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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15日
今天天气很好。早上八点钟，旭光和我在沈家门码头搭上“东极轮”。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极的东福山岛。岛上住着旭光的一位渔民亲戚，我们准备住在他家里，如果有可能，就跟他出海。
“东福山是一座古怪的岛，岛上住着古怪的居民。”旭光说。
轮船在海上航行三个钟头后，停靠在一座小岛边。有的乘客起身下船，有的坐着不动，还有的在打盹。旭光问一位朝窗外张望的大伯：
“这是什么地方？”
“庙子湖。”
“轮船还要去哪里？”
“青浜，再回沈家门。”
奇了，怎么不去东福山岛？轮船航程改了吗？大伯看我们满脸疑惑的样子，问道：
“你们去哪里啊？”
“东福山。”
“去东福山要换船。”
我们道了谢，赶紧下船。码头上熙来攘往，扁担敲打着扁担，人流与人流缠结成一团，一时难解难分。我们下了“东极号”，扭头看见“东极号”的左侧泊着一艘茄子似的小轮船，随“东极号”的节奏剧烈摇晃着。乘客们像猴子一样从码头飞身跃过去，牢牢地抓住那艘船的船舷，然后敏捷地攀上甲板。有些乘客则直接从“东极号”跳到小轮船的甲板上。这是否就是去东福山的船呢？我们问码头上的人，然而他们听不懂，也许是无暇顾及，目光都不停留一下，就匆匆地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很快，小轮船就离了岸，像头灰驴在港湾里“嘚嘚”地兜了一圈，然后兴奋地冲进辽阔的大海。接着，“东极号”也像一头笨拙的海象吼叫了两声，抖抖索索地离了岸，小心地掉个头，向外游去。它很快就消失在远处一座小岛的背后。
船走了，刚才从船上下来的人也散光了，只留我们两人在这个空空荡荡的码头上。旭光说：
“我好像来过这里。东极镇镇政府就在这里。”
我们从码头走上来。在我们前面的山脚下，有一间依山而筑的石头房子，房顶上压着石块，房门口坐着一位老汉。
“大伯，刚才那艘小轮船开到哪里？”旭光问老汉。
“到黄兴。”老汉说。
“有没有去东福山的船？”。
“你们在码头上等着，等去黄兴的船回来，再问问那艘船上的人。”
“去黄兴的船要多少时间才能回来？”
“半个钟头。”
那就在码头上再等半个钟头吧。我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把背包放在一边。旭光在码头上遛达。稀薄的阳光照射在小岛那陡峭的山坡上。山坡非常荒凉，看不到一棵树木，只能看见灰色的岩石和像岩石一样的灰色房子。房子镶嵌在岩石里，你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岩石，哪个是房子。当你终于分辨出那原是渔民的房子时，你会发现那房子像作战用的碉堡，看起来坚不可摧，它的窗户开得很小，远看像黑洞洞的枪眼。
码头上晒着许多渔网。不远处，一群扎头巾的妇女团团围坐，正在用橡皮筋绑螃蟹的钳子，动作非常麻利。她们的面前，螃蟹堆得像小山一样。她们的四周，散落着许多海贝、海螺和已被风干的蟹腿。和煦的阳光洒在码头和山坡上，仿佛给它们上了一层油彩。码头和港湾一片宁静，但是在远处的海面上，风正刮得猛烈，你站在码头上，仍可以听见海风翻过山岬、海浪掠过礁石的声音。
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循着离开时的老路驶回来了，在码头下客。我和旭光赶紧跑过去。一位穿着像渔民的中年汉子正在套缆绳。旭光站在岸边朝他喊道：
“去东福山吗？”
汉子一边打量我们，一边告诉我们轮船两日才开一趟东福山。
他让我们明天中午再来候船。
我失望极了。这可是一座陌生的小岛。
一位衣衫褴褛的跛子朝我们走过来。他背着一只背包，背包中间插着卷起来的席子。
“你们想去东福山？”他大声问我们。
我疑惑地点点头，因为我无法知道对方的角色，他长得又黑又瘦，头发蓬乱，下巴往前伸着，像是个乞丐。但是他询问我们时的眼神热情而质朴。
“今天轮船不去东福山，你们只能乘渔船过去。”
“有去东福山的渔船吗？”我问他。
他指了指停泊在港湾里的十几艘帆船，说：“你们去看看那些渔船，船号‘51’开头的都是东福山的渔船。”
按他的指点，我们沿着码头去寻找，可是港湾里没有一艘船的船号是“51”开头的。旭光说：
“我认识东极镇法庭的负责人，我去找找他，让他给我们弄条船。只是这个人很难找。”
我们拾级走上山坡。在那碉堡式的房子后面，有一条向上延伸的老街，街道两侧开着五金店、小吃店、杂货店，都没有招牌，店名是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歪歪扭扭，且看不清楚。一位中年汉子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我们走上来。旭光走近他，弯下腰，问他东极镇法庭负责人住在哪里。汉子朝身后的五金店指了指，说：
“他弟弟是店里的伙计，你去问问他。”
五金店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茄克衫，头发很帅气。他正在洗脸盆里的梅鱼。
“真不巧，我哥哥中午到沈家门去了。”小伙子说。
那就没法子啦。住下来，到明天再说。我有点闷闷不乐。还好，我们入住的房间很干净，靠海，床是新的，没拆封过，枕头还被绑在床靠背上，被子也是新的，非常柔软。
胡乱吃过中饭，回到房间休息。下午两点钟，我们出发去镇政府。我们还心存一线希望，也许他们能帮点忙，下午就把我们捎到东福山去。我带了采访本。也许到时可以记点什么。
