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间，那集市便在她的眼前旋转起来，陶然让她沉醉。
多么快活。
她看见了兄弟姐妹，高高地坐在一辆马车上，她朝他们挥手示意，他们也笑容满面，向她这边伸出手来，他们认出了她；她又一次深深地低下头去，依然那个姿态，面朝大地；她猛然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张香饼，饼就放在面前。谁的手会将饼放在了面前，莫不是妈妈的手？
她吃了那饼，吃完睡了过去。
她就睡在那尖顶茅屋下面，躺在那里。
直至她睁开眼睛，才感觉到一种炙热的、明晃晃的光线，正笼罩四野，集市没有了，家人去了哪里？她怎么让他们就这么走了？她的妈妈不是说：我们该回去了。难道不是吗？她记得明明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妈妈，那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女人呢？一个可以说是妈妈的女人，那个女人，她看出可怕的情形，看出她肚子大得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于是说她该回家去了。
她呆在那茅屋下面，直至夜幕降临。一个女人给她端来一碗米饭。她试图弄明白。谁说出了未了的这句话：我们要回去了，顾不着你了。
她睡了足足一个下午，像是被什么击垮了似的，如同她在豆宏山脉时那样。她在傍晚时醒来。她记不清了，她在想，今天看到的，兴许根本就不是她的妈妈，不是她的兄弟姐妹。可她为何感觉看见的，偏偏就是她的妈妈，就是她的兄弟姐妹呢？现在来看，这些人和那些人，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夜色下，她顺着原路往回走去，沿着洞里萨湖向南走去，顺着从前那位老者指点的方向。
后来，在她的家乡一带，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炙热的、明晃晃的光线下，她正在远去，依然怀着孩子，她不再怕什么。她要走的路，她已决定，那是一条永远离别妈妈的路。眼泪挂在脸上，但是，她却拼力地唱起一首家乡的歌谣。
彼得·摩根。他摘下了笔。
他出了房间，穿过使馆花园，上了那条沿着恒河伸展的马路。
她在那里，就在那个前任拉合尔副领事的临时官味对面。她正睡着，在路边灌木丛的荫蔽之下，躺在地上，身上的粗布衣衫还是湿漉漉的，她的头光秃秃的，就在那灌木丛的荫蔽之下。彼得·摩根知道，夜里，她又到了恒河里去游泳，她又去招惹了一番路人，她又唱了歌，她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彼得·摩根在加尔各答注意过她的行踪。所以他知道这些。
就在她沉睡着的身躯旁边，还有麻风病人睡在那里。麻风病人开始醒了。
彼得·摩根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很想了解加尔各答痛苦的一面，很想投身进去；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实现，希望随着对痛苦的了解，最终结束自己的无知。
已是早晨七点。黄昏般的晨光。天边的云臀停滞不动，覆盖在尼泊尔的上空。
向远处望去，整个加尔各答渐渐地苏醒过来。一窝蝼蚁开始蠢蠢而动，彼得·摩根想，平淡乏味，惶恐不安，害怕上帝，还有痛苦，痛苦，他想。
忽然，从很近的地方，传来百叶窗吱吱的声响。那是副领事官邸的百叶窗，他准是醒了。彼得·摩根急忙离开马路，侧身花园的栅栏后面，等在那里。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出现在阳台上，半露着身子，他朝马路上望了一刻，又退了回去。彼得·摩根这才穿过使馆花园，朝他的朋友斯特雷泰尔夫妇的官邻走去。
早晨的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使得那些不习惯加尔各答气候的白人，醒来之后，脸色显得白苍苍的，煞是难者。他这时正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
他从室内踱步到阳台上。
加尔各答，今天，早晨七点，黄昏般的晨光，喜马拉雅山的云级停滞不动，覆盖在尼泊尔的上空，云羁之下，恶劣的雾雷聚积不散，过不了几日，夏季风就要来临。她正在睡着，在路边灌木丛的荫蔽之下，在阳台对面，躺在沥青马路边缘的土地上，身上的粗布衣衫还是湿漉漉的，她的头光秃秃的，就在那灌木丛的荫蔽之下。她又到了恒河里去游泳，她又唱f歌，她又招惹了一番路人。
马路上，几个女人正在四面洒水，干燥的灰尘经水冲湿，粘在地上，散发出尿味。
在恒河上面，那些灰色的游隼已经醒来，在看；在恒河岸边，总是那些麻风病人，他们醒来了，在青。
两小时前，在加尔各答的纱厂里，就有一帮散漫的工人，有气无力地维持着工厂的运作。
拉合尔的副领事看着加尔各答，灰烬，恒河，那些洒水的女人，那个睡觉的女子。他离开阳台，回到卧室，开始刮胡子，气温这时已明显地上升，他看着已经变得花白的两鬓。他刮完胡子，完了以后，他又一次踱到阳台上，又一次看问棕榈树，石头，那些酒水的女人，那个睡着的女人，看向河岸边麻风病人的聚集地，看向河里的游隼，这就是加尔各答或拉合尔，棕桐树，麻风病，黄昏般的晨光。
随后，在这样的晨光里，副领事冲过澡，喝完了咖啡，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拿起一封刚从法国来的信，看了起来。一位姨妈这样写道：有一夜，巴黎这里刮起大风，这事已经有一个月，不过直至现在，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房屋的一扇窗子和百叶窗都被吹开，本来那扇窗子就半敞在那里，留着室内通风用的；是当地警察局通知了她，她下午就过去了，把窗子关好，并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噢，还有一件事，她差点儿忘了：她去关窗子的时候，发现那棵靠近栅栏的丁香树又遭劫了；没有人看管，所以每年春天都是这样，总有一些野姑娘要来偷采。
