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边,美国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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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边,美国那边-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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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沟的疏导不够
袁岳(Victor Yuan):  现在的代沟周期缩短了。每隔三五年,人们的看法都会改变。我爷爷和我父母之间存在代沟,父母和大哥大姐有代沟,大哥大姐和四哥四姐之间也有代沟。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不同,代际沟通模式不同。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代沟增加了,代沟的总量增加了。  代沟的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家庭成员拥有的信息量不一样。越是年轻人,获得的信息量就越大、越杂,思想越多元化。第二,新一代的权威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会自然地接受权威。第三,新一代艰苦奋斗的传统以及细水长流的观念很薄弱,年轻人相信应该更多地花钱、追求更多的享受。第四,中国新一代的反叛程度比西方社会表现还要严重。从现有的教育渠道看,今天的代沟不明显,它主要表现在非正式社会关系领域,比如伙伴关系、网友关系和家庭关系中。一个孩子在学校是好学生,但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其他方面。一方面,这说明了他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说明大家通过沟通达到共识的机制不够强,这导致了在正式沟通中代沟被隐藏起来。一个学生不敢在老师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免被看作坏学生。中国社会的代沟广泛存在,与过去相比更多了,但对它的解决和疏导不够,这是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也存在代沟,而且情况一直如此。在美国,代沟还是一代和另一代的区别。我和父母的代沟与我和一个比我小10岁的人的代沟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由你长大的时候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因素决定的。看法不同的周期缩短,在美国不被称作代沟,而被看作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的看法可能与比我小5岁的人不一样,但不一定算是代沟。谈到代沟,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什么时候和什么背景下长大。现在的信息量比以前多,媒体的内容和媒体对儿童的影响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果,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长大的人所看的电影和电视就不一样。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可能在看电影、看电视和听音乐方面与其他年龄的人在品味上有所不同。年纪越大,对新技术产生的舒服感越低,价值观也会有不同。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现在的美国年轻人比他们的上世纪60年代长大的父母稍微保守一些,这是一种逆转。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美国聚积的财富是前所未有的,现在的年轻人是在这种空前富裕下长大的,所以年轻人对物质的看法更务实、更成熟。代沟的存在不可避免,但是在美国,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更不容易沟通了,沟通还不是一个大问题。  '返回目录'  

邻里关系比以前疏远了
袁岳(Victor Yuan):  邻居,北京人以前将其称为“街坊”,在我的老家江苏叫“邻舍”。邻里关系是传统关系中很近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如果邻里关系好,你会觉得城市生活比较安全、生活有趣、有保证,“守望相助,葱酱相借”。邻里关系起着互相帮助、一起娱乐的作用。过去,社会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大,邻里关系作用很重要,互助的特点也很突出。  现在,邻里关系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是社区构成发生了变化,新的社区主要由陌生人构成,邻里关系变成了地理上靠近的关系。但实际情况是人们之间不认识,心理上不亲切,互动也不多。在城市里建设新的社区时,注意的是让人住进去,而没有考虑如何真正地让人们融合在一起。老社区里也住进了许多外地人,如民工和京漂一族等。他们进入社区后变成了陌生群体,没有太强的动力和热情与社区里的其他群体进行交往。这些因素使邻里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了。我认为,在中国的社区建设里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社会工作。应该增加社区的公共服务空间,如公共图书馆、社区俱乐部、义务社区服务和社区文娱活动等。新社区的建设不仅仅是房地产的建设,更应该重视社区关系的建设。让社区活跃分子真正地表现自己,让大家认识自己,代表社区意见,发展社区关系。  我们知道,在过去多年的发展中,农村在经济发展上的收益不如城市,但是在心理层面上,农村居民对社会生活的满意度总体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其中一项提高满意度的重要贡献因素是社区人际关系的融洽度。这种相对密切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源在有限条件下的调剂需要。许多去农村旅游的城里人深受农村那种诚恳热情气氛的感染。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传统上,大部分美国人是住别墅的。邻居就是住在你隔壁房子里的朋友。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就很重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这些邻居对你很重要。如果你在一个小城镇居住,许多时候都会集体从事一项工作,如盖房子和做农活等,这时,邻居会帮你。现在的邻居变成了在一起娱乐的好朋友。传统的画面是,五六十年代家庭主妇走到隔壁向邻居的主妇借白糖。现在,你的割草机坏了,也需要找邻居借。这种互相借东西的友好场面是很普遍的。在我的三个姐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稍低于平均水平。我妈说我们家是社区里最后一个买彩电的家庭。到了感恩节,如果想看“第五大道大游行”那种节目,最好是有彩电,于是父母就把三个姐姐送到邻居家看彩电。现在,美国社会流动性增加了许多,固定在一个地方住一辈子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必然影响你和邻居的关系。社区的意识也不像以前那么浓厚了。以前,你的一个邻居看到你的孩子在抽烟,他会跟你说。现在这个概念就比较淡薄了。  '返回目录'   。。

