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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咱们家整整住了八年，”继母说，“我们从来没求他办过多大的事。我们几个女人聚在梅梅的屋里，用酒精给她搓，等你爸爸回来。可是，伊莎贝尔，他们没来！你爸爸整整管了他八年饭，给他房子住，给他干净衣服穿。这一次亲自去请他，他居然不来看看梅梅。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到这儿来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八年啊，我们给他吃青草，对他殷勤照料，无微不至，换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事事都要小心，千万不可轻信别人。八年来，我们供他吃，供他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像全都扔给一条狗了。梅梅病得要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而他呢，往屋里一躲，死活不肯伸把手。这又不是要他行善积德，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要他知恩图报，说明他心里装着自己的恩人。”
“到半夜了，你爸爸才回来，”她接着讲下去，“有气无力地说，‘用酒精给她擦擦吧，千万别给她吃泻药。’一听这话，就像有人打了我一个嘴巴一样。用酒精搓了搓，梅梅已经好点了。我气哼哼地叫嚷，‘是啊，用酒精，用酒精。我们给她搓过了，她也已经好多了。为这点事，我们可用不着花八年的工夫养个白吃饭的。’你爸爸还是那么宽厚，像个傻乎乎的和事佬。‘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你就明白了。’哼！真像个算卦先生。”
那天下午，继母的声音很激动，言辞也很激烈，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个遥远的夜晚大夫拒绝给梅梅看病的事。九月，阳光灿烂，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邻居家有人拆门，累得喘吁吁的。迷迭香快要熄灭了。
“可是，就在那些天，某个礼拜日，梅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像个贵妇人一样去望弥撒。”她说。是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
“梅梅啊梅梅。这也是上帝的惩罚吧。当初，她父母快把她饿死了，我们把她救了出来，照看她，给她吃的，给她住的，还给她起了个名字。这也是天意吧。第二天，我就看见她站在门口，等瓜希拉长工给她搬箱子。我不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她变了，满面愁容，站在箱子旁边（我现在还觉得她仿佛就在眼前哪）和你爸爸说话。这些事都没跟我商量过，恰薇拉。我就像墙上的一张画。还没等问一声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些怪事我连知都不知道，你爸爸就抢先一步对我说，‘什么也别问梅梅了。她就要走了，也许过一阵子就回来。’我问他梅梅到哪里去，他没有回答，拖着木屐走开了。我好像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墙上的一张画。”
“过了两天，”她说，“我才知道那一位一大早就走了，都没告别一声。他到这儿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一住就是八年，现在走了，又像离开自己家一样，别说告辞，连句话也没说。这和小偷的作为有什么两样！我估摸着他不肯给梅梅瞧病，准是你爸爸把他撵走的。那天我问你爸爸，他只是说，‘这件事咱们得好好谈一次。’打那以后，过去五年了，他也没和我谈这件事。
“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咱们家，你爸爸就是那副德行，家里又没个规矩，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梅梅打扮得像个贵妇似的到教堂去，你爸爸这个老不死的还拉着她的胳臂在广场上走。在马孔多，人们谈来谈去的就是这件事。我这才知道，她没像我想的那样远走高飞，她就在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和大夫一起住哪。他们像两头猪一样住在一块儿，连教堂的门都不进。她可是受过洗礼的呀。有一天我对你爸爸说，‘那种异教徒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上帝惩罚的。’可他什么也没说。是他一手包办了这件丑事，这件公开姘居的丑事。事后，他还和平时一样，像个没事儿人似的。
“但现在我很高兴。事情虽然落到这步田地，大夫到底是离开咱们家了，不然的话，他到现在还得住在小屋里。他离开那间屋子，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那只连门都进不来的大箱子都带到大街拐角去了。知道这件事，我感到格外心静。我总算胜利了，只不过迟了八年。
“又过了两个礼拜，梅梅开了家小铺子，还买了台缝纫机。她用大夫在咱们家攒下的钱买了台新的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看，这不是故意气我吗？我和你爸爸说了。虽然他没有反驳我，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干的那些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反而心满意足。似乎在他眼里，只有跟这个家的利益和荣誉作对，并像他那样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体贴人，再加上点儿愚蠢昏庸，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而他还和平时一样，说：
‘这事你将来也会明白的。’”
8
真没料到，那年才十二月，就像有本书里描写的那样，已经春回大地了。马丁也回来了。午饭后，他来到我们家，拎着一只折叠箱，身上还是那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展展，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就径直走进爸爸的办公室，同他谈话去了。早在七月，我们的婚期就定了。马丁回来后过了两天，爸爸把继母叫到办公室，告诉她礼拜一举行婚礼。那天是礼拜六。
我的衣服已经做好了。马丁每天都待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吃饭的时候，爸爸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并不了解我的未婚夫，我压根儿没和他单独在一起待过。马丁和爸爸倒像是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爸爸一谈起马丁来，好像要同马丁结婚的是他，而不是我。
