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的都是鲁维罗萨弄来的多米尼加护照，但这些护照是否管用，我们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鲁维罗萨本人也这样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别人更留意细节的检查员手里了。唯独德尼兹人没有任何危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列车第一次停下，第戎①车站到了。在大雪中，车站上高音喇叭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一间包房的门被打开了，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房吧，于是，弗雷迪和我，我们发出了神经质的狂笑。
列车在索恩河畔夏龙②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房里的通宵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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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科多尔省的省会。
②法国索恩…卢瓦尔专区政府所在地。
我竭力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去听在过道里回响着的那些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说活，我能听清几个字。他们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个人在咳嗽，一种带浓痰的咳嗽。另外一个人在轻轻地吹着口哨。一道列车驶过．车轮碰撞铁轨的有节奏的声响吞没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我们包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过道的灯光照见了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电把包房从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弗雷迪惊醒了。
“你们的证件……”
我们把我们的多米尼加护照递绐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把护照交给了身旁的一个人，这人被包房的门拦看，我们肴不见他。我闭上眼睛。他们说了几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一步跨进包房，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你们是外交官吗？”
“是的，”我机械地回答。
几秒钟后，我才想起鲁维罗萨给我们弄的是外交护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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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国际惯例，外交护照为红色封皮。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护照还给了我们，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缄默不语，一直等待火车重新开动。火车开动了。我听到了弗雷迪的笑声。他把灯打开。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对我说。
他们没有去检查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的包房。我们叫醒了她们。她们还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激动。接着，维尔兹梅尔也来了，他色阴沉，还在哆嗦。刚才，当他把护照交给他们验看的时候，他们也问他是不是“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没敢回答，因为害怕便衣譬察和检查员中间，可能会有某个赛马的爱好者把他给认出来。
列车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这里的景色多么亲切和友善啊。望着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狂喜和信心。
我们到达萨洛金①时，还是夜里。一辆旅行车和一辆黑色大汽车已等在车站前了。弗雷迪、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着手提箱子，同时另有两个搬运工抬着嘉·奥尔罗夫的大箱子。我们大约十来个旅客，上了去麦热夫的汽车，当司机和那两个搬运工正在把手提箱塞进汽车尾部时，一个金发男人向嘉·奥尔罗夫走来，他正是她头天晚上在里昂车站看到的那个人。他们说了几句法国活，然后，她向我们解释说这俄国人是她的一位点头之交，他的名字叫基里尔。黑色大汽车的司机已坐在发动机前等着了，基里尔指了指这辆车子，提议带我们到麦热夫去，但是弗雷迪谢绝了他的邀请，他说宁肯乘坐旅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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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上萨瓦省的一个城市，为旅游胜地。
雪不停地下着，旅行车走得很慢，黑色大汽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走的是上坡路，每加速一次，车身就颤动一下。我担心在我们到达麦热夫之前，它也许会抛锚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黑夜消逝了，棉絮般的白雾透过枞树的枝丛笼罩着大地，我思忖着在这样的时刻，还会有谁到这里来找我们呢。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我们渐渐地变得无影无踪了。维尔德梅尔穿着红棕色的大衣，戴着海军蓝的毡帽，嘉·奥尔罗夫穿的是件豹皮大衣，弗雷迪身着骆驼毛大衣，围着绿色的长围巾，脚蹬黑白两色的、宽大的高尔夫球鞋。本来我们这些城里人的打扮，是会引入注目的。但在浓雾中，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有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或者，我们只是一些蒙在车窗玻璃上的水汽，它牢牢地附在上面，用手擦也擦不掉。司机是怎样辨别方向的呢？德尼兹睡着了．她的脑袋在我的肩上摇晃着。
