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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之所以对于旅行会有这样的体会，正是因为它常常被这样理解和表达了。他们已经预料到自己的逃避，所以也就盼望着逃避。他们从工作和焦虑中，也从日常生活和家庭里寻找逃避的理由，但是最多的，我想还是从他们自身当中——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能够将所有生活的烦恼都抛在脑后的阳光海滩。
对我而言，旅行已经很少意味着逃避了；它甚至常常与一个特别的目的地无关。我的动机就是要走出去——沿着道路一直向前，去和生活，也和自己撞一个满怀。在动身启程的行动中，总有一些东西不断使我更新，让我感觉到，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
在路上，我被迫要指望自己的本能和直觉，指望陌生人的善意，我需要清楚地表明自己是谁，清楚地照亮自我的动机和恐惧。因为在旅行中，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孤身一人而行，所以，那些恐惧，那些我生命中最初的伙伴，已经变得无所遁形了，而结果是，我却因此得到了一种自由。
我可以确定，如果没有外出冒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常常是，当我走得越远时，越觉得自己像在家中一般的自由自在。那不是因为哈拉雷（津巴布韦首都）的大道对我而言比纽约的街道更令我熟悉，而是因为我内心的那根弦放松了，它找到了一种在家中时很少能够找到的轻松节奏。
在旅行的某些节点上，我开始草草记下一些笔记。我曾试图坚持写日记，但我发现，自己对于往事的回忆是漫漶而荒唐的。我找不到写日记的乐趣，重读时也因此觉得难堪。
有一天，我记下了自己在某段经历中的某个场景。那是我和一个年轻人在西贡的邂逅。他主动带上了我，一同乘着他的摩托车同行。这片段的场面截取了我整段旅行中的精华。还有一个老挝妇女，我觉得她的行为粗鲁乖张，但正是她，却给我在那个静僻的城市中的经历投射了亮光。在马拉维的新年时分，一个小姑娘在阳光下撑起一把太阳伞的画面，也久久地定格在我脑海里。我把它们全部都写下来了。
等到回到家中，我把笔记本丢在了抽屉的最里侧，并没有立刻去阅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但是，某些思想却在我的脑海中萌芽、成长。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又再认识其他一些人。我遇到过一个名叫基思贝洛斯的人，他是《国家地理旅行者》杂志的编辑。基思是一个胸肌发达、有着浓密银白色头发的男人——这种男人其实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最令我感到恐惧。他答应和我在东村的酒吧碰面喝酒，就是在那里，我将自己想要为他的杂志写一些旅行感受的念头告诉了他。
他很滑稽地望着我说：“可你是个演员。”
“我知道我的本行是表演，”我回应他的疑惑，“但我也知道如何旅行，并且更加知道，它曾经在我的身上改变了什么。”直接了当的表达，在我以前谈论自己的表演时从未有过。
“你能写吗？”他还是不把我们的对话当作一回事，目光只停留在吧台另一侧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上。
“我会讲故事。”这一点引起了他的注意力，“这其实就是我当演员二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耸了耸肩膀。
我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对他哄骗利诱，在电邮里对他说，在电话中对他说，共进晚餐时也这样对他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成了朋友。最终，在SOHO区一家餐厅里共进晚餐之后，基思望着我说：“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干这个。你赚不到什么钱，并且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还是耸着肩，把话讲得含混不清：“这么做很有趣。”在高中时代我扮演第一个角色时，就有些什么东西在召唤着我，我一直把这种召唤藏在自己心里。我不知道它会把我领向何处，但我知道，它对我有一种意义。
“你对哪里比较了解？什么地方会跟你产生内心的交流？”
“爱尔兰，”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在爱尔兰的西部。有一个叫克莱尔郡的地方——”
“那么，我就把你送到那里去吧。”
就这样，我的第二职业开始了。从此，我不仅旅行，也书写着旅行。
也就是在那时，为了完成我的第一组写作任务，我回到了爱尔兰，并且第二次遇见了蒂，从此，我们决定要牵手共度此生。
与蒂的第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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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蒂时，是在爱尔兰西部戈尔韦郡大南方酒店的大堂里。她的身材高挑纤长，引人侧目，在我正等候着出租车将我送去机场时，她迈着自信的步伐，向我走了过来。
“我昨天真的很喜欢你的电影。”她说话时，也同时伸出了手。（我那时编导了一部改编自弗兰克奥康纳小说的短片，就在当地的电影节上放映。）我敏锐地意识到，她的手指包裹住了我的——她紧握的力量和一种存在感也激发了我的能量。我仿佛觉得，她似乎是我从前就遇见过的某人——在双手紧握的瞬间，蒂走进了我的世界里，从此将我从自我的隔绝中拉了出来。
她也有一部片子在电影节上展映——只是我还未去观赏。
“先生，你的出租车到了。”门僮提醒我。
