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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的竞选口号是：21世纪，每个地方都有争取就业机会的权利。这意味着，加州也要为争取每一个就业机会而努力，因为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印度、危地马拉和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在和我们争夺就业机会。地方领袖本应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为企业创造理想的创业和投资环境，为工人创造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持续变化的经济环境。但是，这些自称为领导者的人竟然毫无顾忌地任由就业机会外流，并愚弄大众。结果可想而知，加州的失业率高达12。6％，200多万加州民众失去工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甚至已经失去了自信，不再努力地寻找工作。雪上加霜的是，私营经济不断消亡，公共部门的职位却越来越多。政府还在一步一步地蚕食本已经遍体鳞伤的美国经济。
“芭芭拉·博克瑟抨击我在惠普公司时将工作机会外包的决策，这足以证明她完全不了解21世纪经济的发展趋势。”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华盛顿特区找一个既懂创造就业原理又能解决实际失业问题的人来当参议员的原因。”＇3＇
一个地区缺乏就业机会，将会对个人和家庭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解雇员工是每一个商业管理者最难做的决定。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管理者是绝对不会轻易辞退员工的。同时，转移生产也并非易事。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企业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还可能会遭遇各种障碍和拖延转移进度的情况。政客能做的最易如反掌的事情就是妖魔化商人。然而，绝大多数的商人总是越挫越勇，不会一碰到失败和挫折就一蹶不振。成长意味着成功，收入增加、利润提高、吸引更多的客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常情况下，决定裁员或者转移生产，主要是因为在某个地区实现业务增长或者企业生存已经没有可能了。有时候，这是企业失败的表现，但是，这也更有可能是政策的失败所致。我们都看到过一些政策出台后使得企业生存更加困难或者无法继续发展的案例。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以及过多的环境保护规定，就都是有力的证据。因此，想要高效优质地解决问题就需要政治家们好好地审时度势，认真地思考问题。有些政客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拒绝批准像“大号拱心石”计划（Keystone XL）这类项目，他们明明知道这个项目不仅能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对环境保护有益，远远优于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做法，却依然不予批准。可见，妖魔化商人的做法实在站不住脚。
博克瑟在就业问题上实在没有什么作为。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在公众场合回应这个问题时，也只是不厌其烦地向加州人民表示，她将义无反顾地支持价值8 620亿美元的奥巴马激励法案。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和地方民主党领导人以及工会支持者一起，向公众展示用激励法案拨款建设的那些政府基础设施项目。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失业率不断攀升，却依然能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激励法案从某种程度上生效了。每到一个地方，她总是向人们传播政府是如何加大开支，支持激励法案的神话——既创造了就业，还保护了地球。在她的世界观中，根本没有解决不了的官僚主义问题。
和她不同，我在华盛顿特区没有靠山，也没有国家高层领导人能够拯救我们。我只能通过制订创造就业计划，对小企业实施税收减免，利用税收政策和放松管制来吸引制造企业在特定地区开展生产活动。我要传递的信息是，加州要为每一个工人争取就业机会，而我的计划就是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我和博克瑟的支持率越来越靠近。
加州有700多万注册选民，其中有64％的非共和党支持者，包括民主党人或者独立派人士。那年夏天结束时，竞选陷入了僵局。媒体开始好奇为什么我没有遵循常规的政治套路，为何不通过向左翼靠拢的方式来赢得大选。媒体开始竞相报道我对堕胎、婚姻和能效问题比较保守的观点。毫无疑问，他们还会附上这样的预言：我很快就会自食其果，民意支持率肯定会下降。他们认定，我拒绝改变自己观点的做法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就连查克·德沃尔都说，我没有转向左翼，他感到很高兴。
也许我的确比较幼稚，但是我敢打赌，选民更加关注失业率高达12％，以及国债已有13万亿美元的事实，其他问题在这个事实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我敢肯定，选民已经做好了准备，与愿意接纳他们、同情他们处境的人站到同一阵线，即使他们和我在很多问题上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在商界的经验告诉我，要想让生意成交，你就必须得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你不愿意去违背的原则是什么，要做好求同存异的准备。我知道，也尊重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在很多问题上都与加州人的观点不同，比如人生观。但我相信，只要肯努力，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因为胎儿性别，选择堕胎或终止晚期妊娠问题的共同立场。所以，我决定冒险赌上一把，因为我别无选择。我不会因为想要获得选民支持，就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不会做表里不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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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州民众而言，在2010年选举的最后几个星期，他们整天都处在竞选广告的狂轰滥炸之下。梅格·惠特曼和杰瑞·布朗两人为争夺州长一职，火药味十足。加州民众则越来越对各种政治噪声感到厌烦。9月中旬，芭芭拉·博克瑟用猛烈的竞选广告对我加以攻击。她故伎重演，歪曲我的经历，不断抨击我在惠普公司的成就，企图获胜。
