽掉进去，都不能生长——已经没有了生长的空间。我发现了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真的是非常残酷的，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不可逆转的。我就回来写《豹子最后的舞蹈》。我是怀着义愤，讲最后一只豹子是怎样死亡的。
周：看到了神农架的真实境况之后，您对神农架原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脑海中诗意的自然被严酷的自然所代替，是这样吧！
陈：这种思想上的冲击，使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有了许多的反思。我们过去讲的那些山村的农民，那些非常美丽的村庄、村落、村寨啊，我们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中经常接触到这种浪漫主义的山村生活，什么山里妹子多么漂亮啊，山里汉子多么强壮啊，什么村村寨寨欢歌笑语啊，那些很美的民俗啊，说得像诗一样美。其实全是谎话，我过去并不知道，我们这些写作者也是被文学欺骗了。事实不是这样，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农民穷得不能再穷。那么我思考的问题就是非常实在的，没有什么虚幻的东西，它改变了我生活的态度。那时流行的一些小说写农村，写农村怎么改革，村长怎么带领大家致富啊，等等，都是写这样一种东西，至少有一半的东西是虚伪的。从神农架回来以后，我就突然改变了看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陈应松（8）
周：您去的时候是带着寻找精神寄托去的。但是去后那里带给您的是一种现实的、强大的冲击力，促使您有了新的看法。因此在您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对农村、对神农架地区人的一种生活的贫穷、精神的贫穷的关注，是不是也有这样一种想法在里面呢？
陈：对神农架我是满怀敬意的，我现在想起来我最大的兴趣还不是贫穷而是他们那种生存的坚韧度。人在那种地方生存下去是不可想象的。山区在一般的旅游者眼中还是很美，山寨啊，山上有人在那里耕耘播种啊！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们是怎么生存的。比方说他们的小孩怎么读书啊？假如生病了怎么办啊？要是得了病，他怎么到医院里去？他要走多少天？他怎么下来？怎么把病人背下山？他每天吃什么？他有没有水有没有电？就是他怎么生存，就是这些具体的问题，给我造成一种巨大的冲击。人类真是太伟大了。我们说的一些不能生存的地方，这些人能够生存下去。我觉得生存的坚韧度是最值得赞美的。回来以后我写的这些小说就是关于他们怎么生存下去的东西。这些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有关，它是另外一种生存方式。
周：您觉得它是怎样一种生存方式呢？在那样一种环境里面他们是靠什么信念生存下去的呢？
陈：我认为他什么都不靠，就是靠他的本能，是靠人的韧性生存下去。甚至说句不好听的，人就跟野兽是一样的。你想啊，野兽它慢慢地脱离平原，从低山到高山，它先是在低山生活的，它被人们追杀以后，慢慢跑到高山，高寒地带。它能生存下去，人也能生存下去，作为人来讲，是非常艰难的。
周：在您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我比较喜欢这么几篇。首先是《松鸦为什么鸣叫》，这是这一系列当中比较早的一篇。小说主人公伯纬背死人，善待死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很自发的行为，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在里面。这就给了我很强烈的感受。
陈：我当时的初衷是想冷静地写死亡，以幽默的笔调，例如他背死人，跟死人不停地说话。当时还是有宗教的考虑，生与死，例如公路带来的大量死亡。《豹子最后的舞蹈》也是这样。
周：在您的“神农架系列”小说里面，频繁地写到死，几乎每一篇都有死亡。我觉得这是很有意味的东西，这是您反反复复地在思考死亡的问题。
陈：我觉得生死在宗教中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死亡在宗教、艺术、哲学上都是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在宗教中。宗教就是在解除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因为基督教说得很明白，它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罪、忧伤，第三个就是死亡。但我认为死亡是永难解决的，特别是在文学中。
我喜欢写生死，我觉得它可能更有意义一些，这是我从神农架回来以后，刚开始的出发点。还是老话：从现实后退了半步，不直接关注现实的某个问题，什么*、贫穷、贪污、改革。我觉得那些非常好的小说，那些杰出的小说家，最好的小说就是写死亡的。