我转身向蒂告别，我们快速交换了彼此的名字，之后我便离开了。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明晰而直截了当的举止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她并不是我以前曾经约会过的那一类女人。她握手的方式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几周之后，我给电影节的主任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提到我曾遇到过一位“电影制作人同行”。我撒了一个谎，宣称自己丢了这位同行的电子邮件地址，询问她是否可以将之转告给我。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这么做是多么不符合我的性格。
在得到她的电邮地址后，我坐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间酒店底层的会议中心里，写出了一封探寻可否再度联络的邮件，当时我正在那里出外景。我记得很清楚，自己靠在椅背上，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大声问过自己：“你到底在干些什么？”
之后，我还是按下了发送键。
两三周过去了，回信姗姗来迟。是的，蒂不仅记得我，也对我们短暂的邂逅存留着好感。她的电邮内容和我礼貌性的正式口吻恰恰相合。在信的末尾，她甚至还署了名。
我再将电脑屏幕向下滚动。在一大段空白段落之后，她敲下了一个虽然简单却又不近人情的问题——“你是谁？”
我回了信，告诉她自己将在一个月后去爱尔兰西部做一次写作旅行，或许，我们可以见上一面，一起喝杯咖啡。
“我住在巴黎。”她的回答却是颇为隐晦。
“那么，请见谅吧。”我如此回复，是希望这玩闹式的挖苦语气可以借由电邮再传送回去。
她回了信：“其实，我离你在那个周末要去写作旅行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我正要赶去那里和一些亲戚们重聚。到时候，一起喝咖啡应该没有问题。”
原先的计划是在恩尼斯的旧地酒店见上一个小时的面，我的朋友塞夫可能也会一起参加。在柏拉图式的、也是情绪紧绷的四天之后——我的朋友在无心之间当了我们的监护人——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当我最终将她送上东去的火车，走在浓雾弥漫、寒风凛冽的拉辛奇海滩上时，我很清楚，自己以后的日子将要变得复杂起来。
我那时与前妻还维持着婚姻关系。只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疏远，好似随波逐流一般。我知道她非常沮丧。为了走入这次婚姻的大门，我觉得自己应该花上20％的时间在外面。我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当初谈的是那种年轻人的恋爱，也在一起分分合合了很多年。在相遇二十年以后，我们结婚了。但似乎是，婚姻非但不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起点，反而成了一个结局。随之而来的，是我儿子的出生，那应该是我们婚姻中最美好的时刻了吧。我们虽然深爱着对方，可是在一起时，彼此间却又是危机四伏。
我和蒂的邂逅挑动起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前妻和我自己去看了婚姻咨询师。但是，我们的婚姻还是告终了。她非常理智地花时间去寻找到一段新的关系，这段关系更适合于成年以后的她。她做得比我要好。我是莽莽撞撞地仓促迈入和蒂交往之中的。
转眼之间，那都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应该结婚吗？”
我们最终作了决定，不带任何戏剧性地走入婚姻。那时候，我们刚自维也纳返回，在那里，我们和蒂的父母一起进行了一趟家庭旅行。那一刻，她正坐在餐桌旁，喝着茶。我则在屋子另一边的书桌前，浏览着电子邮件。孩子们刚刚上床入睡。
“那么，我们应该结婚吗？”她没有一丝预警地突然问我。
我停止了在键盘上的敲击，转身向着她。她微笑着——嘴唇没有张开，头向右侧微微倾斜。那是她在嬉耍和自信时常有的微笑。
过去的几年间，我们很少触及这个话题。四年前，我在加勒比海一个月光明媚的沙滩上向她求婚——那是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六个月之后——之后，我们的结婚计划却总是告吹。日子有冲突，地点也有问题，家族成员又无法出席——所有一切都预示着我们尚无法解决这个还未准备好的麻烦。计划于是变成了一团糟，而紧接着，我们的关系也变得如此了。一段日子后，我们才愿意承认自己偏离了正轨，又是在一段日子的心理疗伤之后，我们才走到了当下的人生状态。、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这一次，当她这么提起时，我怔怔地望着她的脸好一会儿。那是我们先前不曾有过的时刻。我知道，自己的任何回应都会将把我们的关系引向不同的方向。
“对，”我终于说出了口，“我们是该结婚了。”
那一晚，我于凌晨四点钟醒来，简直无法呼吸。我下了床，去打开窗子，又躺下来。可还是一点用也没有，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起床刷牙，望着我熟睡的孩子们——他们是多么完美啊！两个孩子都是，他们正十足孩子气地熟睡着。我走到厨房里，斟满了一杯茶，又走到洗漱池边，掬起一捧冷水洒在脸上。
我想要拥有这所有的一切，我也曾经努力挣扎着去获得过这些。一路走来，我失去了许多，但收获的却是更多。我停在我觉得应该停下的地方，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出了岔子。我为什么依然充满了怀疑？是不是我所有的抵抗，都真的是典型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