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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只剩海路了。
他需要一艘船，但不是精巧的游艇，也不是运私酒的平底小船。他需要一艘渔船，系缆楔生锈、缆索磨损的那种，甲板上高高堆着破烂的龙虾篓，停泊在赫尔或绿港或葛洛斯特。如果他七点前上船，大概要到凌晨三点或四点，渔民才会发现船不见了。
所以他还要偷渔民的东西。
但是船上有牌照资料，他会挑一艘有牌照的船下手偷。牌照上有地址，他会寄一笔钱给船东，让他足以买两艘船，或够他退休不必再捕龙虾了。
他忽然想到，自己有这种思考方式，难怪以前干了这么多票，口袋里却老是没什么余钱。有时他从这边偷了钱，好像只是为了把钱白送给那边。但他偷钱也是因为好玩，而且他很擅长，何况偷钱让他得以接触其他擅长的事情，比方制造和运送私酒，这也是他会熟悉船只的缘由。去年六月，他从加拿大安大略的一个小渔村驾驶一艘船，横越休伦湖到密西根州的贝城—十月又从杰克森维尔驾船北上到巴尔的摩。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还曾驾船从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达出发，把一桶桶刚蒸馏出来的兰姆酒经由墨西哥湾运到纽奥良，然后一个周末就把刚赚到的钱在纽奥良的法国区花得精光，至于怎么花的，他到现在还是只记得零星的片段。
所以大部分的船他都有办法驾驭，这表示他几乎什么船都能偷。走出眼前这扇门，他三十分钟内就可以到达南海岸。北海岸比较远，不过在这个季节，那边大概有更多船停泊。如果他从葛洛斯特或岩港出发，三到四天就可以抵达新斯科细亚。两个月后，再把艾玛接过去。
两个月好像有点长。
但她会等他。她爱他。没错，她从来没这么说，但他感觉得到她想说。她爱他。他也爱她。
她会等的。
或许他就经过饭店一下，很快看一眼，看能不能找到她。如果他们两个都消失了，警方就没法追踪了。如果只有他消失，然后又想办法把艾玛接过去，到时候警方或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查出她的身分，晓得她对他很重要，等她到了新斯科细亚，警方早就跟在后头。他开门迎接她时，两人就会双双惨死在枪林弹雨下。
她不会等的。
如果不现在带她走，就永远不要想了。
他站在母亲的瓷器柜前，看着玻璃门板上映出自己的镜影，想起自己一开始为什么来这里——无论他决定要去哪里，如果不换衣服，他就走不了太远。他大衣的左肩处被血染黑了，鞋子和裤脚都沾了泥巴，衬衫在树林里钩破了，上头还有点点血痕。
在厨房里，他打开面包箱，拿出一瓶芬克牌兰姆酒。他脱了鞋，带着那瓶酒走送货楼梯上楼，到他父亲的卧室。在浴室里，他尽可能洗掉耳朵上干掉的血，同时小心不要动到结痂的伤口。等他确定不会再流血了，便后退几步，看着镜中自己的脸。尽管耳垂不见了，只要没有血痂，就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即使是现在，他耳朵的下缘大部分仍然结着黑色的痂，虽然会引人注意，但不像打伤的黑眼圈或断掉的鼻子那么显眼。
他喝了几口芬克牌兰姆酒，同时从他父亲的衣柜里挑西装。里头总共有十五套，一般警察的薪水顶多只买得起两套。鞋子、衬衫、领带、帽子也一样。乔挑了一套Hart Schaffner & Marx的糖褐色单排扣条纹西装，配上白色Arrow牌衬衫。丝领带是黑底，每隔约四寸有一道红色斜纹。黑色的tletons皮鞋，帽子则挑了一顶滑顺如鸽胸的黑色Knapp…Felt毡帽。他把手枪和鞋子放在衣橱顶，换上他父亲的衣物，然后把手枪插回后腰里。
