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就如同面对着真正的梵高，听着他激动而热烈的言语。
我突然有一个怪异的想法，如果艺术家也可以投票，在印象馆里的得票数最高的一定是梵高。如果能投两位，那么一定是梵高最高，高更第二。
这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由，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投给梵高，而是投给燃烧的感情一票。任何真正燃烧生命而发皇出来的艺术，必然都带有感人的因素。
其实，梵高作画的时间不长，他真正作画只有十年的时间，他早年的志愿是文学家或宗教家（为矿区的人们殉道）。十年的时间他的每一幅画都像有噼噼啪啪的裂帛之声，他燃烧，并且拉开胸膛，让人们看见他火热的心。我们走进梵高的世界，犹如一只饥饿的蜜蜂飞进了开放大多花朵的园子，我们迷惑了，是什么力量让人达到这种情感的无限呢？
在这个逐渐理性冷酷的世界，人总是抑制着自己的情感，像梵高这样的艺术家已经愈来愈少，因此，如果有一个对艺术家投票的机会，我想我会和众人一样，投给燃烧的感情一票。
——一九八二年五月七日
第凡内印象
朋友一定要带我去看〃第凡内珠宝店〃。
我说：〃第凡内珠宝店有什么好看呢？〃
〃第凡内珠宝店是世界最有名的珠宝店，在电影《第凡内早餐》中，那个瘦瘦的奥黛丽·赫本站在一家珠宝店观望半天，流连忘返的就是第凡内珠宝店！〃
〃好吧，看在奥黛丽·赫本的分上，我们到第凡内珠宝店逛逛。〃我们便搭上地下铁到第五街去。
纽约第五街是纽约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可能也是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尤其是傍晚公司下班而商店还开着的时候，第五街上流动着粉红的人潮，所谓粉红色，是充满了生气及美丽的颜色。这时，在公司上班的男男女女全从办公室涌出来，他们全穿着光鲜而时髦的服装，几乎每个人身上的颜色和式样全精心的挑选过，你站在远处看，这些人潮真像一幅流动着的线条明朗的抽象画。
有一次我在城区的五十七街逛画廊，这里有数十家第一流的画廊，展示着许多成名的和未成名画家的作品。我一家一家的逛过去，在一家展示印象派绘画的画廊窗里往外望，高大的富有生气的办公室女郎在窗外像蝴蝶一样飞过，我突然觉得印象派的光影在那一刻仿佛从巴黎到了纽约的黄昏。
在纽约逛过一百多个画廊，看到从中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的光耀夺目，再仔细地在街头走走，看到许多美丽的西方人（不是电影里的，而是生活的），我常常走路走到一半就驻足下来，深沉的这样想着：为什么西方人比较美呢？是不是我自己的审美观出了问题？
有一天我在洛克斐勒中心附近，天空慢慢的飘起小雪，我找到一家路边的咖啡厅坐定，那家咖啡厅有一排明亮的落地窗，我康到许多美女走过，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浮起童年看布袋戏的一幕。那时布袋戏惯常分为〃东南派〃和〃西北派〃；东南派是好人，全是黑发黑眼眉目清秀的中国人样于，西北派是坏人，全是金发碧眼的高鼻大目的外国人。在童年的心灵里，我觉得〃西北派〃那一帮人实在长得不高明，而此刻，当我面对着〃西北派〃的许多真人时，竟自卑了起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后来我慢慢地找到答案，当我学画的时候，第一位教我绘画的教师，教我的第一张炭笔画便是维纳斯的雕像，他说：〃你看那眼睛、鼻子、嘴唇的轮廓多美，你看那比例多么匀称，中国女于再也找不到维纳斯这种美女了。〃第二个画的是阿古力巴，他说：〃你看他的下巴多么有力量，眉字间也充满了英气！〃因为学了画，我不只一次的读西洋美术史，又不断的审阅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那些艺术感动。
长大以后，我迷上电影，电影里西方的美男美女像潮水一样不断的在我的脑中涨落，而且这种好莱坞的审美观每天都在报纸上大量的传播着，然后我看中国电影里的明星们，也都或多或少长了一些好莱坞模式。于是，〃东南派〃的信心随布袋戏的没落而消褪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北派〃的向往。
在咖啡厅的那一刻，我惊觉到中国的审美观已经处在一种可怕的危机里了。
我想，如果我当年学画从杨贵妃、赵飞燕的石膏像学起，或者是临摹韩干笔下的圆脸肥壮的马上人物的话，可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或者中国电影争气，有几个可供怀恩的人物典型，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把美随便的赋予费雯丽、克拉克盖博了。
纽约的地下铁挤满了各种人，有典型的金发碧眼美人，有黑人、犹太人、日本人、中国人、波多黎各人，或者不知道哪里人，他们总是有着很大的差别，我想，不知道他们的审美观是怎么样的？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艺术愈强大的国家恐怕就对审美愈有自信吧！
从纽约的地下铁钻出来，往第几内珠宝店走的时候，因为我那样子想过，心情清淡了不少，对于看美女的兴致也减低了。到了〃第凡内珠宝店〃，这是一家巨大的店，偌大的面街橱窗里只摆了一颗亮闪闪的钻石，大门锁住了，朋友说：〃你要先通知柜台的小姐，她看清楚了才会来开门。〃
我说：〃不用了，看看橱窗就够了。〃
我们便散步去找了一家咖啡店，自嘲的说：〃至少奥黛丽·赫本长得有一点中国人的样子！〃朋友没有听清我的话，追问着：〃什么？你说什么？〃
