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态度的突然转变，或者说遇到了完全另一种风格的警察。穿过恩格罗格罗（Ngorongoro）火山公园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出来后奔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北部行政区，临近肯尼亚）的时候，就被一个女警察拦下，说我们开着氙气灯，容易造成事故，要罚钱。这简直是奇谈，一路上不知多少车开了氙气灯，她不查，我们开就查。查的结果是罚款3万坦先令。她还给了我们两个选择：如果不想开罚单，就给她个人2万；如果开了罚单，要把车扣下，去市里交了钱再领回驾照。大晚上的，虽然我们很愤怒，但也拿她没办法，只能塞给她2万走人。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从阿鲁沙到达累斯萨勒姆的往返1200多公里路程上，我们被警察拦下来十多次，要么说超速，要么说违规超车，要么说违规逆行。我们一直跟着别的车，别的车警察就不管，一见我们的车就拦。最可恶的是，所有的警察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都会说一句话：“坦桑尼亚和中国是好朋友。”这就是对待好朋友之道吗？！在坦桑尼亚被警察敲诈共10万坦先令，合400多人民币，钱不算多，但性质很恶劣！
张昊的遭遇绝不是特例，几乎每个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都曾有过被警察勒索的经历。相比被打劫，这样的经历更令人气愤。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坦言，中国人息事宁人、怕麻烦的典型性格特征，也许是导致自己与非洲人打交道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毕竟，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比中国差，警察“勒索”去的虽然在当地人看来数额甚巨，但对中国人来说只能算是“小钱”。如张昊讲述的那样，一路上被警察勒索十余次，罚金不过才折合人民币400余元。这些经历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心理上的屈辱感。怕麻烦，尤其是怕与“公家”打交道的麻烦，使中国人成为最“肥美”的受害者。这样的集体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少旅非中国人的弱势状况。一位在非洲靠开发廊谋生的中国理发师安桥曾将经济最发达的南非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但在该国短短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留下了一生的梦魇——那段时间他被当地人多次抢劫，其中还有一次是入室抢劫：安桥收工后回到位于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家，却发现家里进来了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男人，他们见主人归来不但没跑，还嘻嘻哈哈地打趣他，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用手枪抵着他的额头，把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之后扬长而去。安桥几乎吓得尿裤子。强盗们走后，他坐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强忍胸中怒火足足发了一小时呆，却最终选择不报警。
“大多数中国人遇上这种情况都会忍气吞声，”安桥说，“原因很复杂，也很现实。”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人普遍“怕麻烦”的心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少来非洲淘金的中国人都不具备合法居留的身份，他们持短期旅游签证来非洲，签证到期后就成了“黑户”。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在银行开户，赚了钱就通过黑市的地下钱庄汇回国内。但这也决定了这些中国人的安全和权益无法得到任何保障，报警未必能挽回损失，却一定会暴露身份，被遣返回国。强盗与歹徒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才专门去抢中国人，而且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留下一些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让失业的年轻人抢一抢，算是发失业救助金了。”安桥说。一年后，他离开了南非，来到了经济贫困、安全形势却更好的乌干达。虽然依旧要面对官员和警察的零星敲诈，但比起动辄被人用枪指着额头，终究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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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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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非国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的广袤地区，生活着著名的马赛人（Maasai）。马赛人是半游牧民族，并因其独特的传统、服饰和生活方式而为非洲大陆之外的世界熟知。他们原本生活在图尔卡纳湖（LakeTurkana）北岸的尼罗河谷地，从15世纪开始陆续南迁至东非大裂谷。由于马赛人骁勇善战，因此所到之处原有的土著居民往往为其强行驱逐。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接壤处的广袤草原，在肯尼亚一侧被称为“马赛马拉”（MaasaiMara），在坦桑尼亚一侧则被称为“塞伦盖蒂”（Serengeti）。这一区域，如今是全球最为著名的野生动物栖居地，约有70余种大型哺乳动物和500余种独特的鸟类。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导演、动物摄影师和游客都会聚集于此，观赏极为壮观的动物大迁徙——约有75万匹斑马和120万匹角马从塞伦盖蒂奔跑至水草更为丰美的马赛马拉。
如其他或自愿或被迫从传统跨入现代的游牧民族一样，不少马赛人脱离了传统的部族生活，加入了收入更为丰厚的旅游业。对他们来说，这个过程既愉悦，又多少有些无奈。