从长裤的裤管长度判断，他和父亲的身高毕竟不是一模一样。他父亲稍微高一点点。另外他的帽子尺寸也比乔小。乔把帽冠往后推一点，看起来比较时髦。至于长裤，他把裤脚翻边往上多折一道，然后从他母亲缝纫桌上找来安全别针，把翻边固定好。
他拿了换下来的衣服和那瓶兰姆酒下楼，到他父亲的书房。即使现在父亲不在场，要踏入那房间时，还是挥不去那种冒犯的感觉。他站在门口，听着整栋房屋的声音：铸铁暖气片的滴答声，客厅里那座老爷钟要敲响前、钟鎚举起的嘶嘶声。即使他很确定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却还是觉得有人在看他。
时钟敲响时，乔踏入了书房。
俯瞰着街道的凸窗前，放着他父亲的书桌。这张装饰华丽的维多利亚时代双人大书桌，是上个世纪中期在都柏林制造的，以一个出身爱尔兰柯克郡克朗纳奇提镇那种穷乡僻壤的佃农之子来说，是不太可能梦想自己能拥有的。同样的话也适用于窗下的矮柜、地上的东方地毯、厚厚的琥珀色窗幔、瓦特福水晶玻璃醒酒瓶、橡木书柜、他父亲从来懒得阅读的皮面精装书、铜制窗帘杆、古董皮沙发和安乐椅，还有核桃木制作的雪茄盒。
乔蹲下身，打开书柜底下的一个橱子，眼前是一个保险柜。他转了号码——三—一二—一〇，是他和两个哥哥的出生月分——打开了柜门。里头有一些他母亲的珠宝、五百元现金、房契、他父母的出生证明、一叠乔懒得检查的纸张，还有一千多元的国库债券。乔全都拿出来，放在柜门右边的地上。那个保险柜的背墙跟整个保险柜一样，都是厚厚的钢所制成。乔两只大拇指用力按了上方的两个角落，让保险柜弹出，放在地板上，然后面对着第二个保险柜的转盘。
这个转盘的号码组合要难猜得多了。他试过了所有家人的生日。都不对。又试了他父亲这些年工作过的分局电话号码，一样不对。他回想起父亲有时说到好运、坏运、死亡都会连三次出现，就试了各种有「三」的排列组合。还是不对。他从十四岁开始，就会跑来父亲的书房偷翻。十七岁那年，他发现了父亲留在书桌上一封写给老友的信——对方已经成为缅因州路易斯顿市的消防队长。信是用他父亲的昂德伍德打字机所打的，里头充满了一个又一个谎言——「爱伦和我很幸运，依然如初遇时那般彼此倾心……」「在黑暗的九一九事件之后，艾登恢复得相当好……」「康诺的状况大有进展……」「看起来乔瑟夫秋天会进入波士顿学院。他说想做债券交易的工作……」在信的最末尾，他签上了您诚挚的，TXC。他所有签名都是这样，从不写全名，好像写了全名就是一种妥协。
TXC。
汤马斯·柴维尔·考夫林（Thomas Xavier Coughlin）
TX。
字母顺序是二〇—二四—三。
于是乔转了这个号码组合，随着铰链发出一个尖锐的吱呀声，第二个保险柜的门打开了。
这个保险柜大约有两尺深。其中一尺半装满了钱，一叠又一叠像砖头似的，用红色橡皮筋束紧了。有的钱是乔出生前就放在里头，有的大概是上星期才放进去的。一辈子的贿赂和回扣和分赃所得。在号称「美国的雅典」、「山上的城」、「宇宙的中心」的波士顿，他父亲是个中坚分子，但他却比乔所曾渴望要成为的那种罪犯还可怕。因为乔面对这个世界，向来不晓得要如何拿出第二张脸，但他父亲却有好多张脸，让人搞不清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
乔知道如果他搬空了父亲的保险柜，这些钱就够他跑路十年。或者他逃得够远，不必担心有人追捕，就有钱投资在古巴的炼糖厂和糖蜜蒸馏厂，三年内就能成为海盗王，余生不必再为生活而操心。
