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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打完电话之前，她的妻子和我没再作声。然后，当他转向我们时，他好像明白过来他刚才的行为正好向我们示范了他患上心脏病的原因。
“保罗，你得狠下决心了。”当他再次坐下来时，我告诉他说，“你现在站在一条铁轨上，火车快开过来，就要撞上你了。你可以原地不动，也可以马上离开。你自己来决定吧。”
保罗把手机扔在桌上，凝视着他的女儿，她好像受到了暗示一样，马上开始张开嘴哇哇大哭起来。
“老天，我居然没注意到，她已经开始长牙齿了……”保罗说。然后，他真实的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坐了片刻之后，他的头低垂下来。
“我要离开铁轨。”他喃喃地说，“请帮助我吧。”
长期与高度压力为伴的人群正在日益增多。运动员、演员、外汇交易员等，这些人群整天都陷于高度兴奋与紧张中。
心理学家认为这些人的性格非常坚韧而有弹性，因为他们能在高压与高要求中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遇到需要他们一展身手的场合，他们能分泌出使他们发挥良好的压力荷尔蒙，到了夜间，这些压力荷尔蒙又会降至正常水平。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却会对压力有更深的反应，只要我们醒着，身体就会自动产生压力荷尔蒙。生物钟让我们从睡眠中清醒，在整个白昼，我们的体内都会分泌出压力荷尔蒙。按响汽车喇叭、工作期限的迫近、响个不休的闹钟，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的心脏跳动加快。如果血液在外来压力的作用下猛地涌进心脏，我们的身体就会发出无声的呐喊：“失火了，请注意！”长期慢性的应激反应会逐渐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产生高血压、各种炎症和血管损伤。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在我们熟睡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摆脱压力。
像保罗这样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如果不能躲在衣柜里，或者干脆把自己藏在一个塑料球里头，他应该怎么减轻压力呢？
方法之一，便是要认清使自己处于亢奋的顶点、血压急剧升高的高危致病因素，然后，尽力避免这些因素。保罗承认，哪怕是在银行排队或电话占线这样简单的事，也会使他的心跳加速。
保罗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措施，让自己面临压力时能够控制住焦虑的情绪。
研究表明，一些诸如想象、深呼吸、冥想和瑜伽等减压手段对心脏疾病的防治都有良好的效果，它们能让血管放松，减少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但是，对于保罗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整个人都活在重压之下，你将如何应付呢？
当我第一次遇到保罗时，我注意到他的一系列似曾相识的举动，好像我以前在哪里遇到过似的。整天埋首于书本，工作强度过大，对一切都抱有怀疑态度。很聪明，意志坚强，但对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却视若无睹。为什么是他提醒了我这些呢？
整个星期，我都在思考着这件事情。当我在雾蒙蒙的浴室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倦怠不堪的脸时，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了由衷的羞愧。
当然，我自己也是如此。
在我过去的30多年生命中，我努力地出人头地，我的神经整天绷得紧紧的，缺乏运动，而我自己的心脏情况也并不妙。
许多年来，我过着医生典型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间过长，到了吃饭时间就在护士站里塞几口曲奇饼干或比萨饼了事，一天里惟一的活动就是穿过停车站走向自己的汽车。
我狭窄的心胸与短视使得我远离了本森赫斯特的世界，医学院的教育又深深地把我塑造成另一个人。我自己的胆固醇值比我的一些病人还要高。心脏病曾像一条汹涌奔流的长河一样，冲击和破坏着我的家庭。不管我承认与否，这条长河的支流也在冲刷着我。
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4）
另外，我知道我并不仅仅有心脏病的遗传基因。我耗尽所有的时光来证明我的个人价值。我与我生长的那个社区里的女孩迥然有别。我比她们更有出息，我很独立，享有充分的自由，受过良好的教育，不需要依靠和倚仗任何人。
我是一名专家，一名医学工作者，一个年轻的成功女人。我的知识很渊博，掌握着许多问题的答案。我了解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我的心脏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这难道不对吗？
但正因如此，我也处于万钧重压之下。
我总是随时待命，对付应接不暇的病人，还要承担起许多义务和职责，参加各种会议。在我给病人做心脏搭桥手术时，经常还有另外一个病人在诊室里等候着我。我感觉到自己身负10万斤的重担，这种感觉让我紧张万分，几乎喘不上气来，好像严重缺氧一样。
我在医院玻璃中打量着自己的倒影，一头短发，挂着听诊器，那模样活像一头恐怖片里被人围猎的动物一样。
我了解那些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结果：高血压与精神紧张一样，都会诱发心脏病；美国高血压研究中心报告称，75％～90％到保健医生处就诊的患者均有血压紊乱的症状；玛约医学研究所认为，心理性的高血压将成为未来心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
