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风云二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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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风云二十年(上)-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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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行长刘志强还动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结果刘鸿儒的答复是:“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
  交易市场冷清,股票更不好卖,等1988年年底万科(000002)发行股票的时候,差点把深圳证券公司坑死。当时万科计划发行
  2 800万股,其中深圳特区证券包销600万股,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代销600万股,剩下的万科自销。
  一个月包销期过去了,深圳特区证券包销的600万股只卖出了3/4,该公司最后咬牙自筹资金,把这150万股股票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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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股票引发的悲喜剧
深圳特区证券咬牙买万科股票,而万科自销的那部分,也是无比艰难。
  一家本来承诺投资的外商临阵变卦,王石的老朋友刘元生闻讯救急认购360万股。这一认购就是20年,现在刘元生的这笔投资已经价值20亿元左右了。
  万科对此次资本起航之旅最津津乐道的段子是:
  有一次,万科的人员通过深圳市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万科的人员还没介绍3分钟,下面的个体户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万科的此次个体户开会,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1988年,53岁的巢中立变卖家产凑足10万元,携妻儿南下闯荡。万科首次发行股票时,个体协会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个体户买股票,抱着“只当买了国库券”想法的巢中立斗胆买了3 000股,不久,股票就从1元钱一股涨到了28元,他全部卖掉,赚了第一笔轻松钱。尝到甜头的巢中立迅速投身股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千万身家。
  轻易到手的财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后,巢中立离婚、结婚、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和第二个女友分手……生意每况愈下。
  2005年,60多岁的巢中立在常德悬梁自尽。
  同样的机遇,成就了刘元生,却给巢中立打开了不同的一扇门。
  如何把握机会,如何把握财富,如何做好自己,诸位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好好感悟一下。
  附带一句,万科的股东里还是混迹了几位股市大鳄的。
  1990年,万科召开股东会,一位散户发言说:“我看好万科发展的光明前途。股票下跌的时候,我做多头,一直吃进万科股票。可一些大股东却在抛股票,我不点名是谁,但我可以声明,你抛的股票我照单全收。”这位散户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股东大会顺利结束。
  这位散户就是日后在“中科系”事件中,把中国股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朱焕良。
  

第一次牛市来了
机遇总是稍纵即逝的,1989年,深发展派息分红,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狂潮由此引爆。
  1989年年初,深发展派息分红,1989年年中,深发展又推出年中分红,两股送一股,股价在除权后,很快就又回到了35元以上。
  精于计算的人自然会发现,如果在1987年拿400元,以每股20元的价格,买入20股深发展,现在已经拥有了30股,如果以每股35元的价格卖出,即使不算红利,两年时间,最早的400元已经成了1 050元,国库券、银行利率哪能望其项背啊。其后,深发展股票价格开始直线上扬,半年时间已经逼近每股120元的价格。
  1989年年底,深安达(000004,现在的ST国农)发行,抢购局面开始出现,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发售部门决定每人限购3 000股,短时间内,500万股深安达股票全部售罄。
  1990年3月,原野实业(000005,现在的世纪星源)发行1 650万股,引发万人空巷,凌晨1:00证券公司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龙,面对人山人海,主管部门紧急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第二天早上证券公司开门时,人如潮水般涌动,把证券公司的玻璃柜台都挤碎了。一江之隔的香港媒体都为此次抢购所震惊。
  如此火暴的股票发行场面,自然推升了股价。深发展1990年年初从20元拆细为1元面值,每股元,柜台交易数据显示,到1990年4月底已经上涨到了11元,4个月涨幅达到290%。
  随后股市全面飙升,从4月到6月,两个月时间,深发展已经涨到了24元,相比年初,半年之内涨了900%左右;万科从元涨到了元,上涨了476%;金田从24元涨到了81元,上涨了237%;安达从元涨到了8元,上涨了433%;原野从13元涨到了52元,上涨了300%。
  巨大的财富效应举国关注,全国股民开始向深圳涌来,按当时的报道称,某村全村老少派村长用蛇皮袋扛着全村凑的钱来深圳炒股;港澳台的一些资金也悄然介入;就连普陀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派僧人来炒股。
  按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从1990年3月份开始,证券公司门外简直是人山人海,把交通都阻断了。股票买卖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深圳市大量企事业人员已无心上班,全面投入股市。
  面对始料不及的这波狂潮,深圳市政府接二连三地向各单位发出通知,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并开始出手调控股市。
  

牛市引发的高层担忧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对此轮牛市在《百年潮》杂志中,曾撰文做过这样的回忆:
  1990年5月,深圳市股票市场突然出现了“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深圳有3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进入交易的股票不过5家企业,其中较大的是深发展。1990年春,股票价格突然猛涨,导火索是因为深圳发展银行送股较多,分红较高;深层次原因则是深圳靠近香港,当地人对股市了解、接受得比较快。深圳市场国债买卖向来不够兴旺,股票却很兴旺,也与此相关。
  当时,深圳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引起了震动,深圳人买,外地人也去买,一下子形成热潮。当时3个窗口网点门外马路边都是人。在炒买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 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交易所,没有电脑设备,转户也比较慢,所以围观的人非常多,可以说一夜间出现了拥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
  深圳热起来以后,上海也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与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的同志一起去深圳、上海进行了3次调查,然后向国务院做过汇报,也与深圳、上海市研究过一些规范意见。
  因为股市非常热,这引起社会上不同的议论和反响。有人说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有人说是搞私有化。国内有些方面的负责人于是提出来,是不是暂时把上海、深圳的两个点停下来?继续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股票市场面临关张的可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担忧。
  当时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领导。有5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做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这带来了很多担心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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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控出手
在人民日报社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之后;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
  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问题是,对于种种利空,市场毫不理会,股价继续飙升,从6月到10月,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元,如果从年初算起,一年的涨幅将近30倍;万科从元上涨到元,上涨了129%;金田从80元左右上涨到215元,上涨了165%;安达从8元涨到元,上涨了;原野从52元涨到143元,涨幅175%。
  疯狂的股市终于把主管部门逼急了,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11月26日,万科、安达、原野开始下跌,多方退守在深发展和金田两只股票中,拼死抵抗。
  11月28日,金田多头崩溃,开始做空。
  多方继续盘踞在深发展中抵抗,空方开始在其他4只股票中发力,十几天后,深发展也全面失守,股价跌停。这样,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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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市雄起(1)
在主管部门对深圳股市调控之时,部分资金已经开始从深圳转战上海。
  上海股市在资金的支持下,在深圳股市的狂热氛围下,也开始起步。
  1990年5月,静安指数还在100点之下,当时的龙头股“电真空”,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交易价90多元,按现在拆细来算,一股连一元都不到,不少深圳资金开始大肆建仓买入“电真空”。
  到5月底,静安指数已经攀上100点大关。
  6月底,静安指数110点。
  7月23日,静安指数创出历史新高—123点。此时,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向上海汇集。
  8月中旬,静安指数200点。
  9月底,静安指数300点。
  在此期间,电真空最高突破500元,大飞乐、小飞乐股价均在400元左右,申华(600653,现在的申华控股)股价392元,延中实业(600601,现在的方正科技)股价242元,爱使(600652)股价突破200元。
  电真空里显身手
  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杨怀定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杨怀定的总结是:“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而国内外的股市历史也证明,无数高手死得最惨的案例,都是因为听了外部的消息、建议,没有坚持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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