副领事忽然想起，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准备，是关于法国使馆的招待会的，星期五也就是明天晚上就要举行，他在最后时刻才被邀请。昨天晚上，大使夫人就一句话：请来参加。
他站起来，去告诉印度仆人，把他的晚礼服刷一刷，而后又回到沙发上坐下。马尔赛坡的姨妈寄来的信已经读过。关于百叶窗被吹开和丁香被采那两段，他又读了一遍，最后他才确定：信读过了。
他在等办公时间的到来，手里还拿着那封信。此一刻，彼一时，在那边是一个沙龙，一切井然有序，黑色的大钢琴闲在那里，在乐谱架上，放着一份没有打开的乐谱，乐谱上写着〃印度之歌〃，却看不怎么清楚。栅栏的门紧紧地锁着，外人不可能钻进花园，不可能走近，人家不可能看到乐谱的名字。在钢琴上，有一盏台灯，是用中国花瓶改成的，灯罩用绿色的丝绸制作，它有四十年了吗？是的。在这房子的主人出生之前就有了吗？是的。风暂时停息下来，百叶窗开在那里，耀眼的阳光投射在绿色的台灯上。一些人停在外边：应该想想办法，否则，今夜还是睡不好，你们听到昨夜吮当跷当的声音吗？响了足足一通宵，就像敲丧钟一样。又有一些人，一群人停下来：这个房子老是关着，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一个独身男人，约摸三十五岁吧。
他叫约翰一马克·H。
一个独子，父母已经死了。
这个住宅还可以称为府邸，带有花园，坐落在巴黎，几年来一直关着，因为房子的主人从事外交生涯，这期间，正在印度那里当领事，警察局知道，这种情况下或一旦火灾时，该通知谁：在马尔赛坡区，有一位老夫人，她是房主的姨妈
风又刮了起来，百叶窗随风关上，阳光悄然隐去，丢下了绿色的丝绸，钢琴重又蒙上阴影，直至日暮。两年了。
仆人还在剧那件粗呢晚礼服，那刷子的声音让副领事越听越刺耳，他站起身，关上了门。
起床的时间终于过去，办公的时间继之而来。
副领事步行去工作，他沿恒河走了约摸十分钟，经过一块林明地，林荫下，那些始终憨笑着的麻风病人在等着。他走进使馆，穿过一片夹竹桃和一片棕桐树：他的办公室几间单独地围在一起，在另一边。
一个平和的声音又在问道：这个先生在的时候，你们都听到过钢琴声吗？那是在做音阶练习，还是用一只手在弹什么曲子？弹得多么别扭啊。一个年迈的声音答道：是的是的，从前，每天晚上，是有个孩子用一个手指弹奏，记得弹的是〃印度之歌〃吧。还有呢？年迈的声音又答道：从前，是的，夜里的时候，不过并不久远，人家曾听到过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像是镜子之类的，从一个独身男人的住所传出来，那个男人也就是弹奏〃印度之歌〃的孩子。知道的情况恐怕就这些。
副领事一路上口里吹着〃印度之歌〃。他碰到了夏尔·罗塞特，夏尔·罗塞特从一条小径上突然走出来，正与副领事碰个当面，他很想避开副领事却避不开了。他与副领事寒喧了几句。副领事说他已接到邀请，让他参加明晚使馆的招待会。夏尔·罗塞特的脸上掩饰不住惊讶的神色。副领事又说，这将是他在加尔各答参加的第一个招待会，但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招待会。夏尔·罗塞特说有急事在身，便抽身离开了他，朝使馆办公室的方向仓促走去。
五个星期前，约翰一马克·H来到了这座位于恒河之滨的城市，来到了印度这里的首府：加尔各答，它的人口还和过去一样，五百万，当然还不包括一些未知数，比如，今天，在夏季风来；临之前，在这黄昏般的晨光里，刚刚拥入城里的那些饿死鬼。
他从拉合尔来，在那里，他作为副领事待了一年半，后来，因为出了事，被调离拉合尔，加尔各答的外交当局认为那是一个令人头痛的案件。现在，他在这里等待重新安排。然而，迟迟不见动静，看来还相当麻烦。有人说可能安排去孟买，但此说缺乏可靠性。外交当局认为目前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他一些事做，让他在加尔各答继续等待。他的办公室工作就是一些整理分类的事，正是安排给像他这种情况的官员来做的。他住的官邸是专供那些在加尔各答等待调动的官员使用的。
虽说在加尔各答无人不知拉合尔发生的事，但其中详情却无人知晓，除了斯特雷泰尔夫妇。
副领事口里停住了，不再吹〃印度之歌〃。
加尔各答，早晨，黄昏般的晨光里，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正穿过使馆的花园，他看见了她。
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走到使馆的附属建筑那边，她对那里的人说，剩饭剩菜以后要留着，给加尔各答那些饿肚子的人，她还说从今天起，再准备一个存放凉水的盆，放在炊事房这边的栅栏前，挨着那些剩饭剩菜，因为夏季风就快来了，他们要喝水的。
吩咐完毕，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又穿过花园，回到两个女儿那里，她们正在一条小径上等着她。她们一起朝网球场走去，而后又转向花园深处。她们在散步。外面温度已经很高了，网球场好几日前便已冷清下来。她们下身着白色的运动短裤，上身裸着胳膊。她没有带帽子，她不怕太阳。正当副领事走过使馆的大楼，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看见他，向他表示了一下，她也像加尔各答的每个人那样，对他采取小心谨慎的姿态。他朝她身子欠了一欠，继续走去。他俩这样相遇已经有五个星期，每一次两人都是这种方式。
在那冷冷清清的网球场四周，围有栅栏，一辆女式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