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家长明确了解老师的教育水平和资质。换言之，我们需要减少集权化的官僚主义，提升教育的责任制度和绩效水平，鼓励教育选择和教育竞争。
共同核心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学生必须与中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等科目上进行竞争。我认可我们需要竞争的观点，但并不认为我们不需要通过教育集权和标准化来赢得竞争。中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他们最有竞争力的优势。他们的社会和教育体制过于同质化，受到的控制和干预较强，因此不能很好地鼓励人们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美国人却十分擅长想象和创新，我们必须继续鼓励美国人发扬这些优秀品质。华盛顿特区里的那群集权化的官僚主义者不应该控制老师教什么或者学生学什么。我们各个州已经被描述为民主实验室，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创新实验室。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贫困，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还有更多的美国人面临着生活的限制，更加依赖他人。美国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政府开销也不断上升，政府项目层出不穷，政府官僚主义屡禁不止，美国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创造力，放权制度越来越不受欢迎，机遇也在不经意间错失。负债和赤字问题已经逐渐失控，这对美国人的生活将造成致命的打击。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就业机会和各类机遇时不我待的时期，如果美国选择利用官僚主义的惯性来遏制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人类的潜能和脑力的发展，我们终将会失去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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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衰退并非必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美国的创伤都是自己造成的。美国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生来就有无上的潜能，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美国需要不同的政治体制、政策和领导者。
政治已经成了彼此指责的有力工具。有些政客认为这是选民的错——政府的一切都应该简化，这样人们才能理解；而绝大多数选民则将问题归咎于政客。选民们知道世界纷繁复杂，也知道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人不足以成事。我认为，绝大多数选民需要的是一个针对实际问题和可行方案开展的充满智慧、互相尊重的谈话。他们知道现行的很多制度和做法都需要改变。
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复杂的挑战更加需要系统化的方法。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身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环境中，我们需要的“银弹”——一种既简洁又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切的整齐划一的方案——根本不存在。尤其一些现实问题，都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些曾经努力促成现状发生的人们早就受益于此，因此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反对一切改变现状的行为。当权者对自我的保护、对现行制度的维护，对当前做法的坚持决定了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当前状态，而非改变。因此，真正的变革需要的是更多置身事外的人们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界去判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全局观，如何靠一点点儿的行为积累取得最终的变化。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美国的建国故事。
我在惠普公司任职的时候，意识到我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框架，通过这个商业框架，我能够在一个濒临死亡的系统中思考一系列的全新挑战。我在《勇敢抉择》一书中也曾提到过这一点。我所倡导的这种简单的商业框架帮助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因此，我希望借此框架来分析一下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我为解决社会问题所设计的领导力框架由4个参数组成，或者从字面意思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正方形的四条边。
换言之，成功的变革需要系统的方法，并回答下列4个基本问题：我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我们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工作来实现这些宗旨和目标？
我们如何来衡量取得的进步？我们如何界定并嘉奖成功？
我们如何评价取得的进步？我们鼓励哪一类行为的发生？
显然，这些问题彼此关联，而且必须全部都回答正确。没有哪一个问题可以被忽略，不然就不可能成功。同时，若想要使成功具有可持续性，系统全局的变化不可或缺。
要实现以全局观为基础的系统性变化，需要的并不是为一个持续性问题提供一个容易理解的答案。诚然，任何事情的成功或者变化都不是瞬间发生的。全面的移民改革会失败，全面的保险改革也失败了，它们都是一个道理。但是，要开始真正的改革，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我们就要完成必需的步骤，我们需要一个导航图。我们要前往哪里？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已经到达？我们如何开始这场旅行？如何脚踏实地地逐渐建立信心、达成一致，并在沿途不断地获得新的能力和知识？
目标和战略
我在本书前几章里提过，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达成了共识，而这一点恰恰能在我们回答下列问题的时候体现出来：我们想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有关这些问题，答案并非模棱两可，大家其实都已经取得了共识。
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要挖掘每一个美国人的潜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比如教育就能让人在未来获得工作的机会。
我们必须重振美国市场，为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机遇。我们要简化税负和监管机制，让社区银行和社区再投资项目重见春天，并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平民的创新创业。
