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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儿，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却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属于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殊不知，这无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见待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
君子与圣训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
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