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辛不耐烦了，闭上眼睛，拒绝做任何回答。
王纬宇神态激动地，用拳头击着手掌：“我一想起莲莲的生母，说实在的——”也许涌在嗓子眼里想说的话太多了，你挤我，我挤你，结果反倒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正因为劳辛说得确切不移，所以送走县委副书记，决定马上去陈庄，半刻也不耽误。
老林嫂不解地问他：“怎么？当真还去钓鱼？”
“要不是钓鱼，我回石湖干什么呢？”
那位小学教员说：“要不，还叫秋儿给你打下手去吧！”
“不用了，再不会有那好运气，会碰上红荷包鲤的。”他想：要有一个孩子伴随着，办什么事都碍手碍脚的。
但是秋儿的妈妈偏坚持：“要不叫秋儿，也得等水生，哪能让你一个人在湖里乱闯。”
“怕我在石湖里迷了路吗？”
那怎么行？水生的腼腆媳妇急了，在县城那么一个天地里，科级干部就是了不得的，路人为之侧目。像于而龙这样有时在报纸一大堆人名里偶尔出现的人物，怎么能让他独自划着舢板走咧？县委副书记可是有话在先的呀！
老林嫂止住了儿媳：“由他去吧！他的脾气我懂！”儿媳妇连忙叫了一声：“妈——”但这位候补游击队员却生气地说：“谁家请来的客谁照应，用不着别人插嘴！”
她站在垂柳下望着慢悠悠划走的于而龙，嘱咐着：“早点回来，我给你烙马齿苋的馅饼吃咧！”
于而龙笑了，那是芦花的拿手好戏，亏她还记在心里。
船渐渐地远去了，老林嫂心里在想：他急急忙忙地去干什么呢？按说，他应该着急去看望芦花的坟呀！那是他的结发妻子呀！不过，她非常信赖游击队长，认为他所要做的一切必然是正确的，也许正是为了芦花才迫不及待地驾起舢板走的！
可是一想到芦花的坟墓，老林嫂的眉头打起了结。
王惠平呀王惠平，亏你好意思笑得出口，还笑得那么自在，呸……她朝湖里啐了一口，于而龙已经划得看不见了。
老林嫂，她从来不是怯懦的，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人，一个多重的担子也敢挑，多大的风险也敢冒的候补游击队员，于而龙弄不懂分明她心里有话，干嘛不敢讲呢？
他想起打游击那阵，要给在湖东开辟根据地的芦花，送份文件，递个情报，在陈庄封锁线上的盘查卡子，突然严禁得一般人不容易混过去的时候，就只好找到她：“老林嫂，只得麻烦你啦！”她二话都不说，背上水生，＋上竹篮，装作讨饭的叫花子走了，谁都知道，只要一查出任何“通匪”的证据，立刻就地正法。
她胆怯过吗？没有。
于而龙弄不懂，难道成为一种规律，年岁老了，人就会变得软弱、变得瞻前顾后而丧失了胆量？王惠平能对一位烈属怎么样呢？
这他就不明白了，昨晚上，老林嫂不是已经把话点给了他：
“反正现在要来了鬼子，老百姓不大肯掩护干部的！”要不是她儿子白了她一眼，赶紧拿话打岔过去，肯定还会说得明白些。
她还总算是有勇气的，敢去找这位县委副书记，要他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敢于大闹公堂，弄得他至今还耿耿于怀。然而大概还是县太爷官大一品压死人，以致弄得这个不算太屈服的老百姓，想说又不敢说，不敢说又忍不住要说，吞吞吐吐，欲盖弥彰，其实，老林嫂并不是这种含含糊糊的人。
但是，她那张嘴确实被钳制住了。
于而龙想：我活了六十年，欢乐与痛苦，笑声和泪水，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都一笔一画地写在历史上的。老嫂子，当真理的嘴被贴上封条的时候，你一个人为我喊的声音再高，也挡不住那满世界的喧嚣，就像闹蝗灾那样，沙沙的蝗群，铺天盖地而来，把整个蓝天都遮黑了，能把所有绿色的植物啃个精光。你一个烈属何其渺小，能挺得住那疯狂的，吞噬一切的天灾么？那沙沙的咀嚼着人类良知的声音，又在他耳畔响了起来——
