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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确是改变了。1986年的中国正在出现“消费热”，“毛式”制服在大城市已经不见了，一度曾处处都能见到的那种配有红星的“毛式”便帽现在只卖给旅游者。美国《商业日报》的记者发现，下面的场景几乎在中国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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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5）
——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里，一些顾客在试戴100美元的结婚金项链，还有不少顾客挤在柜台前挑选化妆品或试着摆弄日本照相机。
——在北京行人拥挤的十字街头，过去专门用来写毛泽东语录的木板现在则用来为电视机和录像机做广告。
——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旅游地阳朔县，一些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流行音乐磁带，从音箱里传出了响亮的歌声。
当然，这些依然还只是表面。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省下550美元买一台22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依然需要很长时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大多数中国人此时依然把工资的大部分花在食品而不是高档消费品上。
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日子也并不见得有多好过。这些人的企业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懂得一些新的概念，例如市场销售和成本控制。这些企业家也像全世界的“资本家”一样，每天都要和工人、银行家、各级政府官员以及顾客打交道。
许多农民企业家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经验，因此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有些工人的懒惰和对企业的漠不关心、缺乏商业信息、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以及缺少流动资金。一些企业因此破产，不过，大多数的企业还是能继续奋斗并且繁荣起来。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许多农民企业家仍喜欢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说，经营企业使他们得到了财富、乐趣和地位。
从1986年电视上播放的电视广告上就可以看出此时大多数中国企业商业技巧的稚嫩。波音、柯达、索尼、美能达、雷达、飞利浦和百事可乐这些外国公司自然是对广告驾轻就熟的，但是在雀巢推销咖啡的时髦电视广告后面，说不定就会出现一个推销国产化妆品的粗俗广告。“实行三包”，电话、厂址之类的广告更是频频出现。但不管怎么说，此时在中国做广告还是相当有效的。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更是提出，广告行业要向策划发展。
苏联人此时已经非常讶异于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大多数来访者都大包小包地采购诸如针织品、家用电器、日用品、衣服、毛料这些消费品。尽管他们不停地夸奖中国的“政策好”，但是，苏联人对中国市场的认识比起美国人来，就差得太远了。
1986年道格拉斯·达夫特（Douglas Daft）所领导的可口可乐太平洋公司（日后成为可口可乐CEO的达夫特在这一年是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业务的地区总裁）已经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广泛的市场研究。可口可乐全球上一年的营业额增长了150％，这与这家公司在中国内地的迅速发展有一定关系。
达夫特认为“事情变得很快”，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人们的观念转变也很神速。中国人现在有了更多的钱可以买东西，这样的趋势对投资者和供应商来说，显然是提供了新的机会。花在粮食和传统衣物上的钱已经在逐渐减少，而房屋、更好的食品、娱乐和装扮上的消费则正在增多。
达夫特的研究发现，在前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是53％，虽然这个数字在恩格尔系数中还只是处于温饱的标准，但中国人的变化却是非常之快的。1984年，以文化与娱乐为目的的开销分别占到城市一般收入阶层的9？1％和4？4％，到了1985年，这两个比例已经是11？1％和7？6％了。在1985年，农村人民用于住房的钱是1978年的4倍，用于家庭消费品的钱则是1978年的2倍。在基本必需品上，比如在粮食和衣服上所花费的钱，比例则有所降低。
但达夫特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现在吃得少了，或是长时间穿着同样的衣服，“这只表示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选择自己要买的东西，并开始了解自己购买的原因”。达夫特认为有必要更为密切地观察中国人购物的趋势，以便充分地了解情况。
中国人消费趋向转变的另一个特征是：衣着款式追上潮流，家庭摆设大为讲究。消费品的水准提高，使得中国人对于衣物的选择更为挑剔，除了羊毛和合成纤维外，中国人对较为昂贵的传统丝绸、优质羊毛、皮毛以及一些饰品，比如镶金珍珠和翡翠等越来越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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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6）
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发展趋势，也使得中国人购买家庭用品的数量大为增加。电器用品如电风扇、洗衣机、彩色和黑白电视机、电唱机、录音机和照相机，现在的需求就很大。在农村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尽管上述商品也受欢迎，但人们目前更感兴趣的是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这些较不精细的物品。