〃没有。〃我说：〃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吧！第几内珠宝店也不过如此！〃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
莺歌山之冬
每年一到冬天，有一位生长在北方的朋友就常常抱怨台北不下雪，一点不像冬天，然后就会谈起他在北方的故乡。那里一片莹白的雪，让人在冬天还有清明朗净的心情。不下雪有许多事做起来就少了滋味，像喝白干、吃烤羊肉，围在一起吃涮锅。
有一回我忍不住说：〃雪恐怕不是你最怀念的，你怀念的只是一种心情吧！〃因为即使在台湾也有许多地方下雪，我的朋友到雪地里还是不能平静。一日到了外国遍地的冰雪，恐怕更要怀念这个南方小岛的绿色冬天。
冷暖原来最深刻的感受，不是在肌肤上的，而是心情的。在落寞之际，处在春天的花园里，心里仍然会冷；兴起之时，即使走在寒大的雪夜，还能有暖意。我常有这样的经验，寻常的人一定也有，我就看过遭受重大挫折的人，在炎热的夏天还浑身打着哆嗦。
不管是春夏秋冬，我总是喜欢到郊外去，因为在室内，就不能感受真实的季节感应，我觉得最可悲的莫过于是夏天总是躲在冷气房里，而冬风来袭时则抱守着暖炉的人。那样的人不知道春花何时盛放，也不能体会冬冷独步街头冷冽的清醒。
去年冬天，我经常到台北近郊莺歌山上的亲戚家里度假，那时我觉得，就是没有雪，人坐在屋里听着呼啸的山上风雨，也能寒到彻骨，而就是简单的坐在书桌前读一本好书，同样的风雨，都是没有寒意的。
莺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镇，因为它是个陶瓷工业城，还隐伏着空气污染、噪音弥漫、道路崎岖的种种问题，大致的说，它不能说是一个美丽的城。可是就在我从台北往莺歌驰车的路上，心情就美丽了，尤其是在冬天。
台北往莺歌有两条路，一条是走板桥、树林、山佳，一条是走板桥、土城、三峡。前者是沿着铁道的一条山路，曲曲折折，让人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尤其是车到山佳，要通过许多山弯，每一山弯都是一次豁然开朗的大地。后者是在两片平原的中间的宽广马路，左右都是稻田，偶有灰色的农舍夹杂其中，就是最冷的风雨也是绿色的。
我说冬天最好，是因为一到冬天，污染的空气就仿佛在丝丝的冷雨中洗清了。
亲戚住的地方是在山上一座独立的大屋，旁侧就是一家工厂，即令在冬天，工厂也二十四小时发出隆隆的机械声，机械的规律性，时间一久也能不闻其声了。如果有风雨隔着，机械的声音就暗淡下来，那时坐在桌前听风看雨，机械的声音仿佛是有着生命，不肯向风雨妥协，然后在第二大的清晨，我看见一车车的地砖从工厂中运出，它们是沉默的，但是全省有多少大楼就在那沉默中被建造起来呢？
最好的是火车的声音吧。居处不远，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的声音响过，从远处看，火车真是美的，每一格车窗都有一格乡心在旷野中奔弛，每一扇亮灯的车窗都是活的，它带着我们夜的怀乡的心情，开向南方；南方此刻可能是天暖，是阳光普照的，我总觉得望着远远的列车，雨中远比阳光下让人惊心。
有时候亲戚的小孩放假，我们就在书房里说故事，围着煤油的炉于，我聆听着孩子们说出他们心里的梦想，他们在冬季仍是充满生命的热力，不畏寒冷。有一天他们在院于里放冲天炮，一道闪光射过满大的雨，最小的孩子欢呼的说：〃我要把冲天炮射到星星的位置。〃那时天上并没有星，可是在孩子心里却有星的光芒，我想，孩子不畏冬，因为他们总知道春天的百花不远，大人怕冬，是知道下一个春天不是今年的春天。
冬天在孩子的眼中是为春天而吹奏的音乐，是在风雨中还能看见的朝霞。在孩子看来，冬天和春天的距离像同一花枝的两朵花，对我们来说，冬与春的距离，像星与星的距离一样大。我几乎能体会孩子的想法，但也使我惆怅，冬天是烦人的，然而只要我们能捉住小小的乐趣，冬天烤番薯的香味也可以和春天的玫瑰花香一样令人回味。
人只要多少有孩子的心情和孩子的梦，冬天下不下雪无关紧要，因为雪也总要过去，纪伯伦说：〃橡树和松柏既不是同类，也不必在彼此的荫中生长。〃在莺歌山上过冬，我觉得冬天如果是松柏，春天就是橡树，原是没有好坏，差别的只是心情。我写信给朋友：〃不必怀念北国的雪了，没有雪也能有雪的心情。〃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凤凰的翅膀
我时常想，创作的生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恒星或行星一争，发散出永久而稳定的光芒，这类创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巨大而深刻的作品；另一类是像彗星或流星一样，在黑夜的星空一闪，留下了短暂而眩目的光辉，这类作品特别需要灵感，也让我们在一时之间洗涤了心灵。
两种创作的价值无分高下，只是前者较需要深沉的心灵，后者则较需要飞扬的才气。
最近在台北看了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作品《女人城》，颇为费里尼彗星似的才华所震慑。那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在火车上邂逅年轻貌美的女郎而下车跟踪，误人了全是女人的城市，那里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有歌舞女郎、荡妇、泼妇、应召女郎、〃第三性〃女郎等等，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费里尼像在写一本灵感的记事簿，每一段落都表现出光辉耀眼的才华。
这些灵感的笔记，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梦，粗看每一场均是超现实而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