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凌乱的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男人们抽着纸烟，吐出一团团烟雾。地板湿漉漉的，粘满了痰。一位老人擤了一手的鼻涕，满不在乎地把它擦在座位的底部。我朝他瞧瞧，他也朝我瞧瞧。
我拎起背包，冲出船舱。也许有更干净点的地方吧。我跌跌撞撞地往外挤，目光搜寻着穿蓝色制服的船员，搜寻着昨天遇到的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是一无所获。我乘的是另一艘轮船。
船已经启航了，我回到船舱，胡乱找个位置坐下。我从前面的一个圆形玻璃窗口望出去，看见了船头的甲板。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爬上甲板，胳膊被七八只手搀扶着。我定睛一看，发觉他就是我昨天吃饭时看到的那位头面人物。他在爬往哪里呢？
回到定海，我给黄书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回到定海了。
“你怎么走了！”黄书记在电话那头大叫道，“早晨我去旅馆找你，老板娘说你已经走了。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看你实在是太忙了。”我解释道。
“是的，昨天我很忙。可是今天我空下来了……你不是要出海吗？”听声音，黄书记非常遗憾，此刻他是那么热情。我很过意不去，他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事很不牢靠的小孩。
我还给旭光打了个电话。他已经回到沈家门的家里，明天才能回来。
我出门去找阿坚。
阿坚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已经十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他猫着身子起来开门，又迅速钻回被窝里。这是一个用灰色硬纸板隔出来的小房间，最多只有五平方米，挤着一张床、一台摆着电脑的桌子，在桌子和床之间卡着一张靠背又高又陡的活动旧沙发椅。床头是一排用木板和砖块层层搭起的“书架”，和天花板相接，上面堆满了书——我真担心有天晚上它突然塌下来，砸坏沉睡的阿坚的脑袋。
“什么时候可以分到房子？”我问他。
“我是最倒霉的，”他说，“我去车棚，那里停着长长一排自行车，我看见有一辆倒在地上，就走过去把它扶起——那总是我的车子。”
他从某师范大专中文系毕业后，先被分配到一座偏远的海岛上教书，很快就被校长视为眼中钉。后来，他调到定海做了一名编辑。他老是熬夜，看书，写作，直至凌晨两点以后才睡觉，近中午时去办公室上班，同事们总是这样说他：
“你真能睡啊。”
他的老家在绍兴，一座三面环山的村庄里，一条小河发源于此，注入曹娥江。他的父亲曾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现赋闲在家。他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尚未完全独立。他是个孝子，是全家的希望。他长着一张年轻的圆脸，看不出有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有个比他小七岁的女孩子正爱着他，但是遭到了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他不修边幅，话说得很少，表面谦和，其实非常高傲。
我阅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短篇小说《马戏节目》，非常震惊。这是一篇成熟的、漂亮的小说，几乎接近完美。他在非常琐碎的事件背后构建了作品内在的张力，用一些简洁的对话成功地反映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内容。他是了不起的。
下午阿坚出去办事，我呆在他的房间里看书。晚上我们一道出门，准备去一家辣味馆吃晚饭。可是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辣味馆早已不存在了——阿坚已经好久没去这家辣味馆了。
晚饭后，阿坚带我到定海老城区闲逛。
1997年12月7日
天气一直不大好，下着雨。天空低低的，挤压着房屋和梧桐树。窗外，汽车在淅沥的雨声中喘息着。早晨，我听见窗外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因为是星期天，街上到处都是穿蓝色军服的水兵，打着伞，像刚出笼的小鸡一样悠闲地踱着细步，选购日常用品。
海上连续几天都是八级以上风浪，一些远途的班轮已经停开。阿坚星期一还要处理一个报纸版面。因此，我和他最早要等到星期二才能乘船去嵊泗列岛。
傍晚，旭光从沈家门回来。大家一起出去吃晚饭。除了旭光、阿坚和我，还有两位来自沈家门的朋友。黄立宇到杭州参加作家代表大会去了。
1997年12月8日
继续滞留在定海。整个白天都呆在房间里，阅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长篇小说《庄园》。
旭光和阿坚傍晚下班后来到我的住处。阿坚说他已经向轮船公司打听过了，明天有两艘轮船开往泗礁（嵊泗）：一艘是慢船，早晨六时五十分开，海上航行八小时，那将是一次非常艰苦的旅行；另一艘是快艇，上午十时开，两小时就可到达泗礁，但是明天海上的风浪仍会很大，轮船公司也不知道快艇到时能否启航。快艇省时，但是抗风浪差，去年春节就有一艘岱山开往定海的快艇钻到海底去了。
“你乘快艇去高亭时，有没有发现绑在座位下方的一把小铁锤，那是遇险时逃生用的——用它把舷窗砸开。”阿坚说。
“我没发现。”我说。想起沉船，我有点心悸，不过对他所说的话，我将信将疑。
阿坚问我乘哪班船。
“乘慢船吧，”我说，“这样能保证明天出海。”
“那要起早。”阿坚说。
1997年12月9日