由于对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使得家庭装潢正在成为成长中的行业，一些新的产品，像地毯、塑料砖块和窗帘布料等，现在都是畅销商品。化妆品行业也正在迅速发展，一些护肤品在中国妇女中找到了日见扩大的市场。高质量和高价的产品，比如唇膏和胭脂，也受到欢迎，以致出现了化妆品行业供不应求的景象。旅游业的兴盛，则加大了纪念品的销售。工艺品、照相和冲印行业也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而获得了急速的增长。
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现在也喜欢以运动来放松以及保持良好的体态，新的体育馆正在建造，体育衣物和运动器材的销售增长了。
可口可乐看到了中国这个发展迅速并且巨大的体育市场。这一年，可口可乐已经被定为次年在广东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指定可乐型饮料。各地各种各样的体育营销活动，这一年可口可乐也举办了不少。和可口可乐一样看好体育营销的公司还有健力宝，事实上，健力宝甚至更早地和六运会搭上了关系，在可口可乐之前，健力宝已经被定为六运会指定运动饮料。
健力宝在体育营销上的手笔非常之大，当时每逢国际、国内比赛，场地边都可以见到健力宝的广告，运动员手中，不少也拿着健力宝。这些比赛健力宝都赞助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到这一年7月的“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为止，诞生不过三年的健力宝赞助支持体育的费用已经超过了200万元，还免费给十个项目的国家集训队提供了比赛和集训时的饮料。健力宝甚至还准备在首都各个运动场馆免费提供电冰箱给运动员使用。这次的六运会专用饮料的赞助，健力宝又是出了250万元。
这一年，为准备1987年11月将要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负责为大会筹集资金的六运会服务总公司，在前一年年底和这年年初就在广州的华夏百货公司、东山百货大楼、北京服装店、宏夏商场以及广东花县新华商场、佛山广丰商场、新兴县新肇商场、汕头金环商场等地开设了专柜，销售六运会的各种商品和纪念品。广东人希望借着这个“六运会热”，趁机扩大“广货”的影响，开拓“广货”的市场，推出一批新的名牌“广货”，继而“繁荣广东经济”。
广东此时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已经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大部分华侨的故乡，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已经在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那些“海外同胞”对广东省的迅速发展则一直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广东成为中国主要的出口省份以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这一年，广东的出口额达到了35亿美元之多，超过了上海和辽宁。
英国《金融时报》1986年对广东省的采访表明，迄今为止，广东占了所有外资投资额的约60％；而其中90％的外资投资来自香港的华人。仅前一年，外资在广东的投资就有23亿美元。另外，华侨还资助了大约2 000所学校，100座医院，几十座桥梁和几百公里长的公路。
在东莞这样一座120万人口的城市里，就有80万的华侨，由香港华人投资的工厂就有1 700家，而开设这些工厂只是为了给香港加工产品。这些工厂在前一年招收了10万名工人，赚得大约6 800万美元的加工费。以广东全省而言，这个省已经有了15 000个加工厂，它们雇用了大约45万名工人，1985年盈利3亿多美元，占到了全省出口总收入的10％。
除了这些，广东还向全国供应大米和蔗糖，还是中国轻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其轻工业产值占到了中国轻工业总产值的1/4。电扇、鞋类、手提包和塑料制品，广东都是主要的供应地。
据官方轻工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广东省在1986年有12种产品居于全国计划产量的首位。糖、电风扇、钢琴、电筒占到全国总产量的三成以上，另外还有22种产品产量居于全国前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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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7）
李经纬、李秀森、邓绍深这样的一群企业家支撑着广东快速向前发展。不过，1986年的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了，不少企业都苦于没有销路，百货商店里，也有不少产品积压严重。哪怕是广州南方大厦，1986年也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和投诉。1985年南方大厦从青岛购入的70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就因为图像清晰度差，至今只卖出去11台，800台20头的节日彩灯，也因为质量问题只卖出去30台，其他都在仓库，积压严重。
万宝在遭遇前一年北京的事件之后，已经重振旗鼓。但是，这一年在北京他们又遇到一些麻烦。1986年2月底万宝电器北京联营公司在邀请北京东风市场、百货大楼、东四人民市场、西单商场召开的经营工作汇报会上，宣布1986年给四大商场1万台万宝电冰箱，但必须同时搭配750个冷藏柜和250台空调器。这三种商品分期交货，同步结算。万宝提出这样的条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前一年这些商场到广州进货的时候，万宝就提出300台以上电冰箱必须搭配一定数量的电饭煲，那次这些商场是默认了这样的做法。但这一次，四大商场都认为条件过于苛刻不能接受，而且冷藏柜和空调器都属于滞销品。
四大市场商议的结果，是集体抵制万宝电冰箱。但万宝方面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认为这属于“系列化销售”而不是搭售，而对联营公司而言，也不能光销售紧俏的电冰箱，否则生产单位也不会答应。双方都不肯让步，争执的结果，是在临近“五一”的时候，万宝电冰箱都未能在这四大商场上柜销售。
搭售这样的事情，在1986年比比皆是。相关人士认为，这和一些产品质量下降有关，于是便绑着畅销产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