婚期临近了，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的周围还是笼罩着一团淡灰色的雾气。在朦胧的气氛中，马丁显得虚飘飘的，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晃胳臂，一会儿系上四个纽扣的外套，一会儿又解开。那个礼拜天，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餐桌上的座位是继母安排的。她让马丁挨着爸爸，和我隔开三个座位。在整顿饭期间，继母和我话都很少。爸爸和马丁不住地谈生意。我隔着三个座位用眼睛瞟着他。一年以后他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了，可是我们之间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礼拜天晚上，我在继母的卧室里穿上新嫁衣。从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面色十分苍白洁净，周围是一片茫茫的迷雾，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幽灵。对着镜子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伊莎贝尔，穿着新嫁衣，明天一早就要结婚了。”我认不出自己来了，回想起死去的母亲，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几天前，梅梅在街角的那栋房子里和我谈起过妈妈。她说我刚一落地，妈妈就穿着结婚的礼服被放进棺材。现在，我眼瞧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仿佛看到躺在绿草如茵的坟茔中的母亲的骸骨，周围云烟氤氳、黄尘弥漫。我站在镜子外边，镜子里是我妈妈，她复活了，看着我，从冰凉的镜子里伸出两臂，好像要抚摸隐藏在我新娘头冠上的死神。背后，爸爸站在卧室中央，神情严肃又颇为惶惑地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可真像她。”
这天夜里，我收到唯一的一封情书，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这是马丁在一张电影场次单的背面用铅笔写的。他说：“今晚不能及时赶回，详情明早面谈。烦请转告上校，所谈事已有眉目，故不能归。害怕吗？马。”我拿着这封带糨糊味的信走进卧室。几小时后继母把我摇醒，我觉得舌头还隐隐发苦。
说实在的，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一个凉爽潮湿的清晨，我再一次穿上新做的嫁衣，身上散发着麝香味儿。我感到口干舌燥，就像走远路的时候想吃口面包，可口水就是不出来那样。从四点钟起，我的教父教母就等候在客厅里。我认识他们，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变了样，成了陌生人。男人们穿着毛料衣服，女人们戴着帽子闲聊天，满屋子都是嘁嘁喳喳的说话声。
教堂里空荡荡的。我像活牛走向祭坛那样穿过中间的通道。有几个妇女扭过头来看着我。在这混混沌沌、悄然无声的梦魇中，只有骨瘦如柴、神态威严的“小狗”才教人觉得是实有其人。他走下台阶，用干瘦的手点了四下，把我交给了马丁。马丁站在我身边，神情洒脱，满面春风，跟那天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时一样，只是头发剪短了，似乎是故意让我觉得他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比平时更加令人不可捉摸。
清晨回到家里，教父教母吃完早饭，寒暄了一阵之后，我丈夫上街去了，直到睡过午觉才回来。爸爸和继母假装没瞅见我的尴尬处境，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过了一天，礼拜一没出什么大的风波。我脱下新嫁衣，包起来，放在衣橱的底层。我想起了妈妈，心里思忖着：这些破布起码还可以给我当寿衣穿。
下午两点，徒有其名的新郎回来了。他说已经吃过午饭了。看见他回来，头发剪得短短的，我觉得十二月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蔚蓝的了。马丁坐在我的身边，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我生平第一次对黑夜的降临感到恐惧。想必是看到我流露出这种心情，马丁突然活跃起来，他靠在我的肩头，说：“你想什么呢？”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用“你”来称呼我了。我抬头看了看，十二月的天空像个光彩夺目的大球，亮晶晶的和琉璃一样。我说：“我在想现在只差下点雨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走廊上谈话的那个晚上，天气比往常热。又过了几天，他从理发馆回来后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炎热、特别闷。然而他却显得少有的通情达理。在这个大烤炉里，蟋蟀干得难受，唧唧吱地叫个不停。迷迭香和晚香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香气弥漫开来。这一切教人感到还有些生机。我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身上淌着黏糊糊的汗水，那简直不是汗水，而是什么生物腐烂时流出的黏液。他有时抬起头来望望天上的星斗：夏日晴空，月朗星疏。随后他保持着沉默，似乎在谛听如猛兽般活跃的深夜发出的脚步声。他坐在皮椅上，我坐在摇椅上，两人面面相觑，沉吟不语。突然，一道白光闪过，我看到他忧郁孤寂的脸斜靠在左肩上。我想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寂寞和他那可怕的精神创伤，想起了他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态度。以往，在矛盾重重、变化多端（就和他这个人一样）的情况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但如今，我毫不怀疑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了这样一股神秘的力量，就是这股力量促使我从一开始就极力地保护他。我感受到他生活在那间黑魆魆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突然我看到了他那双冷酷、尖利的黄眼睛。借助深夜紧张跳动的脉搏，我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