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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勇在家里对蒋友柏的要求一直比较严格，对美国一些歪风邪气一律抵制。比如那时美国流行穿耳洞，于是友柏跃跃欲试地询问父亲意见：“爸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的耳朵上有一个洞，你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蒋孝勇和颜悦色地回答：“只不过隔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耳朵不见了。”
这时的蒋友柏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在成绩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每次考试在班级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多年后他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几年是在成功过程中最有成就，生活圈最大，也过得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到底学什么专业
1994年，蒋友柏已经迈进17岁的门槛，那是一个多梦的季节，幻想经常围绕着他。一晃他快到高中毕业了，马上面临着上大学选专业的节骨眼。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友柏自然要和父亲好好商量。
知子莫若父，蒋孝勇对儿子太了解了。对于儿子的梦想，蒋孝勇有着无限的祝福。但是，蒋孝勇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涉世不深的友柏终归对人生和未来还是充满着幻想。对儿子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父亲蒋孝勇决定得加以正确疏导。
在人生选择问题上，父子俩来了一次倾心的促膝长谈。
蒋孝勇问蒋友柏想读什么？蒋友柏毫不犹豫地说想读政治。因为对友柏来说，他从小生活在第一家庭里，曾祖父是“总统”，祖父是“总统”。朝夕相对耳濡目染，他自幼的理想肯定也是当“总统”。
友柏在台湾时生活总是被人前呼后拥着，成为众人之中的核心；到旧金山后又成为学校“黑帮老大”，有一帮小弟兄跟前跟后。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自己的期许，让友柏觉得自己应该读政治去从政，像曾祖父、祖父一样，成为众人瞩目的人中之龙。
没想到蒋孝勇闻之，神情为之一变，竟然沉重地说：“你爷爷在世时就说过，蒋家人不要再碰政治，政治是一条很辛苦的路。说实话，蒋家后代到我这一代还是满辛苦，因为很多历史的包袱就必须要承担。其实做蒋家人也很简单，就是怎么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在政治上，‘别人’要不要延续下去我是不晓得，但是我二哥的子女、我自己的子女，绝对不会在政治上再延续下去。”
蒋友柏听后满脸的委屈，但仍旧尝试想和父亲抗争下，于是商榷地问道：“学政治也不一定要从政？从政也不是那么危险的吧。”
“嗳，老兄，你帮帮忙！”看来蒋孝勇可不赞成——他与儿子之间已经不再是上对下的关系，而是如同友人一样——“看你老爸已经这个样子，算了吧，不要搞政治了。”
蒋友柏想想爸爸的困境，看来政治前途的确险恶，觉得还是远离政治为好。蒋孝勇继续顺势开导儿子说：“我对你个性很了解，你很倔强，要做就要想办法做好的，所以如果搞政治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没出息的政客，这样子就千万不要走政治这条路。”
“那就是学艺术吧？！”蒋友柏想了想，犹犹豫豫地说。别说学艺术真的挺合适友柏，他从小对艺术就比较有兴趣，在绘画方面有着杰出的禀赋。他自己亦认为艺术家挺酷的，可以留着长发四处流浪，画一些喜欢的东西。再说堂姐蒋友梅就是学艺术的，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非分的要求。
“不行！”没想到爸爸又斩钉截铁地否定，“艺术，把它当做嗜好可以，当做职业的话不太对，全世界绘画人口里，能够称得上画家的，还不到百分之三，这太难了。”
蒋友柏反驳说：“也有画家很赚钱的，梵高一幅画都是几百万！”
蒋孝勇不屑地说：“画家赚的是身后的财富，都是儿女在用。你想饿死就学画画吧。”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后蒋友柏只好无奈地说：“那么只有学商了。”
蒋孝勇这次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才是他想要的答案。蒋孝勇高兴地对友柏竖起大拇指，Very Good！
可见蒋孝勇对于学商经商是很赞成的，他想要从大儿子的梦想开始，和政治从此不再拖泥带水地一刀两断，让蒋家从此成为不问政治的商人。
就这样蒋友柏顺理成章地进入纽约大学金融系，开始了一番新的生活。他之所以选择纽约大学，主要还是因为曾祖母宋美龄的原因。为了和曾祖母距离更近一点，这样随时都可以见到敬爱的曾祖母。
纽约大学成立于1831年，是全美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也是美国唯一一座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名校。所设课程压力不大，但要求甚是严格。在校友中有31名诺贝尔奖得主，使母校光芒四射，享誉世界。而蒋友柏入学的商学院，更是蜚声世界的著名商学院，聚集着世界最顶尖的人才。蒋友柏所学的金融学专业，位列全美第一。
两年后，蒋友常跟哥哥一样，进入纽约大学读商业管理。从此蒋家多了两位杰出的商人，和政治真的要绝缘了。
这条归乡的路缮
蒋孝勇于1996年春天查出患有喉癌。1995年年底，他从纽约宋美龄寓所欢度完圣诞，便匆匆从旧金山回到台北。他这次回台湾是为了反对*，进行“护党圣战”而全力一搏的。