我所读的指称高血压与心血管疾病有关联的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其中一份报告测定出，他们用来做实验的55名男子在突然浸入冷水时，血压值均会受到影响，胆固醇水平会迅速增高。与时间相关的工作压力，竞争激烈的流水线作业，劳累过度，责任增大等因素都会导致胆固醇水平的上升。比方说，每个月，会计们往往会周期性地发生胆固醇增高，尽管他们保持着规律的饮食习惯，但在每个会计年度的末尾时，他们的胆固醇水平会达到顶峰。
我比谁都清楚这些研究资料，而且，我还经常向我的病人列举这些研究结果和统计数据。即便如此，一层疏远的隔膜还是在我周围笼罩着，使得我感到自己与病人远远地隔开。同时，也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好像我掌握着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我自己是个从来不会生病的金钢。
于是，当我仍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工作时，一些转变悄然发生了。其中之一便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过去所接受的医学教育使得我更像一个专门进行疏通工作的高科技水管工，而不是悬壶济世的大夫；我被训练成一名坐等心脏病人上门的大夫，而不是预防疾病的医学从业者。
我刚到斯克里普斯中心时，我对工作充满了激情，因此，我根本没有想到一名五年前接受过心脏架桥手术的病人还会因动脉再次堵塞而就诊。我只是简单地再次帮他进行搭桥手术，就此了事。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感觉到仿佛有人在心脏脉管搭桥室里设置了一扇我看不见的旋转门，让我的病人一次次重返我的手术台。
我的日程表就像我的通讯录一样；我很喜欢我的病人，但是我与他们之间靠得太近，以至于失去了一些分寸。我不仅能记住我每周日程表上的病人名单，而且，我还能在我们做心脏造影术前，就预知到动脉堵塞的再次发生。
当我对一名挂号处的职员说到这件事时，她耸了耸肩：“知足吧，我们忙得很。”我明白她的意思，这倒也是真的，我们的职责就在于救治病人。如果没有人生病的话，我们从哪里挣钱吃饭呢？
但是，即便是动脉搭桥手术，也同样产生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我们用气球和支架撑开一根动脉时，有些病人的动脉居然会做出受到损伤的自动反应，然后，开始相应地进行自我修复，使得动脉再次变窄。
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那就是进行心瓣手术后动脉再次出现狭窄现象，这往往是由动脉内的受损组织形成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几率接近20％，有时候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发明了一种阻止这种现象的手段，那就是把一种微量放射性元素——铱192放入动脉里。这种手段由保罗·特尔斯特恩博士率先引入，在心血管手术里堪称进步巨大。在今天，我们拥有了外裹着抗生素的心脏支架和化疗辅助，于是，我们在99％的程度上可以防止受损组织的形成。但是，我感到我们对一些事情仍然蒙昧无知。为了搭桥手术的成功而阻止身体自身的修复功能，这好像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一样。我们阻断了心脏自身的治疗修复功能，而不是学会怎么去驾驭它。
尽管在我们的努力干预下，在2002年间进行了100多万例的心脏搭桥手术，50多万例的胸腔手术或搭桥手术，心脏病仍然是美国的头号杀手。公众每年把大量金钱花费在胸腔手术上，可即便是在我们万分努力终于使得病人赢来一线生机后，我仍然气馁地发现那些稍有好转的病人高高兴兴地躺在床上啃着烤牛肉三明治，上面还浇着厚厚的一层蛋黄酱。
有些医生和护士的态度是：“他们生着病呢，由他们去吧，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是，如果在医院里采取这样的态度，就等于默许病人：“吃这些食物对你没什么影响。”
尽管许多问题我给不出答案，许多治疗手段我还掌握不了，但我的病人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就诊。
我有一名45岁的女病人宝拉，她患有心绞痛。她向我咨询如果不服用安眠药她就无法入睡该怎么办，还问我不吃降压药就能控制血压的办法。听了她的问题，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找不到答案。
第三章 重重压力的迷雾（5）
当那名上了年纪、衣冠楚楚的男病人费德里克先生承认说，服用降压药导致了性功能减退，如果他还想继续过性生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我比他坐在一旁的妻子还要窘迫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在一次病房巡察中，我问我的病人梅正在服用哪些维生素和营养剂，她把一口袋东西抛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我的草药茶。”
我把口袋里的小瓶子挨个看了一次，里头的药剂包括：猫爪藤、黑升麻、蒲公英、水飞蓟——一半的东西听起来都像是在路边随便采来的玩意儿。
“你打哪儿知道这些东西，又是怎么知道服用方法的呢？”
她耸了耸肩。“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我自己又上网查了查。”
“为什么你不改用降脂药呢？”
“我不想再吃药了——那些药都有副作用。”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名受过教育的、睿智聪敏的女子，居然更愿意服用这些辅助性药物，而不是我依据自己多年行医经验所推荐的药物。
有一天下午，我在圣地亚哥大街上的一盏红灯下停下来，居然发现我自己的一名病人罗杰正踱出一家街边小店，一边走还一边抻着衬衫。
我抬头看了看店面招牌，上面写着中文。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只不过是去那儿找按摩师而已。红灯亮了，罗杰看到了我，向我高兴地挥着胳膊。
他来复诊时，我正在检查他的化验单，他说：“上周我去做治疗时碰到你了。”
“治疗？”
“对啊，我去叶医生那儿做针灸，我觉得真的很有效果；他来美国以前是北京的一名中医大夫。他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