周：这又有另一个问题了，在您的小说里面，您把死亡问题当精神问题来对待，您在追求一个抽象的有意义的东西，但是把死亡放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狂犬事件》。在《狂犬事件》中频繁的死亡。在这里面您在思考死亡的什么意义呢？我想您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地写乡村的一个具体生活事件。
陈应松（9）
陈：《狂犬事件》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在这里面我下了很大的工夫，这是一般人无法了解的，也没有看到这个评价。关于像这种用象征的，用一种瘟疫袭来或是什么其他的，比如《鼠疫》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小说，某一个事件所蕴涵的道理。包括卡尔维诺的《阿根廷蚂蚁》，等等，某一事件所造成的威胁。我在里面花了大量的工夫，写成了一个非常实在的小说，村长，村长的家里人，这里面的所有人，像现实主义小说里面的一样，就是把寓言和现实结合起来了，表达了一种抽象的死亡问题。有了我在神农架得到的这样一些生活，使我有能力考虑到把一部象征的小说写得像生活一样真实。这是非常之难的。过去我写过象征小说，要写得非常有生活味道，非常有实感、丰富、真实可信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写得有生活实感了，又没有那种寓言色彩，没有那种象征性了。就写个生活，什么狗咬人啊，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所说的死亡的意义，在这里，我一下子很难说清。
周：《牧歌》这部小说，题目看了都很美。读到前面让人感觉这个小说很美，后来突然一个事件，使整个小说发生逆转。《神鹫过境》也是如此，和《牧歌》类似。《神鹫过境》刚开始写丁连根准备把它送到动物保护站去，之后他又把神鹫拿过来把它驯服了，充当抓鹫的工具。这样看来让人感到很意外，很有冲击力，在这个转折里面，您思考了什么问题呢？
陈：《神鹫过境》这部小说是我到神农架之前写的，过去我还是喜欢写这种东西的。写人类的残忍，带有寓言性。通过驯服这只鹰，利用它去征服它更多的同类，所谓神鹫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堆肉了，在另外一些地方是神。神性在这里被一种报复心理给打败了。
周：人比动物残忍，《牧歌》这部小说，虽然题目是《牧歌》，但它是一种反牧歌的写法，它表现的是人和动物的冲突。在这种冲突里面，人和动物两败俱伤。其中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张打，他是个老猎人，打猎是出了名的。他到老了才发现原来自然界是那么生机勃勃，他认为动物应该也有自己的尊严，也应该有它自己的神性，人和动物的生命应该都一样。人应该敬畏动物，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陈：对，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一个没有动物的森林是非常寂寞的，死气沉沉的，对大自然我们还是应该有一种敬畏，它有它自己的平衡方式，人类不应对自然进行过度干涉和索取。
周：在您的小说里，我发现有这样一种观点，您既反对人类对自然贪得无厌的索取，也反对过度的环保主义。我们暂且把前一种叫“人类中心主义”，把后一种叫“自然中心主义”，两种观点您都是反对的。您还是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有一种关系，那么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共存呢？
陈：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没有想好。我只能这样说，我写的东西，包括人对动物野兽的猎杀，野兽是否应该有它的空间。我的小说里，当然像在《豹子最后的舞蹈》里，我是怀着一种义愤，实际上，我不能说有一般的是非评判，我把这些写出来，把这些残酷的现实，人与自然、动物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真实状况写出来，我认为是最好的，不作某种偏执的评判。
陈应松（10）
周：您通过对动物、自然界的严酷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中心主义的否定，人是不能按照自然的价值尺度来生活的，否则也是人的异化。
陈：我自己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是作为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不能把这种思想带进去。大山里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人与动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充满了搏斗，到最后人还是要猎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