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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得很杂，难以归类。小说反而不似十年前那样热衷，少量的国外小说会看下去，最近读过的有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普鲁的《船汛》，施林克的《朗诵者》。遇到曾经读过的旧小说，读进去了，也会再读一遍。读书生活对我的启示
说不上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吧。除了生命，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辈子的，或者一辈子意义不变。读书也是这样。但相信一点，有的书你读过了一辈子不会忘，但不等于它不变，再读一遍，会发现它变了，不是老朋友了，是新朋友。我不喜欢的书
图书种类中的大部分基本没有涉猎或者完全没有涉猎，喜欢的方向窄，由此导致不喜欢的方向也窄。就我读到的有限种类中，传记是不大喜欢的。可能有不错的传记，比如传主自己所作。大多数传记作者远离传主，自说自话，内容取自传主，却让人觉得那是在写作者，读这一类书实在是受戕害。
对话邓一光
仰望星空，放飞心灵
杨建兵 邓一光
杨建兵（以下简称杨）：您在当代文坛已耕耘二十余年，在多种题材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提起您，读者首先想到的可能还是《我是太阳》和《父亲是个兵》，把您归入军旅作家之列。我们的话题也先从军旅开始。首先想请您谈谈您为什么以军旅或者说战争为背景来展开您的文学之旅？
邓一光（5）
邓一光（以下简称邓）：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访谈者头一个就会提到的问题。我感到奇怪，这个奇怪不在于访谈者们关心的问题为什么那么一致，而是我对访谈者们“军旅作家”的界定弄不明白。“军旅”这个词我明白，《辞海》上的注释很简单，就是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军旅作家”这个提法我一直没弄懂，是指身为军人的作家呢，还是指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如果“军旅作家”指的是身为军人的作家，这种说法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我不是军人，自然不在之列。如果指的是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问题就出来了。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罗贯中、施耐庵，他们的作品写的是“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轼这些诗人词人都写过军队和战争，连鲁迅的写作都涉及过军队和战争的事。西方作家包括塞万提斯、歌德、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你把文学史上所有熟悉的作家名单排出来，好像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没有涉及过“军队及作战之事”，连罗琳的哈利？波特都在进行另类的魔法战争。是不是他们这些作家，包括《诗经》、《左传》、《史记》作者在内的所有作家都属于“军旅作家”？
“军旅作家”是狭隘的体制规定下带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界定，存在严重的概念模糊和混淆错误，你的问题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这么说，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姿态，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灾难和原动力。战争情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我的重要构成之一，它让我充满了个人述说的欲望。
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一大批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代表着当时文坛的最高成就，有评论家认为它们是后代作家难以企及的现实主义创作高峰。我想知道这些作品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
邓：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另两部书没读过，但看过同名电影。我被这些小说和电影深深地打动过，为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遭遇流过泪，不光创作，就连我最初的世界观都受到过这一类小说和电影的影响。
这一类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单线的，主张二元对立的善恶观，无一不张扬对信仰的追求、真理的坚守、道德的完善、人类大同世界的赞美，与一个多数人赢得生存权的变革时代形成互文，适合那个年代渴望世界具有透明度和热情的读者比如我的阅读。在缺乏其他题材作品的年代，它们占有着文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有一种阶级立场指导下特有的神秘感、颠覆动力、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关于神秘感，我想到了上世纪中叶从事大型计算机运作的那些程序员，他们试图以机器的符号演算方式代替人的认知方式，创造了二进位制的语言。这些人在当时被人们看做怪物。关于颠覆动力，这是阅读最有力量的元素之一。关于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缺失的高贵品质。你说的这些作品也是一种充满力量的二进位制语言方式，以及用这种方式书写的时代叙事，它们在一元化时代建立了一种全民的文学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邓一光（6）
我在这里对你有一个小建议，不必把这些作品硬拉进“军事题材文学”的小圈子里，这样的视角无益于你的研究工作，譬如不必蹲在树木里观察一群鸟儿，你也可以去溪流旁、山峦上、大海边，甚至天空中，你在那里也能看到它们，而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才是它们真实的生活。