轮船码头离得很近，我们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因为轮船停开多日，寒风萧瑟的码头特别嘈杂。售票厅里买票的人排成了长龙，并在售票窗口处挤成蜂窝状的一团。阿坚排在队伍的末尾，等了半个小时，才蠕动到窗口前。卧铺票早已卖完，我们只购到了两张坐舱票。
“你要作好晕船的准备，”阿坚从人群里挤出来，举着船票对我说。
“我不晕车，也不晕船，”我说，“我能坐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你应该睡上一觉，这样也许会忘掉晕船。可惜卧铺票已经卖完了。”阿坚说。
“睡觉就看不成海了。”我说。
本来计划在码头上吃早饭，现在来不及了。我们买了几只茶叶蛋，匆匆奔向轮船。船很大，白色，像一条巨鲸搁浅在那里，它的舱门是一张大嘴，我们通过这张嘴走进它巨大的腹中，顿时觉得热气逼人。我们转了几个弯，找到那个已被塞得严严实实的坐舱，舱内挤着几百位无精打采的乘客。我们小心地跨过放置在走道上的土豆和白菜，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们的座位就在窗子底下，但是窗口像枚小圆镜，你必须把整张脸都贴上去才能看到窗外的景色。
汽笛拉响了，轮船发抖了一阵，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移动。我步出船舱，在轮船右侧的船舷旁站定。太阳已经升离海面，阳光透过莲蓬般的云团，喷淋出千万束光芒，像水一样洒在微波荡漾的海面上，反射出无数金银般的碎片。身后的码头渐渐远去，定海变为一个灰色的贝壳，最后消失不见。轮船驶向越来越辽阔的大海，像一把白色的巨刀把平坦的海面劈成两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波浪互相撞击，绽出千万朵细碎的浪花。浪花飞过船头，打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凝结成白色的小盐粒。
我回到船舱。阿坚埋头伏在那里。这家伙，居然睡着了。
我坐了一会儿，他醒了，一边搓着眼睛，一边说：“你精神这么好！”
“是的，我一点事情都没有。事实上，我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我说。
我再次步出船舱的时候，脚步有点摇晃。轮船已经驶到外海，海浪起来了。我在船舷两侧散了一会步，然后背着手，像一位视察的狗官走进各个卧铺舱。那里一片死寂，所有的乘客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床前放着黑塑料痰盂，有些痰盂已经吐满了秽物。我沿着一道铁制的楼梯一直往下走到底舱。底舱有股尿臊味，亮着昏暗的电灯，角落里堆着自行车，地板黏糊糊的，上面铺着五六张席子，睡着人。
我像特务一样巡视着，陆续发现了洗脸间、小卖部、厨房和厕所。我站在一道制作考究的木楼梯前，楼梯口挂着一块醒目的铁牌：“旅客止步”。但是这块铁牌无法止住我继续往上走的欲望。船长就在上面，我要去和他谈谈，我想着，向上迈开了坚定的步子。这时迎面走下一位穿制服的大汉，那双大脚几乎要朝我的脑袋踩下来。他厉声喝道：“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转身就走。走开几十步，回头一看，发现大汉还立在楼梯边，虎视眈眈。
我回到船舱，阿坚绻缩着躺在椅子上，我对他说：“浪已经很大了。”
阿坚说：“这连‘浪’都算不上。”
我坐着，开始全心全意地感觉那浪，它存在着，喘息着，翻卷着，就在轮船底下，像一条正在游动的大鱼。轮船驶上它斜坡般的脊背，然后迅速滑落下来。我飘飘欲仙，但是紧接着一阵晕眩。阿坚说：
“渔民把晕船叫‘醉浪’，因为那感觉有些像醉酒。”
醉浪？很有诗意的一个词，不知是哪位天才渔民最先想出来的。但是我说不出话。从胃里冒上一连串的气泡，和未说出的话混合在一起。
“醉浪不比醉酒。有一个参军不久的水兵，第一次出海就醉了，他忍受不了，就跳海自杀了。”阿坚说。
我不能再听他说了。我得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对付那种难受的感觉。在我斜对面的座位上，睡着一位穿皮衣的中年男子，大概正做着美梦，脸上露着笑容。后来他醒了，慢慢地欠起身，我以为他要和对面的同伴说话，谁知他却突然喷出东西，开始了疯狂的呕吐。我产生了恐惧。有只手偷偷地伸过来，想拿走我的胃，我发现了，便和他争夺起来。我的胃就这样被拉扯着。它像一只沼气池，不断地往上冒泡，气泡堵在喉咙里，每隔片刻就“嗝”一声冲出来。
我试图做一些深呼吸，但是船舱里的空气污浊不堪，大概早已充满了别人的气泡。
“你的脸色不大对。”阿坚说。
“马上就会好的，”我说，“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跌跌撞撞地往外走，走到前后船舱之间的过道时，一阵猛烈的海风横卷过来，一直把我卷到右侧的船舷旁。我像一张废纸般紧紧地贴在栏杆上。栏杆外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饥饿的大海在怒吼。轮船正艰难地行驶在波峰浪谷之间。海面上已看不到任何船只，只能看到那高高在上的浪头。岛屿在轮船起落的间隙时隐时现。每隔几秒钟就有一道四五米高的海浪朝我们扑过来，好像要吞噬我们。四碎的浪花遮掩了眼前的一切事物。浪花还未落尽，另一道海浪已经奔涌而来……一浪接着一浪，永无尽时。也不知是谁赋予它们生命，它们的生命始于何时，又息于何处。它们是大海的多得数不清的孩子。
栏杆上伏着一排披头散发的女人，像海鸥一样伸得长长的脖子，不停地往海里呕吐。呕吐完毕，她们就顺势滑下来，瘫坐在被海浪打湿的甲板上，她们双目无神，像傻瓜一样久久地坐在那里，也不去清理留在鼻孔、嘴巴、衣服上的呕吐物。对她们来说，坐船就是受难。一团浊气从我的腹腔泛上口腔，然后慢慢扩散开来，整个口腔顿时变得臭烘烘的。胃里的食物也许已经发馊了。我来到洗脸间。洗脸间的六个洗脸台分别被六个女人牢牢霸占着，只有一口放拖把的水槽还空着。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