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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德县美的电风扇厂此时尽管发展迅速，比起这“五朵金花”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但不管怎么说，“杂牌王”的帽子算是摘掉了。继1984年被评为“广东省和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后，1985年美的又创造了一个“三连冠”（这“X连冠”一词也是80年代从中国女排连续获得世界冠军的赞誉中所衍生出来的新词语）——三年中先后有台扇、落地扇和窗型专业式电风扇获得“广东省优质产品奖”。
美的几乎每年都有进步。这年的1月到9月，电风扇销量达到了28万台，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一倍以上。这家企业和“五朵金花”不同的是，从1979年创立至今，它都还是一家乡镇企业。
这个乡镇企业的厂长何享健此时还被媒体取了个外号：“电话迷”。说来这个外号还有点来由。1981年之前，何享健所创立的美的还只是一个生产电风扇零件的小五金厂，日子并不好过。1981年，他们想转产电风扇，可此时电风扇厂已经有了很多，一哄而上的结果是有的改行，有的停产。但何享健却不觉得这里面没有机会，他在做了多方调查和联系之后，认为并不是顾客不要电风扇，而是一些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太差，款式也过于陈旧。于是，何享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贷款100万元，引进设备，扩建厂房，转产电风扇。
一些同行颇对他的这个举动感到讶异：“何享健，你要跳大海呀？！”但何享健却用事实证明了他决定的正确。转产电风扇的第一年，各种新款的美的台式电风扇就陆续诞生，在各地畅销，甚至当年就盈利了100万元。
农村干部出身的何享健把他当年管理农村生产的经验和管理美的的经验做过一个对比。当年管理农村的生产，只要骑辆单车，在田头转一转就完了，但做一个厂长却没这么容易。何享健认为，市场瞬息万变，所以及时了解行情很重要。于是，1985年最快捷的传递信息的手段——电话，就成了他的重要“武器”。
早在1982年美的准备开发海南市场的时候，某天深夜，厂里的值班人员叫醒了何享健，说是接到驻海南供销人员的电话，告诉他，现在有好几个竞争对手厂家的电风扇已经在装车运往海南。海南原本也是美的准备开拓的一个新市场，但由于运输紧张，按原计划要两个月后才能将产品运到。何享健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决定用汽车发运。第二天一支车队就带着近千台美的电风扇向海南出发了。结果，美的比竞争对手抢先到了海南，把预计的展销会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仅在这年的夏天，美的在海南就卖出了近万台电风扇。
电话于是成了何享健必不可少的工具。哪怕是在家里，何享健也要求家人在他出门时把别人给他的电话内容做好记录。何享健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电话找我么？”如果出差在外地，何享健会随时把住地的电话告诉工厂，所以不管在哪里，工厂也总能找到他。有一次何享健带几个人外出调研市场，了解各地对电风扇的产品需求，当他了解到市场已经从一般的台扇转向新款的坐地扇和鸿运扇的时候，马上连夜给工厂打了电话，要求减少台扇的生产，增加坐地扇，并着手研发鸿运扇。不久，美的坐地扇和鸿运扇就进入了市场。
1985年的电话还远远没有普及，但何享健却给厂里所有中层干部的家里都装了电话，为的就是及时获得这些市场“信息”。1985年美的已经从电风扇厂成为美的家用电器公司，在海口和北京也已有了两个子公司，还有了几千平方米的新厂房和两条自动生产线以及不少的先进设备。被称为“农民企业家”的何享健还在这一年被顺德县北滘区委奖励了5 000元奖金并晋升了两级工资。
此时顺德已经从昔日的蚕桑塘鱼之乡变成了广东电风扇生产的重要基地，整个广东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电风扇是由这里生产的。此间现在已经有八个电风扇厂家，3 200多个为此工作的工人。这年的头五个月，整个顺德电风扇的产量就已经达到了200万台，比1984年增加了2？4倍。
顺德的电风扇厂家以前大多是为外地品牌加工零配件，或是生产一些杂牌电风扇，但近几年来，顺德引进了不少先进的设备，并参考国外的资料更新了一些设备，先进的电风扇生产线也已经有了九条。何享健的美的和桂洲电风扇厂的TMT吊扇便是个中翘楚。与上一年相比，顺德电风扇的业绩又是翻了一番。
此时，中国家电市场已经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广东省家用电器工程学会在这年发表了一份题为《广东省家用电器工业发展趋势》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家电市场目前正是电冰箱、洗衣机、彩电的热销高潮，未来几年，各种各样的家电产品消费高潮还将一浪高过一浪。作为现时全国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广东地区，无论是电风扇、电冰箱还是洗衣机、录音机，拥有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不少。借助着本地的市场基础，广东家电企业此时也是一马当先，跑在了全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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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1）
1986年理想与现实
五年前曾任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的迁康吾是年已不再把目光简单地聚焦在他1981曾经关注过的“自由市场”上了。此时的他已是日本东海大学的教授，对中国立志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充满信心。