其实，这里根本不能称作“镇”，它不过是个小小的海上村落而已，全村只有一条鸡肠一样细的小街，两侧稀稀疏疏开着几眼店铺。我们沿小街走两百余米，朝右拐，走上一道陡峭的石级。石级的两侧是渔民的石头房子，每座房子前都有块空地，晒着渔网，偶尔可以看见一只昂首挺胸的公鸡。
我们沿着石级走上山岗。现在，整座小岛都被我们踩在脚下了。包围小岛的海是灰色的，我们极目远眺，但是看不见海的尽头，因为天空也是灰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几座光秃秃的岛屿，从这里看过去，看不出那里有生命存在的痕迹。
眼前是一条混凝土小路，但是看不出它通往哪里。眼前平坦而空旷，根本看不到旭光所说的镇政府的房屋。
“你是不是记错了？”我问他。
“我只记得它在某个山岙里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上走，不久看到了一道石墙，像水库的大坝拦在面前，石墙的那一端耸立着一座桥头堡一样的建筑。我们贴着墙根走了一段路，在围墙缺口处往内拐，发现里面是一个非常宽敞的院落，院子由三幢石头房子、一道石墙围成，房子后面是荒凉的山坡，天空则像一顶灰色的圆形盖子。院子里有一眼小圆井，有位妇女正在用吊桶汲水；院子里拉着很多绳子，晾满了衣服。
这就是东极镇政府吗？它倒像城市居民区的某个院子，飘散着冷清的生活气息。除了那位正在汲水的妇女，你看不到另外的人。石头房子被分隔成许多个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但是里面空无一人。很多办公室门口都不挂牌子，尚挂在那儿的也已经旧了，大概是长期遭受海风侵袭的缘故，牌子上的字迹已经斑驳不堪了。我们一路张望过去，终于在二楼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位矮壮的中年男子，他双手握着一只冒着热汽的茶杯，看我们走进来，就赶紧低下头，美滋滋地啜一口茶。办公室门口的那块牌子上写着“副镇长办公室”字样。从他喝茶的表情可以猜出他就是副镇长大人。
副镇长名叫周定新，他告诉我们镇长和书记都到沈家门去了。听我们说明来意，他胖而黑的脸上立即现出了一副训练有素的笑容。他说，今天已经不可能有去东福山的船了，要等到明天。他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好像那是他的错。他说：
“东福山有个镇下派干部，叫刘孟，明天你们可以去找他。”
还是安安心心地在庙子湖睡一晚吧。
在东极，流传着一句民谣：“青浜庙子湖，菩萨穿笼裤。”阿坚曾经跟我说起，在庙子湖这座小岛上，人们供着一尊渔民穿着的菩萨。我想去看看。我问副镇长，菩萨离这里远不远。他说，就在房子后面的山岗上。他叫了一位小伙子，让他给我们带路。
小伙子叫张磊，六横岛人，毕业于舟山农校（初中中专），镇团委书记，兼管社会发展工作。他个子高高的，穿茄克衫，头发又黑又亮。他郁郁寡欢，表情冷淡，副镇长介绍我们时，他一声不吭地听着，眼睛不看我们，也不跟我们握手。他的脸上明白地写着许多也许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和旭光跟张磊下楼。他让我们在门前等一会，自己走进办公室。办公室没有招牌。我们等了好久，他才出来，手中拿着一副羽毛球拍。
“就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吃过再走。”张磊说。
我看了看表，刚过四点。我想跟他说：你不用陪我们了，我们自己去。但他已经转过身去，和另一位小伙子兴致勃勃地打起了羽毛球。
天色已经很暗了，羽毛球像只模糊的鸟在空中飞着。我看见任定信副镇长从楼上走下来，从容地跨上一辆自行车。很难想象，在这座小岛上自行车还有用处。大概已经下班了，小伙子们从房子里走出来，聚集在走廊上，一面看张磊他们打球，一面喝彩。羽毛球在空中飞行着，发出尖锐的声音，这声音——在这个寂寥的院子里——让人感到寒冷。
我看见一位高挑的姑娘，袅袅婷婷地走进院子。姑娘面庞白净，戴眼镜，留披肩发，双手握着一本卷起来的书。她双目低垂，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身边的小伙子视而不见。这是从哪里来的姑娘，与荒凉的小岛是如此格格不入？也许，她刚从学校毕业，学生时代的梦想已经开始慢慢破碎。
四点半就开饭了。小伙子、姑娘坐了两大圆桌。没什么可口的菜。米饭又干又糙。但是小伙子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嘴巴嚼得很响，米饭添了一碗又一碗。餐厅的地板是湿的，厨房就在隔壁，中间有个卖菜的窗口。有个厨娘，四十来岁，热情地端菜，盛饭，忙完了就站在边上看大家吃。我和旭光都吃得很少，也没人劝我们多吃。只能听见大伙儿咀嚼的声音和海风卷过屋顶的声音。
晚饭后，张磊带我们去他的寝室。寝室在办公楼二楼，在镇长办公室边上。房间很小，搭着两张床，很乱，我和旭光都没有进去。张磊下楼打了一桶水，让我和旭光洗脸，我们谢绝了。他就自己洗。
天很黑，山下的海也很黑。穿笼裤的菩萨供在一座修建一新的黄色“三圣殿”里——它距离张磊、旭光和我是那么遥远。参观完了以后，张磊拖着沉重的脚步把我们送到旅馆。
1997年12月16日
中午十二点钟，我和旭光终于坐上了那艘开往东福山的小轮船。
出发之前，我们在岛上转了一圈。我们爬上小岛东端的山岬。山岬上海风呼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