杨：塑造悲剧英雄是您战争题材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也将您的作品与《林海雪原》等区别开来。不管是《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还是《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他们都是英雄，又都是悲剧英雄。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又如何理解英雄的悲剧？是否可以说英雄本身就是悲剧？
邓：英雄（hero）这个词最早源于古希腊神话，它含有三个意思：一是半人半神或非凡的人，一是悲剧和史诗的主角，一是统治者。英雄的悲剧性不是由“英雄”的词根决定的，而是由英雄自身的构成以及与时代的冲突这一性质决定的。具有天赋才能、卓越超群、代表着神的意志的英雄，他们始终处在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历史选择上，也处在如何把握自己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双重能力上。英雄具有警示时代、创造时代和奴役公众的几重欲望，以及在这些欲望推动下永远不会放弃的行动能力。不是他们不想做到，而是他们做不到在破坏旧秩序的时候不以暴力恃强凌弱，做不到在自己成为新的秩序的维护者之后不成为新产生的那个秩序的代言人，悲剧由此注定。但这个悲剧是有意义的。人类的文明需要创伤，需要递进和更替，总得有人出来颠覆前文明，总得有人对现有秩序提出疑问，总得有人用智慧、力量或别的什么权力来提出一种更新文明的理想诉求，并且为了建立新的文明和秩序而付诸行动，这是一轮轮文明递进的前提。英雄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悲剧的注定在于英雄的承担是孤独的、不自由的、不被当下文明秩序接纳的，甚至是不自主的，具有同一力量中破坏和建设双向选择后的悖论结局。没有悲剧性结局的英雄一定演变了，异化成新的体制权力，也就不再是英雄了。
杨：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学也开始发生全面转型，突出表现在传统的“崇高”、“英雄”、“理想”、“价值”等观念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遭受唾弃。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等在当下的命运？您是不是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呼唤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回归？
邓：我不呼唤什么。我的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担负呼唤的责任。他们只是生活在他们的时代里，被时代压抑和决定，而又不甘心这种压抑和决定；被他们自我内心的冲突压抑和决定，而又不妥协于这种压抑和决定，他们恰好给了我想象中经历一次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虚拟旅程，我个人需要这样的旅程，我在这样的旅途中能够找到快乐，找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次次心灵的皈依。
对“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的质疑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一战结束后，被人类和人类文明在战争中的异端表现吓坏了的人们就开始质疑自身传统能量的前认定，甚至质疑科学这个人类桂冠产生的真正动因。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都参与了这场大质疑，这一质疑思潮到二战结束后更甚。普罗运动、工人运动和社区革命主义都以颠覆传统的“崇高理想”为宗旨，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力再分配的诉求。这种人类对自身境遇的质疑和权力再分配的诉求表达着人类对自己理性生活的自觉要求，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都能找到，而且不会停止，会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
邓一光（7）
传统文化从来就是过去时，承传是文明系统性的要求，任何一片森林都不会凭空生长出来，都能在其中找到初始的种子和根系，种子和根系导向的是生长，而不是回归，也不应该回归。人类从来没有也不会放弃对自己神性生活的要求，不是呼唤，而是人类无从割舍的神性生活的要求决定的，新的“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会随着传统的“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的质疑和坍塌而产生，这个我们已看到了，还会一直看下去，直到人类这一物种终结。
杨：您也塑造了不少非英雄的悲剧，如《远离稼穑》中的四爷，还有战争中的女性悲剧，如《大妈》中的范桑儿、《想起草原》中的小姨等。据我的阅读体会，您在择取战争中的人物角色时，采用的是一种人性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所有的人物无法逃避悲剧的命运。换句话说，您是在写战争的悲剧，从而表现一种深沉的厌战情绪和悲悯情怀。从这种意义上说，您的作品实际上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的一种消解。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理解？
邓：前面说过，我在我的小说中去做这么一次现实生活不可能出动和到达的旅程，这种旅程首先不是由观念决定的，而是我对现实生活有了疑问，历史资料说服不了我，我的理性思考也说服不了我，于是我凭借写作这一方式上路，去别的地方寻找那个答案。不是我反对什么或赞成什么，我去寻找反对或赞成它们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成为我小说的人物，不是这样。
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是无法在国家语言民族语言文化语言这些语境中得到真实的抚慰的，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不知道是不是弗洛伊德说的，他说战争是一种集体犯罪，在和平年代，一个人杀了人是罪犯，但在战争中，杀人的人却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英雄。话题可能拉远了，但它很重要，这就是战争是人类悲剧命运的不可逃脱性的根本原因。
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