我们必须重塑美国。我们的道路状况欠佳，基础设施非常薄弱。自诩能够刺激经济的项目收效甚微。与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美国那些大量业务素质不过关的适龄工人。当众多社区在创建各种制造型企业的时候，尽管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失业或者待业工人，但却没有足够的合格应聘者能为这些制造工厂服务。虽然改善美国合法的移民体制是一项重要的目标，但我们也不能只依靠去印度或者中国为特定的行业招聘人才。当面对年仅50岁的失业工人时，我们不能直接抛弃他们，我们必须为他们创建再就业的体系，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显然，我们必须对政府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当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最新的丑闻（包括操控退伍军人待业时间、冷漠对待国家英雄）被曝光于公共视野的时候，我们都表达了对于这些行为的愤怒。更让人惊讶的是，当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新时代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还在进行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持续了30多年的主要系统升级，直接影响了美国为退伍军人提供生活照顾的质量和效果。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地区总部最近受到了威胁，原因就是官僚主义者桌面上堆积如山的工作文书，这已经背离了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成立时的初衷，也对其正常运转的效率造成了影响＇4＇。《平民医疗法案》的上线为所有改革的成效提供了最佳的佐证。暂且不说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内容，一个斥资数亿美元、推行了若干年的网站为什么会无法正常运转呢？答案：因为负责建设该网站的政府机构里官僚主义作风过于盛行。
政府里的这些人并非等闲之辈。但是，在以数字、移动、虚拟、个性化为鲜明特征的时代，官僚结构、等级制度、繁文缛节绝对行不通。官僚主义无法赶上变革的速度，而变化是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特征；官僚主义也无法解决人们其他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官僚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实施控制，但21世纪，这个信息时代是无法被控制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代，但却绝不可能控制这个时代的发展。只有拥有真才实学、懂得灵活应变、能够创新创意的人，才能在新时代中生存。而官僚主义，究其根本，将扼杀掉所有这些特性。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地说更多的政府管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基本的事实：官僚主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新时代只能“见光死”。往最乐观的方向讲，官僚主义继续苟延残喘，给时代发展戴上了镣铐；糟糕的是，它们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
美国人必须重建美国对全球经济的领导权，成为新世纪全球经济的发电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能源生产、保健和医疗生物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在军事和航空技术方面主导发展（无论是登上陨星、开展火星旅行还是重返地球）；在信息技术上，美国也必须牢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这些都是推动各国未来发展的全球经济命脉。我们必须在主导美国未来的各个方面占据引领者的位置。
美国必须成为21世纪创新的动力源，以确保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能不断提高，并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幸福做谋划。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保护知识产权，无论是个体发明者的创造，还是属于美国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我们必须警惕其他国家会千方百计地垂涎觊觎这些宝贵财富。
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重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我们不崇尚武力和战争，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美国的支持和维护，我们必须具备无可争辩的军事优势。
领导权将让我们获得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并获得影响整个世界前进方向和注意力的能力。这当然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但首先需要的是美国具备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支持同盟者的决心。
世界需要美国。这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陈述，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一点。我们向往和追求美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实现有效的主导权，美国需要道德明确、现实主义的洞察力、勇于行动的果敢以及知道何时可以采取行动的智慧。
道德明确要求美国承认，虽然世界上存在灰色地带，但依然黑白分明。当道德界限变得模糊时，美国就会给世界带来了麻烦。
对于目前面临的威胁，美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必须得承认，有的国家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得到核武器，还有少数国家正在暗地支持网络恐怖主义。美国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人必须要采取行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情。为了保障国家和世界的安危，我们必须要保持军备，随时应对突发的状况。然而，我们不需要涉足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进入阿富汗去捣毁恐怖主义者的巢穴，这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是，想要在一个2 000多年以来都不存在政府的国家建立中央集权，这绝对是不切实际的行动。
行动的勇气要有知道何时该行动的智慧相伴。说得更加直接一点儿，时机决定了一切。如果你要阻止侵略，你应该在有人蓄谋侵略的时候就以严肃的态度去阻止，而非在已经发生了侵略后再去考虑如何对抗。领导力要求具备预见力，并随时做好应对威胁的准备。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将威胁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
美国的领导力要求我们的官员了解说话时机和行动时机的区别，但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却似乎混淆了这两者。他以为他开口说了就代表他已经开始做了，说出的话，如果指示了行动的意图，那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