在迁康吾眼中，此时的中国，“改革”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北京的职员还是上海的工人或是杭州摆摊的老太太，迁康吾所见的每一个人都欢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或是认为这种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尽管迁康吾还是很留意“文革”各种的痕迹，并且认为这种痕迹还未能全部消除，但是，他还是认为那种担心再搞“文革”或是“左派”全面卷土重来的气氛已经淡薄了，改革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那些抱怨改革带来的混乱和弊端的人，也不希望拿现在与十年前相比较，而是更希望改革更扎实、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几年来，迁康吾一直在对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等地进行定点考察。在相隔14年之后，迁康吾再次来到广州，又参观了他1972年曾经到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所在地原本是孔庙，在“文革”期间，这里曾竖起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但现在，这些都已被拆除了，相邻而建的毛泽东纪念馆现在成了广州市图书馆。当时的室内陈列展品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东西，现在的展品则忠实反映了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历史。
迁康吾认为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假若中国能找到战胜当前无数困难的方法，并消除弊端，中国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模式的探索
彼时的中国商业界正热衷于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的捷径。“横向经济联合”是其中之一，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命名与争论也在1986年频繁地上演。除了后来闻名遐迩并且争论不断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是年被冠以“模式”的地区还有许多。日后历史将会证明，真正在这种“模式竞争”中胜出的将是更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但它们的命运亦将多舛，受到的质疑也会更大。
安徽阜阳，这时也炮制出一种以它们的地名命名的“阜阳模式”。这一年，安徽省体改办的陈德邻撰文宣称阜阳出现了类似温州的奇迹：兴起了11万多家家庭工业户，家庭工业产值去年（注：1985年）达6？63亿元，占全地区工业产值的1/3。
在“阜阳模式”中，一些见多识广的能工巧匠、退伍军人、基层干部起着不小的作用。陈德邻把他们称为“能人”，这样的“能人”引起了“一户致富几户跟，几户致富带全村”的“能人效应”。
以亳州市沙疆溜村为例。两三年前，这里的三位农民王张氏、程丁氏和陈昌盛各用15元买了一把切药刀，开始为药商加工中药材，一天可获得三元钱的报酬。亳州的药材交易历来很盛，这样的报酬立刻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全村。到了1986年，沙疆溜村除了六个孤寡“五保户”外，每家都买了切药刀。这年的上半年，这个村就加工了450吨药材，获得了2万多元的报酬。
不过不同于历来有重商传统的温州，阜阳走的并不是温州那种“以商促工”的道路，而是“以工促商”。他们大多是替别人做加工出身，只有少数人才得以成为“推销专业户”。一些加工户偶尔也有走向联合或是做大的，蒙城的胡英臣就是这样一位在当地做大的企业家。是年他已有了三个分别生产砖瓦和水泥的工厂和一个洗染店，固定资产达到了70多万元。胡英臣新建成的振华水泥厂，在这年上半年已经有了120多万元的产值，并且获利20多万元。虽然阜阳的这些企业依然还是处在萌芽状态，但陈德邻已然看到了希望，认为是找到了“广大旧式农区的经济振兴”的新思路，他写道：“‘阜阳模式’已经出现。这是中国农村进入第二步改革后的一大喜事，也是继‘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之后的续篇。”
不过，阜阳在未来的十多年中将依然籍籍无名，更别说和苏南或是温州相媲美。到21世纪初人们再记起它时，将是震惊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以及深藏在事件背后的地方政府的贪污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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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2）
而在南方的福建和广东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模式也有所不同。福建省的省长胡平是年把晋江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称为“闽南模式”。“闽南模式”或是“晋江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经济格局是以合资联办的股份制为主。这一年10月在泉州召开了一个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研究会华东年会，到这里参观的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经济发展迅速的晋江县和泉州市，以股份制为特征的经济格局发展健康，完全可与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和个体经济为主的温州并驾齐驱。
在泉州现有的23 000多家乡镇企业中，股份制企业占到了52％，其中晋江县的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82％。这种合股联办企业，大多是农民三五户至十多户合资经营的，也有农民和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联办的，或是与外商合资。专家们认为相较此时的个体企业，这样的“股份制”企业资金更为雄厚，信息也更为灵敏，在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上也有优势。这一年泉州的乡镇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了16？5亿元之多，占到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57％，和苏南、浙北的发达地区已经比较接近了。专家认为这种介乎于家庭工业和乡镇工业之间的合股联办企业兼有两者长处，看起来是颇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途的。
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省自然也不甘落后。在这一年的广东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广东省的官员特别强调了中央的决策：从现在起到2000年，准备再把农村种植业中的一亿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上来，重点是发展乡镇企业。
此时的广东乡镇企业尽管与苏南和浙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