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住院医师也忍不住笑了：“哈哈，看看，你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群医生被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领着进行巡房，然后是例行的X光片检查。
每个病人的X光片一张张地打在投影仪上，我们讨论和研究着。
我特意把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放在最后一张，事先没有告诉那位主治神经科大夫。最后，投影仪上出现了这张X光片。
“这是什么？”主治大夫问道。
我说：“医生，这是华盛顿先生的X光片。我们把他送去做了颈部扫描。你现在能看到，有一片金属片压着他的脊椎。”
主治大夫站在那里久久地看着X光片，我看到他的下颚上有一块肌肉正在抖动着。我把视线投向总住院医师，只见他一脸苍白。
“我们马上去叫外科大夫来动手术。” 最后，主治大夫语气粗暴地说，然后转过身去，“今天就到这儿吧。”
几周以后，当我帮一名年迈的妇女输完血之后，总住院医师正从我们边上走过，他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的停车场。
“米米，快来看看这个。”
我朝他走过去，透过污秽肮脏的窗玻璃看着外头。一名矮壮敦实的女人穿着一件冬季外套，正搀着一名黑人男子穿过停车场，向一辆撞得歪歪斜斜的货车走去：那正是华盛顿先生。那个女人到了货车跟前，她让他坐进了乘客座位，走到后面去把货车后箱打开了。
我口袋里的传呼机“哔哔”作响，我把手伸进去关掉它，看也没看一眼。我意识到我几乎无法喘上气来。那个女人回到了华盛顿先生身边，她伸出一只手握住他，华盛顿先生从轮椅里扶着腰，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米米，他们叫你马上去112号病房。”一名护士在后面叫我。我转过身去，总住院医师伸出手，紧紧地抓了我的胳膊一下。
“永远要倾听病人的心声。”我往大厅走去时，说道。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老教授的格言帮助我挽救了许多生命。
我跟华盛顿先生见面的金斯郡医院，和别的医院完全不一样。它坐落在纽约东部，简直就像一个第三世界的战场。当我20世纪80年代在那里工作时，那里仍然设有封闭式的肺结核防护区。
急诊室就像活地狱，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简直就像是痛苦的渊薮。在医院大厅里，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西班牙语、各种土话，甚至是广东话。如果你想把那里的病人所受的各种伤害一样样地记下来，那就太令人震撼了：脑震荡，挫伤，服药过量，铅笔刀的划伤，冰刀挫伤，拳打脚踢的伤痕，手枪子弹造成的可怕伤口，数不胜数。
在那些一流的医学院里，一个医学院学生也许根本不用触碰病人，光是站在床尾，观察病人就行，自始至终双手都保持着清洁。但像金斯郡医院那样的市立医院太缺乏人手了，所以，我也被逼着亲自上阵了。
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4）
不过，这里也有好处，我能接受到最好的训练。坏处就是我整天都忙不过来，顾头不顾尾，经常得自己拿主意作决定。
对于市立医院来说，用一句来概括就够了：看着一处，做着一件事，教会一个人。
我第一天到妇产科上班时，去见我们的住院医师，她是一名20多岁的女人，神色憔悴，带着一副眼镜，口袋里塞着一叠厚厚的处方笺，我向她介绍了自己。
“用电线把这些女人都勾起来吧。”她指着走廊外头说道。
我很幸运地明白了她是什么意思——她是说要给那些女人注射催产剂，以便让她们快点把孩子生出来。
但是，当我在角落里看到一群群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时，我的脸色发白了。她们用痛苦不堪的呻吟和哀号来发泄所承受的磨难。
我之前从未给病人进行过静脉注射，但是怀孕的女人的静脉一般都又粗又大又松弛，很容易操作。
我靠近了我的第一个病人。她是一个西班牙女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挺着一只大肚子，活像一个圆圆的皮球。
“你以前生过孩子吗？”她狂野疯乱地问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死死攥住我的手。
“没生过。”我说道，在她的右臂上寻找着静脉。
她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看来，一轮新的子宫收缩又开始了。“哦，千万别生孩子了！”她尖叫道，拼命地拱着她的身子，差点把我拉翻。
我第二次试针时终于把针头插进了她的静脉，但别的病人比她更麻烦。当我把排在最后的女病人都注射完毕了，我全身上下都沾满了血，可是，打那次以后，我就学会给病人注射了。
吸毒病人就难对付多了。他们的静脉由于过多地注射海洛因，变得松弛而没有弹性，所以，我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针头扎进他们的血管里。
一个星期六，我正在准备花一个下午时间给一个叫本尼的吸毒病人做静脉注射。本尼一度是个衣冠楚楚的登徒子，由于吸毒多年，如今已经濒临死亡。他形销骨立，毒瘾刚刚发作完，正处于肝火大盛的时分，不断地冲我吼叫着：“你这只母狗！给我滚出去！别再伤害我了！”
“我看到本尼今天又吸毒了。”我的朋友苏伊经过的时候对我说。
我看了她一眼：“你想管管他吗？”
“不了，谢谢。”她走过去，唱歌似的哼着说，“我还得去瞧瞧那些关在牢里的家伙呢。”她指的是那些住在医院里的囚犯，一旦有女医生值班，他们就会神秘地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
等我把针头终于扎进了本尼的静脉，开始给他输药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的脖子上都是他抓出来的斑痕，我还没吃午饭，周围都是一群令人恶心的、臭烘烘的病人。
