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第二学期，我进步到22名，进步了八名。我的珠算在全年级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我想
永远拿第一，就参加了珠算小组，这样就可以在放学后抽出更多时间练习。 我的目标是成为
代表平壤商业学校的珠算选手，我们学校的珠算水平在全国乃至满洲（东北）都是很有名的，
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比赛的优胜奖。因此学校给珠算选手的待遇很好。 三年级的时候，我获
得了全校比赛的优胜奖，这个消息还登上了平壤的新闻。当时每年在首尔举行两次全国大会，
一次由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另一次由殖产银行主办。我作为学校选手参加了首尔高等商
业学校主办的比赛，但是结果却输了。我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从那以后，
我看了许多关于心理素质方面的书。 在图书馆我见到了中学的同学，他正在准备大学考试，
常去图书馆。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中学时我的成绩比他好，这一点他不否认；我
在商业学校念书后又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珠算大赛，他也知道。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轻视我。
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正
在准备大学考试。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因为他的态度，最
开始我有些难过。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四年级夏天，
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三年级时参加过，这次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但是
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 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老师担
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
了，我再选别人替你吧。”“老师，我一定要参加。”“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
要啊！” 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准备一名候补，
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我头痛的要命，
感觉随时会倒下。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
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
好。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
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能行吗？”“能行。”“好吧，好好表现。”
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也就是说，6个科目，我一
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以此为契机，我开始
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然后我开始练习少
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 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
看书。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
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
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既然想做
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你可以的。”
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
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
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
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
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后来我曾经想，如
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
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
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
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
过）。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
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
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
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
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
间。 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
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
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
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
薄弱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我还将爱好物
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
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
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
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
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
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
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
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我确信日
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
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学生兵，你怎么看？”“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
我去当学生兵呢”“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我不知不觉
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是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我看着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
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
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
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爸爸给
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
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
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
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
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
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
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
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
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
第三章 学业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我们又被带往
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
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
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
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
兵训练所。“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
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 在这里也存在家
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
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很难过，家里
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不过儿子回
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
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
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
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
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
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
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