“于而龙，芦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是你的嫂子吧？”
“你哥哥怎么牺牲的呢？”
“你们怎么出卖沼泽地的地下县委会？”
“为什么你和芦花迟到？告密去了吧？”
“你怎么和你嫂子非法同居的？”
“你为什么被捕？为什么投降？”
“为什么鬼子大久保抓住你，不斫你脑袋，优待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啃吧！啃吧！蝗虫啃的是绿叶，而两条腿的蝗虫却在啃啮着每一个善良人的心。
“唉！”于而龙想：我应该早点给她写封信，告诉她不必为我操心，也就省得她受那位县委书记的气了。但是，话说回来，那时的于而龙或者穷于应付；或者压根不曾把千里之外的老太婆，那微末的支持当回事，这封信肯定是不会写的。现在，老林嫂那颗善良的心，就像这明镜似的石湖那样，也使他自己看到了灵魂上的灰尘。是的，他想：如果有上帝的话，这上帝就是人民；如果我要忏悔的话，也只能在他们面前低头！
老林嫂，她有一颗多么了不起的心啊！
在石湖支队扯起红旗以后，老林哥一直管着整个支队的粮秣辎重，根本就顾不了家。老林嫂要喂饱那几张嘴是相当不容易的，逼得她像男人一样，风里雨里地出湖捕鱼，而且还嫌受罪不够似的，后来又把于莲抱了回去。可她实在是个太累赘人的孩子，从小几乎是在老林嫂的背上长大的。有什么办法呢？她要撑船，她要张网，只好把孩子捆在脊背上，而且还要走村串舍，为她背脊上的宝贝，去寻找那些有奶水的妈妈，讨口奶吃。哦，她走了多少路程啊！每天早中晚三顿，离柳墩最近的村舍，也得三华里开外，计算一下吧，整整两年啊，不论刮风下雨，不论天寒地冻，她背着小于莲，一步一步地在泥泞的道路上，在水漫漫的沼泽地里，跌跌撞撞地着、走着，有时候不得不手脚并用，才能爬上那陡峭的堤岸，而莲莲还不住声地哭闹，在干妈的脊背上扭动挣扎。
“乖乖，别哭，快啦，快到啦……”
那种场景，于而龙现在一闭眼，立刻闪现在脑际。有时情况好些，条件许可，她就把孩子送到支队来；一旦紧张起来，战斗频繁，她准会把于莲抱回家去，而且总是给芦花说：“放心吧，只要我孩子死不了，她就能活着。”
于莲如今活着，可老林嫂的两个儿子呢？
石头，她的头生子，是在石湖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最早牺牲的一名小战士，他死得那样悲惨，至今，于而龙还记得老林嫂坐在井台上，舀着一瓢瓢水，冲洗小石头破碎尸体的情景。那血迹斑斑的场面，犹历历在目。从此以后，两军对垒，就在严峻的斗争里厮杀、格斗、扭打、相扑，一直不曾停歇，甚至不分不解地战斗到公元的一九七六年，好像这一仗还没有见分晓。
“王纬宇，你是学过历史的，难道不应该这样来理解么？正如抽刀断水一样，历史是砍不断的，有前因才有后果，对不对呀？老兄……”
那个可爱的石头，总还是在妈妈的眼睛底下埋葬的，可铁柱呢？老林嫂的第二个小子，却是于而龙亲手埋在朝鲜定州南面，紧靠西海岸的一座山丘上，那是一个多么勇敢的骑兵，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是他，小柱子和通讯员长生，一九四八年初用担架抬着游击队长离开石湖的，而今天，他回到石湖来了，可两个抬担架的年轻孩子呢？
当时，于而龙想，把小柱子埋在海边，那山头正朝着祖国的方向，海和海总是相连通着的，母亲怀念孩子的哀思和泪水，也许会顺着塘河流进大海，随波逐浪，飘泊到埋有儿子骨殖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来吧？