汽车在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中央停下来。弗雷迪让人把我们的行李放在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雪橇上，我们到教堂旁边的一家茶点铺去，想喝点热的东西。这家铺子刚开门，接待我们的那个女人显得非常惊奇，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太早，或者是嘉·奥尔罗夫的口音和我们的一身城里人打扮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维尔德梅尔对一切都赞叹不已。他连大山都没有见过，对冬季的体育运动更是一无所知了。他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呆呆地看着雪花飘落在死者墓碑和麦热夫市政府的建筑物上。他在向那个女人打听，想知道缆车是怎杆运行的以及他可不可以报名到一个滑雪学校去学习。
那所瑞士式的山区水屋叫做“南方十字架”。它很高大，用深色木料建造，百叶窗是绿色的。我想它是弗雷迪从他在巴黎的一个朋友那里租来的。它俯视着一条公路的弯道，而在这条公路上却看不到它，因为它被一排枞树给挡住了，从那条公路上下来，要走过一条“之”字形的路，才能到达山区木屋，至于耶条公路，顺着上升的坡度，到底通到哪里，我从来也没有好奇地去打听过。德尼兹和我住的房间是在二楼上，在窗口从枞树顶上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麦热夫村子。天气晴朗时，我就反复练习辨认教堂的钟楼、罗金布吕纳山脚下那座看上去象一个赭色斑点的旅馆、公路汽车站、溜冰场、墓地和远处的一切。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的房间在楼下，在起居室的隔壁。而要到维尔德梅尔的房间去，还得再下一层楼，因为他房间的半截子埋在地下，窗子象舷窗似的，刚好和地平面相齐。维尔德梅尔自己却偏偏看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地下洞穴。
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离开过木屋。我们住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玩着牌。我至今仍能相当准确地回忆起这间房子里的情形：一块羊毛地毯，一张皮的长沙发．一个嵌在长沙发后上方墙上的书架，一张矮小的桌子，朝着一个阳台开着的两扇窗子。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负责替我们到麦热夫去采买东西。德尼兹在读一本地从书架上找到的侦探小说。我也在读着。弗雷迪脸也不刮，嘉·奥尔罗夫每天晚上为我们做一个俄罗斯蒸菜浓汤。维尔镕梅尔请人定期地给他从村子里把《巴黎体育报》带给他。他读完之后，就藏在他的地下洞穴里。一天下午，当我们正在玩桥牌的时候，他手里挥舞着报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脸色都变了，因为有一个专栏编辑回顾了最近十年来赛马界突出的事红其巾写道：“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奥特伊尔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故。”报上还有几张为配合文章而刊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维尔德悔尔，照片很小，比一张邮票还小。令他发怒的正是这张照片，因为它的缘故，萨洛金车站或麦热夫的什么人，在教堂旁边的糕点铺里，可能会把他认出来的，那位给我们送食物和料理点事务的女人，也可能会认出他就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在我们动身前的一个星期，他在阿利靳康花园街他的住所，不就接到过一个匿名电活吗？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说：“喂，维尔德梅尔，你一直在巴黎吗？”那人说完后哈哈大笑，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反复对他说，既然他已是“多米尼加公民”，那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但这番话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表现得非常烦躁。
—天凌晨三点左右，弗雷迪使劲捶着维尔德梅尔“洞穴”的门，同时大声吼叫着：“安德烈·维尔德梅尔，我们知道您在这里……我们知道您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维尔德梅尔…马上出来……”
维尔德梅尔对这种玩笑很生气，两天都没有同弗雷迪讲话。后来，他们又和好了。
在山区木屋所度过的最初的那些日子，除了这个无伤大体的小事以外，其他的一切部是在平静中过去的。
但是渐渐地，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感到我们如此打发时间太单凋了。维尔德梅尔呢，尽管怕别人认出他这个“英国赛马骑师”，但也故态复萌了。他是个运动员，坐着不动是不习惯的。
弗雷迪和嘉·奥尔罗夫在麦热夫散步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人。看来，很多人同我们一样是到这里避难来的。大家碰在—起，组织了一些“联欢会”。晚上，弗雷迪，嘉·奥尔罗夫和维尔德梅尔很快就投人到这种夜生活中去了，我们听他们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呢，我是持谨慎态度的。我宁肯和德尼兹留在山区木屋里。
然而，我们有时也要到村子里去：我们总是住早晨十点钟的时候离开山区木屋，顺着一条两旁有很多小教堂的道路走去。有时，我们走进一座小教堂，德尼兹点起一支大蜡烛。有些教堂已经关闭了。我们在雪地上走得很慢，免得滑倒了。
再向低处走，就可以看到一个带有耶稣像的石头十字架耸立在一个类似圆形广场的中央，一条陡坡很大的路从那里延伸开去。这条陡路的前半段本来是铺着木头台阶的，但被大雪掩埋了。我走在德尼兹的前面，为的是在她滑倒时，便干扶住她。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村子了。我们顺着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市政府广场，然后从雪山宾馆的前面走过。再过去一段路，在右边人行道的后面，就是浅灰色混凝土的邮局了。在那里，我们给德尼兹的朋友们发了几封信：莱翁、埃莱娜（就是她把在康巴塞雷斯街她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用的）……我绐鲁维罗萨写了封短信，说靠着他弄来的这些护照，我们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并建议他来找我们，因为我和他上一次在公使馆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也打算“到乡下休养”。我在信上把我们现在的住址告诉了他。
我们向罗金布吕纳山走去。一群群的孩子，由一些身穿海军蓝冬季运动服的女辅导员带领着，从马路两边的旅馆里走出来。他们不是肩上扛着滑雪板，就是背上背着溜冰鞋。几个月来，的确有人在征用疗养地的所有旅馆，好让大城市里最贫穷的孩子们住到这里来。我折回去之前，我们从远处观看了人们挤在空中缆车售票窗口前面的情景。
从我们的山区木屋“南方十字架”再向上，沿着陡峭的山路穿过枞树林，可以到达一幢很矮的平房木屋前面。绐我们采购物品的那位妇女就住在这里。她的丈夫有几头母牛，在“南方十字架”山区木屋的老板们不在时，这幢房子就由他来看管。他在自己的木房里布置出一间大厅，摆几张桌子，从酒吧间弄来一张简陋的柜台以及一个弹子台。一天下午，德尼兹和我一起去到那个男人家里买牛奶。他对我们不很热情，而德尼兹见到了弹子台，却问他是不是可以让她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