我去休息了一下，上楼去洗了个淋浴，从医院的自动售卖机里买了点零食。半小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又对本尼的病房进行第二次巡房：只见他的一群朋友正围着他，笑得前仰后合，有个人正用手触碰着注射器的针孔。本尼已经折腾流汗了一天，可现在却靠着枕头，脸上挂着个乐不可支的微笑，嘴里的银牙闪着硬币似的亮光。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走进房间，大喝一声，虽然我已经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本尼的朋友们正在帮他进行静脉毒品注射。
我又花了好几个钟头对他进行了第二次静脉注射，虽然，这次本尼安分了许多。
几年后，我升为住院医生，手下还有两名女实习大夫，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整个艾滋病病区。病人给我们起了个“霹雳娇娃”《Charlie's Angles》，又译《查理天使》，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主角为三个女警察。的绰号。因为我们像救生员救火一样在一间间病房里奔忙着，应付着各种突发事件。
艾滋病是一种免疫缺陷性疾病，因此，我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着自己这辈子想都没想过的潜在的感染可能：间质性浆细胞肺炎，隐孢子虫病，还有一些非常罕见的肺结核病。
然而，新病人仍然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我被传唤到急诊室里，却发现一个看起来相当健康的男人，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
“你是疲劳过度时才喘不过气呢，还是一直就这样？”我边用听诊器探听他的胸部，边问他。他才19岁，有一头干草般的浅褐色头发。
“一直都这样。”他脸色凝重地告诉我。
“好吧，我再做进一步体检，看看是什么原因。”
当我在显微镜里观察他的痰液标本时，我对他的病情已了然于胸，仿佛看到他的病历里已经写下了最后诊断结果：间质性浆细胞肺炎。
我让自己保持镇定冷静，回到急诊室里，告诉他，他患上了艾滋病；那时候，治疗手段还相当落后，这就意味着，他只能等死了。
在市立医院里，我整个人都被榨干了。后来，我转到了康奈尔大学医院部，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病人们拎着GUCCI当今意大利最大的时装集团Gucci生产的品牌。名牌手袋而不是提着超市购物兜来看病。可是，那些身份高贵的同性恋者与镇子那头的穷光蛋病人同样患有艾滋病。只不过，他们住在漂亮的病房里，窗外能看到东河流过的优美景色。
第二章 一颗脆弱的心脏（5）
将近10年，我藏身在医院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适应了里面特殊的气氛和病房里的荧光灯，四处飘散的血腥味，以及医院自助餐厅里的牛排。我已经变成了一头实验室动物，习惯了终日与“哔哔”的仪器声和光线相伴，每天睡眠时间减至最少。
当我最终在康奈尔大学医院部成为一名助理住院大夫时，老教授的格言也渐渐被我淡忘了，我已经锻炼成一架坚韧冷硬的医疗器械了。
一天傍晚，我通知一名比我年轻一些的男同事半夜加班，他把头埋在桌子里流着眼泪哭诉：
“再加班我就要崩溃了！我要吃东西。我都快站不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病房里有个女肺癌患者正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个男病人患有肾衰竭，还有个十几岁的少年同时患有单核细胞增多症和乙肝。
我可不会为这位同事耽误上哪怕两分钟的工夫，我发现自己极其憎恶他的脆弱。
“你今天晚上必须加班，你必须完成工作。”我转过身走了出去。
没多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胶底鞋声急匆匆地跟在我后头。
“谁先来？”
“317房的柯蒂斯先生吧。马上给他做心电图检查。”
过了一阵，我听到我的同事在后面叫我：“我认为她想找个大夫谈谈她的诊断结果……”
但是，那时我已经走在去大厅的半路上了。我一边核实着病人的脊髓检查结果，拿起其中的一页细细地察看，想搞清楚隔壁那个病人在注射了吗啡镇痛之后，为什么还会呻吟个没完。
我不能慈眉善目，一味地软心肠；我变成了一名进行着生死搏斗的战士，疲于奔命。
“晚些时候再说吧。”我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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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1）
长期以来，人们十分重视饮食和运动对心脏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压力对心脏的影响。在压力状态下，我们的体内会分泌出压力荷尔蒙，身体的这种应激反应会逐渐损害我们的血管系统，产生高血压、各种炎症以及血管损伤。换句话说，一个人心脏检测的指标都很正常，但由于压力过大，他也可能突发心脏病。相反，一些诸如想象、深呼吸、冥想和瑜伽等减压手段则是治疗心脏疾病的良药，它们能让血管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每次当我被问及压力是否能引发心脏病时，我都会想到我的病人保罗。
住进我们的心脏脉管架桥室的病人，往往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比较随机：病人体检时发现了问题，就会对他们施以心脏导管手术，这种手术也称为血管造影手术。在心脏导管测试中，一条导管从腹股沟的动脉插入，一直通到冠状动脉的开端。我们将会把显影剂或别的东西注射进冠状动脉，这样一来，X光摄像机就能够对心脏部位进行拍照了。我通过电视屏幕，就能检测出心脏的运作状况。如果发现动脉堵塞住了，我们就会把一根支架插入患处，使得血管畅通。
另一种情况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