没户口照样谋生活
袁岳(Victor Yuan):  我爸爸是国家干部,城镇户口,我妈妈是农村户口,因此我小时候也是农村户口。因为根据户口随母的规定是跟妈妈。那时候,人生的很大目标是农转非。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可能途径是等我接爸爸的班。但因为哥哥多,轮不到我。再有就是惟一的途径:上大学。“农转非”、“解决两地分居”、“工作调配”、“随军家属”和“提干”,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与户口有关的术语。如果可以改户口,则可以改变生活质量。户口在人们生活中是很重要的。  户口最早来自汉代的编户齐民制度,它便于财务税收管理,另外可以在分配资源时数清人数,同时便于控制。在资源有限时,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而户口的最大限制在于因为移动成本过高,所以人们不能自由迁移,不能跨地域自由地发展事业。另外,它还限制了公民权的行使。比如,户口和投票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换个地方住就没有当地的投票权。比较而言,自主安排当然有更多的合理性。现在,中国人更加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过去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现在,农村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去城里找工作,不愿呆在农村。这种跨地域自主寻找机会促使这个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我不能呆在这里?经济发展了,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按户口配给了,城市和地区管制慢慢放松了,没户口照样谋生活。如果你从农村到小城镇,基本上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可以有户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找到工作就行;但要获得正式的大城市户口,还有一定困难。  户口制度会进一步淡化和放松。但完全取消户口的情况,尤其在大城市地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的。但即使户口制度存在,它对人们迁移的约束力也会越来越小。当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的配置与户口基本脱钩的时候,户口本身的形式意义就会大于实质意义,户口将越来越成为仅是对人口的管理,当然,也可能有其他辅助的形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户口”在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有句俗语说,你在哪个地方挂帽子,那个地方就是你家。意思是你可以把家放在任何地方。美国社会流动性很大。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住,去外国也一样。政府在这方面一点作用都没有。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较弱。还有一点,美国城乡差距不大。乡下人挤到城里去,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总的来讲,美国政府控制社会的色彩很淡。但是,你住在哪里对你的生活和你的家庭有很大影响,与你的一些重要事情都相关联。比如,你在哪里住就要在哪个地方交税,在哪个地方投票。如果我住在奥斯汀,首先要交房地产税,孩子要上奥斯汀的学校,投奥斯汀市政府的票。如果要搬家去华盛顿了,我就搬走,不用在奥斯汀交税了,孩子不用上奥斯汀的学校了,开始华盛顿的生活,有没有必要登记呢?没有特殊的手续,没有部门管理。惟一的事情是如果你要投票,需要进行选民登记。实际上,你可以做到投两个城市的票,但这是违背法律的。投票权是需要登记的。如果不登记,可能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搬家了。那么,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哪里的人呢?我是得州人,我没有地域证件来证明我是那里的人,但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明我和得州的关系,如我可以拿出在得州的驾照和车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人和地理的关系是模糊的、灵活的。  '返回目录'  

居民反对与外地人共享资源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对地域特别敏感。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地域关系。通常,中国人见面后就问,你老家在哪儿。如果地域贴近,亲近感也会贴近。对于本地人来说,外地人是缺乏知识的。如果一个外地人熟悉本地,会让人感到surprise(惊诧)。本地人一般会热情地接待外地人,要带他去看许多本地的好玩地方,以此显示友好。  从哪些方面来关注外地人呢?一是从口音,二是看家史,看他有没有可能跟本地有联系,三是看外地人对本地事务的熟悉程度。一般是根据这几点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外地人,或者与本地有多少联系,然后再决定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在制度层面上,当外地人进入本地时,做客或者商务旅行通常会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这时是按照待客之道对待,但相对长的停留或者就职还是会被认为是纯粹的外地人,本地人会对其产生竞争的警惕。本地居民反对把本地资源拿给外地人共享。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定外地人的地位。如果你从北京去郑州,那么郑州人会认同接受你。如果你从河南农村去了郑州,那么帮助你就是一种恩惠,认为你很困难。在中国人发生迁移时,社区人际交往就是这样不均衡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第一次在中国工作是从1993年~1997年,那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现在北京治安不好,都是因为外地人来的多”。现在,这种说法少一些了,但还是存在的。我没有去研究北京的治安情况是否与外地人有密切关系。但关键在于这种说法反映出一种心理:只要出现问题,如犯罪和交通事故等,那么一定是外地人干的。这说明“内外有别”的思想真正存在着。对于外国人,这种思想的表现就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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