我们于2012年8月初赴马赛马拉拍摄动物大迁徙，聘请了一位自称安东尼（Anthony）的马赛人向导。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本名。“说了你们也记不住。”他淡淡地说。安东尼生于马赛马拉，按照民族传统成长，并未接受过肯尼亚现代教育系统的哺育。可如今，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不太熟练的法语、德语，甚至几句中文。大约十年前，刚刚度过成人礼的他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名叫莫妮卡？布朗（MonikaBraun）的中年女人。如不少厌倦欧洲都会生活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她爱上了马赛马拉，决定在这里开一家专为旅游者提供膳宿的旅馆，而安东尼最终成了她的合作者。他们的旅馆开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最中央的区域，除莫妮卡之外，雇员全为马赛人。
除了儿时依传统刺留的巨大耳洞外，我们已经很难从安东尼身上看到马赛人的痕迹。带我们外出追逐动物的时候，他会穿上马赛人独具特色的猩红色披肩（马赛人称其为shúkà），但下身通常是肥大的沙滩短裤和时髦的凉拖。多配偶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以及割礼等诸多为现代文明所批判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绝大多数马赛人部落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安东尼对我们说，“整个过程不用任何麻药，非常痛，但接受割礼的男孩必须始终保持沉默，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会被认为缺乏男性气概而令部落蒙羞。”而割礼完成后，男孩往往要静养3—4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因伤口感染而丧命。
“这些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的传统习俗，不会对你构成困扰吗？”我们问长期旅居于此的德国女士莫妮卡？布朗。她的回答耐人寻味：“30年前我是个嬉皮士，在大街上游行、抗议、绝食，反对苏联，反对美国，反对一切让我看不顺眼的东西。但是，来到马赛马拉，了解了马赛人的文化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个人其实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任何人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她指了指旅馆门外无垠的金色草原，反问我们：“在上帝创造的这样伟大的地方，难道你还会对这个世界有任何怨气吗？”
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2）
莫妮卡的话让我们陷入了沉思，也开始不断对自身的“非洲经历”展开反省：我们以传媒学者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试图忠实地记录下中国与非洲在文化交流中的遭遇和误解，但自始至终，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如莫妮卡这般的心平气和？受访非洲人的迟到和爽约，听同胞们倾诉非洲遭遇时的“同仇敌忾”的快感，包括与马赛人打交道时不可避免地带着探险家的猎奇心态……与我们的采访过程如影随形。巴别塔并不存在于任何客观、透明的空间，而存在于每一个试图了解非洲却又不愿放下种种刻板成见的“闯入者”的心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集中走访了非洲国家政府、大型驻非中资机构、援建工程队、旅非华人华侨，以及非洲本地和出于种种原因来到非洲工作的学者和记者同行。和我们一样，当中国和非洲这两大古老的文明刚刚开始接触时，他们都对未来满怀着憧憬。一个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东方大国，一个是拥有无穷可能性的富饶大陆，中国和非洲的拥抱似乎给我们提供了阐释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框架。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洗，无论中国人还是非洲人均无可奈何地发现，紧密的经济纽带和牢固的政治关联并未带来文化上的亲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道难以填补的裂痕。仿佛官方越亲密，人民反而越疏远。△米△花△书△库△ ；__
生于乌干达、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并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主播凯瑟琳？毕亚茹昂加（CatherineByaruhanga）给出了她的答案：“中国与非洲国家打交道，花了很多钱，修建公路、医院和运动场，但普通的非洲人并不在意这些东西是谁修的。他们只在乎一件事：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就喜欢谁。”比起广泛渗透至东非各国日常消费领域的印度人和曾与非洲有过密切历史关联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是纯粹官方的、高高在上的，甚至是会带来威胁的。对此，供职于乌干达广播公司（UBC）的记者伊曼纽尔？穆泰兹布瓦（EmmanuelMutaizibwa）一语中的：“要建立人民对人民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CCTV在非洲的确有影响力，但只有政府高官爱看，老百姓是看不懂的。”
中国援建项目遍布非洲大陆，但很少有普通非洲百姓知道这些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是中国人修的。乌干达的国家体育场被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戏称为“乌干达鸟巢”。体育场位于首都坎帕拉的一座小山丘上，由中国援建，至今仍有一支中国工程队驻扎于此，负责场馆的技术维护。然而，这座体育场却被命名为曼德拉体育场。场馆内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带有“中国援助”字样的标识。只在场外一处偏远的角落里，立着一块方碑——那是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四位中国工人的名字，他们在建设这座体育场时因工程意外而身亡。墓碑隐没在半人高的荒草丛中，几乎难以被注意到。我们随机采访的绝大多数乌干达本地人，对于体育场是由中国援建这件事，并不知情。
在某些地方，情况或许更糟糕。由于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差异，中国企业主尤其是矿产业主与本地雇员之间经常就薪资、休假等问题发生冲突，甚至爆发过规模不小的正面冲突，引发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在我们即将结束调研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当地一位记者朋友还对我们说，美国一位著名的导演正计划来乌干达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企业主如何苛待非洲本地雇员”的纪录片。
第四章 关于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