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位秘书，金德宏是我最信任的。那些安排给秘书的事情，只要稍微有些不放心，我都会
派给金德宏。亲近日久，我自然的叫他侄子起来。金德宏经常出差海外，见到了世界各地的
侨胞，尤其与韩国侨胞接触的过程中，德宏更加认识到我的思想的正当性。他在思想上进步
的很快。1994年，朝鲜粮食危机，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居民饿死的情况，但是到了1995
年，事情急转直下。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
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时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
甚至干部的车在夜间遭军人哄抢。 听到消息后，金德宏开始在海外购买粮食运回国内。
经德宏之手运回国内的粮食超过100吨。我先将粮食分为了主体科学研究员的研究员们，接
下来是保卫部，后来还分给了妻子单位的人。 我能够救妻子的同事，却救不了无数饥饿的百
姓们。 整个朝鲜面临粮食危机，但是金正日并没有兴趣，他关心的是建一个豪华的宫殿安放
金日成的尸体，以及如何偶像化自己。1995年2月，为庆祝金正日生日，主体思想国际讨论
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幕。我途径莫斯科与俄罗斯的党员代表和学者们举行了讨论，我把大
家从主体思想的一般原则讨论引到了国际讨论大会。在莫斯科我见到了以前一起学习的同学，
还有俄罗斯共产党的国际事务书记，那位书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曾经在苏共中央负责青年事
务，是位很年轻的干部。我小声对他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主体思想为基础，走向改
革开放的道路。他当时正为新的指导思想而苦恼，我就让金德宏给了他一份名为“为了全人
类的光明”的主体思想宣传文件，还有为厄本哈根讨论会准备的宣传文件《哲学的使命》。 国
内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为了庆祝领袖生日而召开思想讨论会，在会上讨论哲学和人类的未
来。 我能感受到那位学者看我的鄙夷眼光。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但金正日却忙着加强独裁，
他进一步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有反对者，公开或者非公开，都会遭到审判。 有一次，
一位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要员悄悄找到我对我说，“办公室内有窃听装置，还有隐蔽摄像头，
只有有一点异常举动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些反金正日的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被处决前，
先被处决的人会说，‘我先走了’。想到这句话迟早会亲耳听到，甚至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
即使每天灌醉自己也受不了啊！”“黄书记是一位学者，又深受爱戴，请保护我们”。 我请他
喝酒，说了些安慰他的话，给了他些钱。 199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解放50周年纪念日，
干部们都乘火车去咸兴参加庆祝活动。我和楊亨燮留下来接见从韩国来的学生代表，之后再
赶去咸兴。
我欢迎来自韩国的学生们，但是良心上并非如此。我跟他们握手，是在骗他们。来自韩
国的学生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如果他们知道实情，知道在朝鲜充满了
虚伪和欺骗，知道在朝鲜居民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估计就不会坚持再来了吧。对与青年
人，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这一点我很理解。但是，朝鲜的社会主义，是和封建主义结合的
封建社会主义。 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领导下，北朝鲜的青少年们不仅精神上而且在肉体
上都变成了奴隶，金氏父子甚至还企图欺骗韩国的少年们。 我建议让韩国的那些左倾亲北的
青少年们带到朝鲜生活一个月。如果一两千人在朝鲜各处生活一两个月，那他们就会从各个
细节了解朝鲜的真相。 我曾经与德国的宋斗律教授和韩国小说家黃晳暎见过面，我试图向宋
教授讲解主题思想，事实上北朝鲜当局并不是信任宋教授，而是在利用他。 金永淳对我说，
“宋教授琢磨不定，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请黄书记稍微给他施加点影响，改变他的想法”。
我知道金永淳和统一宣传部那帮人的想法，但更好奇宋教授本人是怎么想的。我还派了有实
力的弟子去给黄皙暎讲主体思想。 1995年末，我访问英国和法国回国途中，在北京与金德
宏秘密与韩国企业家商谈了金刚山旅游开发的事情。那时，我为了与金德宏见面，出国访问
时都会途径北京，我们不乘坐飞机，而是主要通过北京到平壤的火车来往，理由之一是会经
过沈阳，在沈阳有财团的支部，还有与我们联系的人。 我回到平壤后，对金正日说经营观光
产业有助于恢复朝鲜的经济。我的观点是，北朝鲜的经济就像是重病患者，非一剂猛药很难
治愈。在我看来，猛药就是金刚山旅游开发。那位韩国企业家对我说，六个月能够在金刚山
建成观光设施。 每位游客交200美元的门票费用，所有的线路都按北朝鲜的要求进行，一年
至少会有10亿美元的收入。我将这些详细的介绍给了金正日，希望促成此事。 这是我给金
正日的最后一个建议。不过，与其它的书记相比，我提的建议已经算多了。为了牵制组织部，