三十年前，老林嫂亲自把铁柱交给于而龙：“二龙，把柱子带走，当你的孩子一样，全托付给你啦……”一个做妈妈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那该是多深的信赖，因为她拿出来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颗母亲的心啊！
他无法想象一九五一年，当她收到那封报告不幸消息的信件，该是怎样度过那最悲痛的时刻？他把铁柱得到的军功章和部队的奖状，寄给了江海，就是现在主持地委工作的滨海支队长。请他在无论怎样忙的情况下，也要抽空去石湖柳墩一趟，看在老战友的分上，去看望一下失去儿子的母亲，为她分担一场可怕的灾难。
然而，军功章也好，奖状也好，能弥补母亲心头的巨大伤痛么？
再说，江海究竟去了没有？也不曾再过问，就以为了却一桩心事，自己的灵魂也平安了。
当然，戎马倥偬，远离祖国，总还可以找到聊以塞责的理由，但这并不是老林嫂的最后一次打击。紧接着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二年，老林哥，那位给他管了多年柴米油盐的老战友，一位再好不过的当家人，在湘西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他是掩护工作队冲出重围，而落到土匪手里的。那些匪徒残酷地折磨他，要他交出银洋、盐巴和粮食，因为他是后勤部长。最后，一无所获的土匪像一群十恶不赦的野兽，杀害了这位忠贞的战友，而且那帮匪类，像杀人生番似的，支解了他的尸体，给煮吃了，只留下一顶破旧的军帽，一顶从石湖戴出去的军帽。
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像没顶的巨浪，向老林嫂压来，她该是以多么巨大的力量，才能克制住自己不至于发疯，即使一团钢铁，也会在苦痛的烈焰中熔化的。可是在她最需要人支持的那些年代里，于而龙问着自己：“我又在哪？”
哦，那时他正在王爷坟的石人石马中间，筹建一座巨大的工厂，忙得不可开交，一封抚慰的信都不曾让于莲给她带去。
不错，曾经接她来住了几天，然而她不习惯都市生活，尤其不习惯谢若萍的公筷制，吃口菜，要换两回筷子，卫生倒是有了，隔膜也随之产生。不久，她想念她的石湖，回去了。于而龙埋怨自己的妻子，可并不责怪自己，他总是能够自我宽解：“我忙啊！”难道他不了解么，无论回来得多晚，十点，十一点，她都在葡萄架下等着；毫无疑义，如果他忙得在王爷坟回不来，她肯定终夜在守候的，像过去打游击那阵一样。她多么盼望和他谈谈啊，随便谈一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她并非是寻求安慰和支持才来的，也不是因为付出了代价，而要得到什么报酬。不，她只是把于而龙看做亲人，想和他诉一诉做母亲的衷情，然而那些繁文缛节把她苦了，挟筷子菜吃都那么费事，更不要提那花花绿绿的热带鱼，真是比祖宗还难侍候。她弄不懂养那劳什子有什么用？然而于而龙有工夫欣赏那些鱼，却没有时间听一个接连死了儿子和丈夫的，想吐一吐心头委屈的候补游击队员的呼声，唉，她怎么能不想念石湖呢？
但她，却在于而龙被诬陷得连狗屎都不如的时候，竟在县大堂上，扭住县委书记，捱着文攻武卫的棍子，要他讲公道话。甚至在风霜凄厉的北方之夜，守在接待站里坐以待明，要为过去的游击队长辩诬……
那棵失踪了的银杏树，无论如何也望不见了，但是，映入于而龙眼帘的，却是那个把一切都奉献给革命，连心都不吝惜掏出来的老林嫂的形象。她同他记忆里的那棵银杏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