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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自由市场（1）
自由市场
日后成为日本《每日新闻》总编辑的迁康吾此时还是驻北京的记者。这年，他就观察到了自由市场这个中国的“新生事物”。
迁康吾认为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否被夸大，但至少他看到北京市民需要的物资逐渐丰富起来了，人们的表情变化也非常大。从周恩来总理逝世到“四人帮”垮台的那段时间，充满了忧虑和紧张感的市民表情，现在已经缓和了下来，懒得说话的嘴，又开始有说有笑。热爱生活、喜欢幽默的中国老百姓，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作为这种新的精神的象征，全国各地开放了自由市场。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区北太平庄的自由市场，在迁康吾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现在的新政策是振兴农业，特别是谋求增加农业收入。于是，这里的自由市场在一年多前开始开放了。在一个刮着刺骨寒风的日子里，迁康吾来到这个东西约100米，南北约50米的地方，这块狭长的地皮上还搭有两座小棚子。尽管北风刮起的黄沙夹杂着瓜子皮到处飞扬，但迁康吾还是看到一派热闹的景象。夹杂着鸡鸭鸣叫声的这块地方，有菠菜、梨、白薯、大米、柿子、小米，还有烟叶、蒜、糖炒栗子、葵瓜子、鱼、螃蟹、兔子、苹果、鸭、猪肉和牛肉等各种产品。农民们大声吆喝着他们挑来的一种或两种货物，买东西的市民也大声地和他们讨价还价。
虽然是自由市场，但不能超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这在迁康吾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说来，允许出售的是自留地上种的作物和家养的猪和鸡，或者年终分配的一部分谷物。丰收的时候，经过生产队等集体商量之后，也可以将多余的部分出售。据说，这些产品的价格要比国营市场牌价高一到两成，但是质量很好。像白薯、糖炒栗子这些，国营市场已经不出售了，所以在这里更受市民的欢迎。迁康吾甚至还看到一位顾客挑白薯的毛病，于是卖主一刀切开给顾客看，结果里面是好的。这样的情形，在国营市场是看不到的。
在自由市场的入口处，北京市商业局的人还放了一台叫“公平秤”的标准秤，顾客可以用它来称分量。商业局的人对迁康吾说，这里收农民一天三角钱的使用费，每天大约有200个农民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大部分人来自北京西部的人民公社，也有些人是从遥远的内蒙古来的。顾客每天大约有1 200多人，甚至有些人坐汽车从北京的东面而来。
在其他一些城市，还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盖起了面铺、酒馆等简陋的店铺，有些地方甚至还相当繁华。不过这些店铺此时在北京还不多见。虽然这些自由市场看上去还有点混乱，但迁康吾觉得，从老百姓的脸上好不容易看到的充满生机的表情，“恐怕是不容许再丧失掉的吧。”
“天府之国”的四川，自由市场的试验走在全国的前列。在不久前的1976年，四川甚至已经接近饥荒。但现在，到处可以见到丰收的景象，农民收入日渐增多，农村小商店以前空空如也的货架，现在源源不断地摆出了消费品。
在这年桃子和西瓜上市的季节，成都市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商贩卖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摊子。数以百计的裁缝把他们破旧的缝纫机弄到人行道上。到处都让人感到一片繁忙做买卖的气氛。成都街头的商贩们忙着赚钱，看起来他们干得很起劲。除了缴纳少量的税收外，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北京的自由市场设在郊外，规模还被限制得很小，但在成都，自由市场是被堂堂正正地设在市中心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也正在得到鼓励。在四川，农民一年养的猪的头数，其中2/3归个人所有，这些都可以任由农民在自由市场出售。这种新的自由调动了四川人做生意的巨大热情，成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闹异常的市场城市。在整个四川的其他大小城市里，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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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自由市场（2）
英国的《金融时报》这年说，“中国式的自由企业试验看起来是有效的”。地方官员也说，“生产有大幅度增加”。成都的自由市场和全国的其他自由市场，都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它们的售价要比国营商店高，然而却比国营商店更受欢迎，原因也许是因为自由市场上卖的东西比较新鲜。
自由市场是在四川省中正在进行的一场小小的经济革命中最明显的表现。自由市场使得昔日死气沉沉的街头变成了活跃的商业活动中心。这项试验不久就会使全国的工农业管理得到改观。
四川经济的活跃景象，在1980年要远超过北京。前一年的3月，重庆（重庆当时还属于四川省管辖）26家国营农场成立了“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收入。这个从业人员有9 000人的公司以生产和加工牛奶、水果、淡水鱼和茶叶为主。建立联合公司的目的，是因为过去这些国营农场只生产原料，赤字累累。但联合经营之后，这些国营农场的经营方式转变成了从加工到销售在内的综合性多种经营，一下子就使得几近停滞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活力。这家公司虽然只成立了一年，但1979年盈余高达170万元。工人的工资也从国营农场时的每月40元增加到了50元，甚至一些人年底最高还有200元的花红。
四川省不声不响地试图与沿海的商业中心比如广州或者上海一比高下。省当局此时也成立了自己的进出口委员会，以便向海外推销四川的产品。一些外国公司也表示对在四川做生意感兴趣。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四川这么开明，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自由市场。上海就有一些居民不断地投诉自由市场，说他们现在“基本在臭气中生活”，并且抱怨说有摊贩出售劣质食品。江阴路上的一条小路，由于上班的人和赶集的人发生冲突，已经发生了几起打架事件，偷窃也时有发生。