金正日从秘书室选出了5个人，一起讨论下面呈交的文件，上面下发的文件也由秘书室讨论，
如果与实情不符，秘书室有权再报告。 秘书室没有设室长一职，5人同级。在北朝鲜党中央，
各个部门都自顾各自利益，报告中虚假成分甚多，在经济领域，很多报告建议引入等级制，
坚决执行分配制度，金正日只是说再考虑，通常没了下文。我曾经提议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
宽大一些，对于一些干部可以再次启用，好像有了一些效果。 我强烈建议开发观光产业，
金正日让我写一份报告。我召集了人民武力部、国家保卫部、观光总局的干部们一起做。人
民武力部没有意见，国家保卫部要求运营和导游全部要由国家保卫部的人员担任，并要主动
担负对游客洗脑的任务。结果我就在报告中写对国家安全没有危害。统一宣传部和对外经济
委员会曾多次提议开放观光，但是也多次碰壁，这次我这个国际书记亲自从理论上论证可行
性，他们也觉得希望很大。
他们想尽快知道结果，就不听的给我打电话打听消息。我也着急，但是金正日不发话，
结果就无法知晓。
听说金正日向书记室的人询问起观光事业的情况，“如果允许观光旅游，不就意味着开放
吗？”“如果开放，会使我国经济瘫痪，结果很让人担心。”“还不知道啊！已经完全处于瘫痪
状态了。即使想开战，粮食也成问题。害怕被南朝鲜（韩国）占领，上面（金正日）也犹豫
不决”。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给金正日提任何建议或忠告。 我的苦闷更重。看着那些
得癌症去死的人，我甚至想，为什么自己不干脆得个癌死掉。吊唁死去的弟子，我内心就在
想，活着么久真是愧疚。这个操蛋的世界，赶紧来场战争，都结束了算了。 1996年2月，
伴随着无数人民挨饿至死，金正日迎来了自己的54岁生日，主题思想国际讨论会在莫斯科综
合大学举行。客人们都住在大使馆里，所幸大使馆距离莫斯科大学很近，客房又多，附近没
有酒店也没关系。我带上了主体科学院的小同志们，他们大都十六七岁，刚刚高中毕业。带
他们的目的是向客人介绍北朝鲜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 他们是作为接待员去的，穿着统一
的服装，还学习唱歌，不仅朝鲜歌曲、俄罗斯歌曲，连西方歌曲也会唱。会上，他们与客人
们相处的很好，一起翩翩起舞，连大使馆的人都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只是接待员。消息传出后，
莫斯科的许多团体都邀请他们演出， 接待员的费用由国际主体财团承担，坐火车往返，住在
大使馆的客房里，所费不高。多亏了他们，讨论会进行的有声有色。讨论的主题是批判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证主体思想原理的正当性。俄罗斯的学者们，特别是莫斯科综合大
学的学者们，因为我出身莫斯科大学，都很欢迎我。 与在其它国家召开讨论会不同，这次我
做了好几次发言。侨胞们听后说，“对与主体思想的疑问都解开了，听到你说服现在还执迷马
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学者们也非常痛快。” 在我而言，获得好评却令我有一些担心。我不知道
成为对我来说是福是祸。 我与朝鲜驻俄罗斯大使和书记的关系都很好，心里盼望他们能在给
朝鲜的报告中对这次会议评价好点。但是，回到平壤还是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 在国际讨
论会上负责翻译金牡丹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主体科学院攻读美学，她很受参会的
俄罗斯学者喜爱。我曾经与我的俄罗斯同学开玩笑，如果不把牡丹带上，1995年估计俄罗斯
学者们都不会让我们踏进校门。我当初将金牡丹放进代表团时，干部部是强烈反对的，传闻
俄罗斯留学生曾经参加反抗金正日的组织，所以1980年以后的毕业生是不允许出国的，我也
听说过这个传闻。
当时，在俄罗斯的朝鲜留学生主要来自军方，他们组成了反抗金正日的组织，
其中不少干部子女。人民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后来将这些人毫无例外的全都枪决了，听说
很多普通大学生也牵涉其中，而且之后也没有停止继续调查。我曾经问过人民武力部长，主
体科学院是否有学生牵连，他说跟主体科学院的学生无关。 我将这些话对负责干部的书记说，
他说如果不担心她逃亡可以带上。我见了金牡丹，“你跟军队反金正日的人有关系吗？如果有
关系就直说，然后再想办法”。“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现在在我的母校没有任何一名学生有问
题”。 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学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对自己的丈夫也是那么说的。 “那
么，这次你来做莫斯科讨论会的翻译，我负全部责任。在莫斯科不要随意走动，确保不会出
事。能保证吗？”“能，我保证”。 她翻译的很好。她话不多，对美学有很高的造诣，可以说
是个优秀的女学生。但是，回到平壤几天后，她的丈夫突然找到我。“书记同志，请您一定要
帮助我。我的妻子被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带走了，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请救救她吧，
求求您了”。“怎么回事？ 你仔细说”。“一周前，一个自称是武力部保卫司令部指导员的人找
来，那个人说出了妻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问妻子认不认识，妻子照实回答。指导员
记录下来之后让妻子签字。妻子按照指导员的要求签完字后回到家，说录了供，心情不好。
两天后，保卫司令部就把妻子逮捕了，之后就再没有消息。“我知道了，我打听打听，你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