但他不想要他父亲的钱。他偷父亲的衣服，是因为他很想穿得像那个老混蛋的模样离开波士顿；要他花老爸的钱，他宁可剁掉自己的双手。
他把折叠好的衣服和沾了泥巴的鞋子，放在他父亲的那堆脏钱上头。本来想过要留张字条，但想不出要写什么，于是他关上柜门，转动号码锁。接着把第一个保险柜放回原处，也锁上了。
他在书房里转了一下，好好再从头考虑一次。在一个全市名人云集、宾客搭着礼车、只能凭邀请卡进入的社交场合，他竟想跑去找艾玛，真是疯狂到了极点。在这个冰冷的书房里，也许某些他父亲的务实、冷酷终于褪去了。乔必须接受上苍赐予他的退路，赶紧离开这个大家以为他要进入的城市。时间对他不利。他得赶紧走出门，跳上那辆偷来的道奇车，火烧屁股似地赶紧往北飞奔。
他看着窗外潮湿春日傍晚的K街，提醒自己她爱他，她会等他的。
出门之后，他上了那辆道奇车，回头看着自己出生的那栋房子，把他造就成今天的那栋房子。以波士顿爱尔兰裔的标准，他从小养尊处优。他从来没挨饿过，鞋底从没磨穿过。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先是修女办的学校，然后是耶稣会中学，直到他十一年级时辍学。比起他那一行的大部分人，他从小就过得很安逸。
但他人生的中心有个洞，他和父母之间的鸿沟，正反映了他爸妈彼此的鸿沟，以及他母亲和整个世界的鸿沟。早在他出生之前，他父母就在进行一场战争，尽管以和平收场，但这种和平脆弱得不堪一击，连承认和平的存在，都有可能导致破裂，因而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们两人之间的战场依然存在；她坐在她那边，他坐在他那边，乔则坐在中间的战壕和焦土中。他们房子中心的那个洞，本来是他父母婚姻中心的洞，后来也成为乔人生中心的洞。在他童年时期，有整整好几年，他都一直希望能有所改变。但现在，他已经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事情从来不是该有的样子；他们始终维持既有状况。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不会因为你的期望而有所改变。
他开车到圣雅各大道的东海岸长途巴士总站。那是一栋小而低矮的黄砖建筑物，周围环绕着高楼。乔是在赌，追捕他的警方都会守在巴士站的北边，而不是位于西南角的置物柜那边。
他从西南角的出入口溜进去，正好碰到下班时间的尖峰人潮。他任由人潮带着他，毫不反抗，从不挡着谁。难得一次，他很庆幸自己长得不高。一钻进人群中，他就只是众多波动的人头之一而已。他看见门旁边有两个警察，六十尺外的人群中还有一个。
他逐渐脱离人潮，来到安静的置物柜墙边。这里因为没有其他人，所以他变得很显眼。他之前已经从书包里拿出三千元，然后右手拿着二一七号置物柜的钥匙，左手拿着书包。二一七号置物柜里有七千四百三十五元现金、十二个怀表和十三个手表、两个纯银钞票夹、一个金领带夹，还有各式各样女用珠宝，当初没拿去卖掉是因为怀疑收赃人会坑他。他脚步流畅地走向那个置物柜，举起微微发抖的右手，打开柜门。
在他身后，有个人喊道，「嘿！」
乔双眼还是看着前方。把柜门往后拉时，手上的颤抖变成抽搐。
「我说，嘿！」
乔把书包塞进置物柜里，关上门。
「嘿，你！嘿！」
乔转动钥匙，锁好柜门，然后把钥匙放回口袋里。
「嘿！」
他转身时，脑中想像那个警察正在等着他，手上拿着值勤的轮转手枪，大概很年轻，大概很神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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