由于议价商品价格被有限度地放开，价格问题也成了投诉热点。国营商店也参与到争购农副产品的行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一些产品价格只升不降。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和上海市公安局这年出台了一个严厉的规定，规定不准在贸易场所以外交易、不准在一些闹市设摊、不准干部职工（甚至是退休的）搞“贩卖活动”，外省来的也受到严格的交易限制，工业品不准在集市交易，私人甚至不准印照片和各种印刷品。当然，“投机倒把”也在严厉禁止之列。
再过一些年，“投机倒把”这条罪名就将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市场经济，现在虽然只是被撕开了一个小口，但这个潮流，却再也挡不住了。正如金奇（James Kynge）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发现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
此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营销”一词，只有“销售”，但营销的确正在逐渐从商业活动中萌芽。一些外国公司现在正在努力进入中国，中国的市场和商业环境，也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这年已经开始有人在报纸上讨论商业道德的问题，认为“在加强政策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遵守社会主义商业道德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一位叫罗浥成的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商业根本没有什么公共道德可言。”这位作者在《文汇报》上侃侃而谈，最后希望商业部门的人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过，以后的中国商业社会已经不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了。
1980年，改革初期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还有很多，但商业社会已经逐渐地在萌芽，而且看起来“市场经济”这个刚破出“冻土”的幼苗，长得还很快。
这一年，一个叫梁国坚的年轻人结束了在广西苍梧石桥镇和一些“革命红小鬼”一起日晒雨淋的日子，考上了湖北医学院。在浙江，一个叫谢宏的15岁少年离开家乡台州来到杭州，成为杭州商学院最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正在大学的教室里憧憬着窗外的未来。日后，他们将分别创建在中国市场上足以和外资企业抗衡的索芙特公司和贝因美公司。这时的宗庆后已经是一位销售员了，不过卖的还不是他日后创建的品牌“娃哈哈”。
康佳集团这年在深圳成立了；美的集团也开始进入了家电业，不过他们用“美的”这个品牌还要一年后；广东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也成立了，日后，它将叫做“TCL”；美国国际集团开始重返中国，在北京开设了一家代表处，成为外国金融机构在华开设的首家代表处。日后，它旗下的友邦保险将会是第一个获准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保险公司。
在大洋彼岸，阿尔文·托夫勒写了一本《第三次浪潮》，这本书日后将风靡中国。甲壳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在这年12月8日遇刺身亡，不过在他逝世很多年后，他的歌才会传入中国。
南京一家工厂这年生产了一种叫蝙蝠牌的电扇，在销售上遇到了一些麻烦，现在，需要有人来帮他们“策划”一下；广州则发出了“商业网点恢复难”的感慨。
年底，法新社的记者夏尔·安托万·德内夏这样写道：“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已经使他的国家走上了逐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向不发达现象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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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1981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1）
1981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武士”们挥舞着假剑，直刺云霄，进行着传统的武术表演。太极拳手做着慢功，与假想的敌手搏斗。一些比较常见的散步者从灌木丛中走出条路来，并时而能看到一些老者手提鸟笼缓步而行。中国的劳动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做上班前的准备——清脑健身，从而可以为度过他们往往是艰苦繁忙的一天做好准备，完成国家指定给他们的任务。
这是英国《约克郡邮报》记者约翰·费希尔所记录下的，1981年一个寻常的北京的清晨，时间大约是早晨5点半到7点钟。这一切似乎和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里的北京清晨没有多少区别。1981年，还有一位英国的独立制片人奈杰尔·霍顿和他的一些合作者来到中国拍摄一部名为《中国人》的十集纪录片。在北京经过了七天的“询问”后，霍顿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在此之前，那些大电视网所做的类似尝试都失败了。为了这部片子，霍顿在伦敦花了七个月时间才获得财务上的支持。
中国保证给予摄影人员相当大的自由（如同对安东尼奥尼1972年的“保证”一样。安东尼奥尼的拍摄请求甚至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1981年的10月，他们来到中国，计划在这里待上一年，拍摄150小时的胶片。但这部预定于1983年完成并卖给英国第四商业频道的片子，日后谁也不知道拍成了什么样子，虽然此前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