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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启蒙(1967…1970)(2)
我同样陷入了麻烦,发行特刊的计划使我们濒临破产,绝望中,平生中第一次我联系了律师,请他写信给德里克,声称如果他们违背诺言,我们将起诉苹果基金和列侬夫妇。 几天后,我收到了德里克的电话,“理查德,快来我这,”他说,“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那个下午我坐在苹果基金的地下录音室中,和德里克、列侬、洋子还有律师一起听带子。磁带的杂音后传来一阵持续、稳定的拍打节奏声——就像人的心脏在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 “是我们婴儿的心跳。”列侬说。 他一说完心脏声就停止了,洋子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不及说话,约翰从洋子的肩膀上直视着我的眼睛。 “孩子死了,那是我们死去孩子的静默。” 我回到《学生》杂志社,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能把这种私人录音当作唱片发行,只能重新设计杂志的封面。也许我错了,因为德里克说它是“概念音乐”,会被人收藏。我考虑过对列侬夫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他们已经够麻烦,而且毕竟,他们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合同。解决问题后,德里克写了封道歉信,信的结尾是他所有信件末尾都会说的一句话:“你所需的是爱……” 乔纳森阅读广泛,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 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是裹着条毯子在大街上乱走。  
3。商业启蒙(1967…1970)(3)
“可怜的流浪汉!”当爸爸听到这个故事时他吃吃直笑,“这将给他一个教训,他想讨些零钱,结果从你这得到了一堆满是跳蚤的衣服。” 在斯托有非常残酷的一种传统,每个男孩必须学会一首长诗,面对全校师生背诵它。如果你犯了一丁点错误或者停顿了一会儿,那么校长就会敲钟,你将被赶下台,伴随你的是周围的嘘声和嘲笑——你被“钟击”出局。由于我有轻度阅读障碍,我很难熟记任何事情,那几年中我一直被无情的规则“钟击”出局。 即使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不得不做个演讲,我同样感到颤抖,我不得不克服同样害羞的感觉。如果谈到一些我知道或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能够相当地流利;但是当谈论我一点都不懂的东西时,我就变得手足无措。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像政客那样可以对任何问题应答自如,那么我不再试图克服口吃和不能圆滑回答的毛病,相反我尽量给出真实的答案,即使需要的时间更多,我宁愿给人一个缓慢、犹豫的回答,而不是快速、油腔滑调的答复。 20世纪60年代末最重大的两次事件就是越南和比夫拉战争。如果《学生》要成为令人信服的出版物,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国家驻有记者。我们没钱往那里派记者,更别说付他们的住宿费和传真费,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最终我们想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挑选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他们自身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所以我打电话给《每日镜报》,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独家报道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去越南采访,他们买下这个故事,支付这位《学生》杂志的记者朱利安?曼永去越南的费用。朱利安发回了有关越南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后来更成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我们又同样成功地安排一位16岁的记者去了比夫拉。这两次冒险是我首次利用《学生》品牌为杠杆:我们出品牌和人力,另一方出钱资助。 我对反对美国越战充满激情,1968年10月,《学生》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凡妮莎? 里德克雷弗一道加入学生游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我、凡妮莎和塔瑞克?阿里走在一起,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游行令人非常兴奋。人们的情绪高涨,但同时有点令人害怕,事情可能随时失控,的确不久就出事了。当警察开始攻击人群时,我落荒而逃。这次示威的一张照片后来出现在《巴黎进行曲》杂志中,图中我弓着后背,正飞奔穿过广场,离试图抓我的警察的手仅有一英尺。 虽然我反对越战,但是并不像其他示威者一样是个极左翼分子。 “我也许是个左派,”我对《卫报》的记者说,“仅当他们头脑清楚,充满理性时才是。” 在政治上,《学生》不是一份激进杂志,我们也不是一份像《Oz》和《IT》一样的地下杂志,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赞成在饮料中加迷幻药——当然我们同他们有一样在办公室大谈自由性爱。 我努力在左右派间保持平衡,游人却认为我的这种平衡就是支吾搪塞。作家兼诗人罗伯特? 格拉夫从马略卡岛写信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 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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