广告中充满了负面信息，极力歪曲事实。这与芭芭拉·博克瑟以往的竞选方法有所不同。新闻媒体开始直接提出质疑，博克瑟什么时候会停止这些哗众取宠的伎俩，直奔性别这个敏感的话题。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10月15日，参议员博克瑟出现在好莱坞罗斯福酒店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和她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很多女演员、赞成女性堕胎权利的组织，以及美国国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纷纷表示出对我人生观的谴责。她用她惯用的夸张手法宣布：“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利将是加州本年度首先需要完成的议题。”之后的竞选活动，博克瑟不断地控诉我和萨拉·佩林沆瀣一气。她努力转换话题，并得偿所愿。就在离大选开始还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候，博克瑟的支持率比我高出了8个百分点。
我决定从头来过，我的团队也越挫越勇。10月初，我接到了一笔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打来的款项，这些钱犹如雪中送炭，让我们有机会开始了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电视宣传，并着重指出了博克瑟参议员在经济上没有作为的事实。美国国家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主席约翰·柯宁、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林赛·格雷厄姆、约翰·麦凯恩、赛柯斯比·夏布理斯和约翰·图恩都专程从华盛顿赶到加州支持我。有些人对于我们的竞选广告为何不多做我的个人介绍，而是集中抨击博克瑟感到不解。回想起来，这个批评意见非常中肯。博克瑟将我定义成“无情的就业剥夺者”，在这一点上，我也没有做出很充分地反驳。
我在技术行业动荡不安，网络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进入惠普公司，在25年的时间里，我领导惠普公司挺过了技术行业衰退期的多少风风雨雨。我刚进入惠普公司的时候，那里官僚主义风气浓厚，有太多的人身在行政岗位上，而做客户服务的工作人员却远远不足。我的信条是带领公司实现转型，让一个曾经在互联网经济中遥遥领先的科技巨头重现辉煌。在这个方面，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目标，虽然当中不免有要勇敢抉择，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候。有些人因此失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只有成长、成功和领导力才能保证公司的长期繁荣。企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在竞选的同时，也遭受了挫折。我们每天要在三个不同的小镇赶三场活动，通常每晚却只有一个小型的筹款会。我们专注于政治巡回演说，专注于提高就业率。我们典型的一份竞选活动日程包括：早晨来到一家被迫裁员的比萨店；中午去一家无法在加州立足的互联网客户信贷服务公司；下午再去走访一个连续四个半月无法发工资的电子产品承包商。
每天都如此繁忙，就算是再强壮的人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虽然，我结束癌症的治疗已有一年多，医生也宣布我已经完全康复，但我仍然在不间断地接受治疗，希望能尽快地从各种癌症治疗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10月25日，在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很晚才回到酒店。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我觉得我的整个左半侧身体如火燎般疼痛。我赶紧给我在生病期间结识的朋友，也是我的外科大夫劳伦·格林伯格发短信，问她我是否应该去医院接受治疗。她马上回复我：“必须赶紧去医院。”我叫醒了弗兰克，又给黛博拉打了电话。就在那天早晨，离大选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住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院。
在经历了乳房切除手术的噩梦后，我在那年夏天接受了乳房再造手术。植入我左侧胸部的假体受到了感染，为了防止进一步感染，医生不得不再动手术去除假体，并清理伤口。黛博拉后来告诉我，在我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她很怕从此就要失去我了。而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护士给我测量了体温，高达42摄氏度。
我没有听从医生的规劝，在手术后一天就出院了。当时是周三，离大选还有6天，但医生一定要我接受复杂而大胆的抗生素治疗。我们都表现得无比坚强，但事与愿违，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我病得不轻。我想黛博拉、马迪、朱丽叶和整个团队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大家仍在继续卖命地工作，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国家民主机器奋起反抗，全力支持博克瑟上任，甚至连奥巴马总统也参与了一项为博克瑟筹款的竞选活动。米歇尔·奥巴马几天以后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副总统拜登夫妇也现身为博克瑟打气。内阁成员纷纷出现在最后揭晓竞选结果的集会上。那个周五的最后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博克瑟依然以领先8个百分点的优势，保持着自己的战绩。
大选前的一个周日，弗兰克和我去见了曾经担任里根总统竞选经理的斯图·斯宾塞一家，他的妻子巴布是我参加竞选活动过程中的良师益友，是她引荐了我们。我们一起吃了早午餐，斯图告诉我说，他对民意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研究。他说情况不容乐观，但我依然有机会获胜。然后，他问了我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周二的天气如何？”我说：“应该是美好的一天。”“那么，我觉得你肯定会输了竞选”。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另一方会在洛杉矶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