回到台湾不久，他发现进食时吞咽有些困难，后来又经常出现反胃现象，他开始无所谓般强忍着。有次竟然口中吐出鲜血来，方才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蒋孝勇决定去荣民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不幸发现患的竟是恶性肿瘤和食道癌，这可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治顽疾。
这时的蒋友柏在东岸纽约大学读书，蒋孝勇和家人住在西岸旧金山。友柏和父亲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父子之间是无话不谈。当蒋孝勇在台湾查出癌症后，经过痛苦的心理挣扎，决定开诚布公地告诉儿子。
正在读大学的友柏很快接到父亲打来的越洋电话，他们像往常一样唠着家常。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友柏，他在台湾“荣总”做了一个检查，确定身体里长了一个不太好看的东西。
在地球那端的蒋友柏一听就感觉不对劲，冥冥中预料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了解父亲是一个太会撑着的人，记得在蒙特利尔时有一次父亲发烧到近40度，照样像没事一样修家具、弄花园呀。今天这么开口说出来，麻烦肯定要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豁达的蒋孝勇居然安慰友柏说：“没什么啦，医生只是想把我肚子打开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蒋友柏脑袋嗡的一声，惊得目瞪口呆缮他恨不得马上出现在父亲身边，他连夜收拾行李，还没来得及和学校请假，就和母亲心急火燎地赶回台湾。
当他们母子两人绕了大半个地球，赶回蒋孝勇身边时，蒋孝勇看到他们的第一句话竟是：“知道他们会来的，所以没必要说那么多缮”
病情刻不容缓，医院安排三天后要动手术。在台北市的天母住宅里，蒋友柏含泪给父亲斟上一杯白兰地，递上一根香烟，因为他知道这是父亲长期以来的爱好。等动完手术之后，烟和酒就一点都不能再沾了。蒋友柏希望能陪着父亲，抽上一生中最后一根烟，喝上最后一杯酒缮
蒋孝勇如期在“荣总”做了切除手术，但癌细胞还是在他的体内飞窜，脑子里的肿瘤也在飞长。蒋友柏那时其实对癌症还没有太深的认知，就开始四处查资料，查后大惊的他直接问父亲还有多久，父亲回答说医生都说是18个月，如果好点可能会撑过两年。所以在那刻蒋友柏不得不含泪告别了纽约大学的课堂，请了一年的长假陪在父亲左右，陪同他共度生命中的难关。
蒋友柏为了分散父亲的痛苦和注意力，有时陪父亲在病房里打麻将。乐观的父亲竟带着氧气罩上桌参战，表面上谈笑风生毫无病态。每次大家总是故意让蒋孝勇和牌，让他乐得手舞足蹈。看着父亲对自己麻将“功力”自豪的样子，蒋友柏的笑中却含着晶莹的泪花。
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和放疗，蒋孝勇的病情有所好转，他提出要回美国给小儿子蒋友青过生日。小儿子友青才6岁，生日派对绝不能没有爸爸。
给小儿子过完生日的第二天，蒋孝勇又在蒋友柏和方智怡的陪同下，去参加蒋友常的毕业典礼。转眼间友常已经成大成人了，19岁的他已经决定，和哥哥一样赴东部纽约大学去学习。
之后蒋孝勇左思右想，决定带着全家人，去探望已经98岁高龄的老夫人宋美龄，亲自去和老夫人作最后的告别。在德高望重的祖母宋美龄面前，蒋孝勇没有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状况和盘托出。
蒋友柏看到曾祖母眼里虽然很关切病情，但嘴上仍乐观地勉励他要学会交托：“你要对上帝有信心，把一切交给上帝。你要随时祷告，上帝会照顾的。”
蒋孝勇料到自己凶多吉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婆孩子怎么办？他决定留封信给他的所爱，这样对他们也是一个安慰。他提笔给方智怡和友柏、友常各写了一封信，交给他以前在中兴公司的一个秘书，让秘书在他离世之后交给家人。接着他采用录音方式，对家人交代一些后事和对事情的看法。
偷偷地做完最后的绝笔信和录音带，蒋孝勇还是心事重重，他跟方智怡和蒋友柏商量，觉得大陆对癌症方面的治疗经验丰富，提出要到陌生的北京寻医问药。其实蒋友柏了解父亲真实的想法，他最主要想带着孩子们去大陆看看，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对友柏曾祖父与祖父的遗愿做出妥善安排。
蒋友柏和方智怡想打消父亲去大陆的计划，因为他身体里的肿瘤在不断恶化。但蒋孝勇决定无论多么危险，都要走上这么一遭。于是，蒋友柏和方智怡带着蒋友常和蒋友青，准备陪同着蒋孝勇，踏上漫漫的归乡路。
这条归乡的路呀，蒋家人走的竟然那样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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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北京寻医（1）
1996年秋天，一架香港起航的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一位高而瘦的中年男子缓慢地移动脚步，身旁一位峻拔的青年人小心翼翼地搀扶他。他们步履蹒跚地从舷梯上走下，身后跟着一位妇人和两个孩子，个个显得神情凝重。
这个家庭绝对非比寻常，这正是蒋介石曾孙蒋友柏一家五口。
蒋友柏这次陪同父母来大陆不是旅游观光，也不是商贸投资，而主要是为父亲蒋孝勇来北京治病。另外是为曾祖父蒋介石、祖父蒋经国的移灵事宜。显然这两件事都很棘手，他和父亲知道绝不是能够轻易办成的。然而，他们终究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作为蒋家人来到大陆，心里无疑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什么滋味都有。过去那些年大陆对蒋家口诛笔伐，而台湾也是“*”之声响彻云霄。那道浅浅的海峡几乎被抹成一汪浑水，隔断的不仅是乡愁，也是历史记忆。
这些年随着两岸达成和解的共识，大陆对待蒋家经历了很大变化，从长久妖魔化蒋介石、蒋经国为革命叛徒、美帝走狗、独夫民贼等，如今终于还他们抗日领袖，统一中国、爱国爱民、推动现代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