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床沿上，点上了一支“法蒂玛”，对他的武断当即提出了反驳：
“他要是自愿跳下去的话，总不见得会把灌木丛也顺手给拔掉吧。”
“那他就是失足摔下去的，摸黑走那条路可危险了。”
“失足之说我已经否定了，”我说。“再说他事先又来了电报向我求救，而且他房间里还发现了那把开过的手枪。”
他从椅子里探出身来，两道目光锐利而精明，他是个律师在盘问证人呢。
“你认为这是嘉波莉所为？”
我可不想说得这么死。我就说：
“他是给谋害的。谋害他的就是……你记得吗，我两星期前不是还跟你说过，那套祸祟什么的浑话还没有彻底弄清楚呢，要彻底弄清楚，就非得把礼拜堂里的那个案子一查到底，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对，我哪能不记得呢，”他这句话倒也不完全是讥讽的意思。“你提出的看法，认为她父母的死跟她在霍尔东教会里遇到的祸事，其间是有联系的；不过据我记得，你也说不出这个联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看法正因为有这么个缺陷，所以总让人觉得有点——比方说吧——有点像是放空炮，你说是不是呢？”
“是吗？她的父亲，后母，医生，还有丈夫，在两个月不到跳时间里一个个都丢了性命，她的保姆又因谋杀罪给关了起来，她最亲近的人都一网打尽了。这还不像是有计划、有安排的吗？再说，”——说到这里我对他冷冷一笑——“你能肯定这出戏就不会再演下去了吗？假如再演下去的话，她最亲近的人下一个不就要轮到你了吗？”
“岂有此理！”这一下他可大为火冒了。“她父母是怎么死的我们都很清楚，里斯医生是怎么死的我们也弄清楚了，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清楚的。我们知道，谋杀里斯医生一案的有关人犯如今都死的死了，关的关了，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明明知道这几件命案彼此之间没有一点关系，却愣是要说有关系，那不是岂有此理吗！”
“你说都很清楚，其实一点也不清楚，”我也毫不松口。“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没有把这几件案子彼此之间的联系查清。出了这一连串的事，请问可有谁得到了好处呢——或者可以由此而得到好处呢？”
“据我所知，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
“假如她死了呢？遗产都归谁呢？”
“我不知道。在英国或者法国，大概总还有些远亲吧。”
“你倒看看，这些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嗓门也大了起来。“亏得还没有人来谋害她呢，给干掉的都只是她的亲友。”
那律师阴着脸儿提醒我说，别忘了我们连她的人影儿都还没有找到呢，说没有人来谋害她未免言之过早——谁保得定她不是已经让人给谋害了呢。他这话说得在理，我没法跟他争了。那克莱斯勒车撞上了桉树就再也开不动了，她此后的行踪至今还没有一点线索可寻呢。
我在他临走之前还是给了他一番忠告：
“不管你的看法如何，总之你犯不上去作无谓的冒险：记住，我说的有计划、有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说不定下一个就要轮到你了。小心点儿，是不会有坏处的。”
他连谢也没谢我。相反倒是很不客气地奚落了我一句，说我大概认为他还应该雇个私家侦探来给他当保镖吧。
麦迪逊·安德鲁斯出了一个赏格：凡能提供线索，而使姑娘的下落得以查实者，酬谢千元。休伯特·科林森也添上了一千，并且加了一条：如能抓到杀害他儿子的凶手并予以定罪，再加赏两千五百。这一来县里的居民十个里头倒有五个都成了侦探。到哪儿都可以看到有人在东转西转，甚至有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田野、小路、山冈、河谷，处处有人在钻头觅缝寻找线索。你到树林子里去一看，说不定这种“业余包打听”真要比树木还多哩。
嘉波莉的照片不但广泛散发，而且到处都上了报。从圣迭哥一直到温哥华，各地的报纸无不以特大的版面报道了我们的案子，大哄大炒，报馆的印刷车间里只恨彩色油墨品种太少，统统用上了还嫌这气氛制造得不够。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地的大陆侦探事务所探员，只要是能从其它案子里抽得出来的，统统到凯萨达的各个外出口子来把关了，又是查，又是问，结果却还是一无所获。电台也来添了一把火。各地的警察机关，我们侦探事务所的各地分所，全都动员起来了。
这样闹闹吵吵一直吵到星期一，还是压根儿没有查出一点眉目。
星期一下午，我回到旧金山，把我的困难一五一十都给“老头子”说了。他很有礼貌地听了，就像在听一个与他个人无关的相当有趣的故事似的。他照例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也没有给我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对我谈了一下他的看法，话是讲得很动听的，说是功到自然成，我这些困难总会一一解决的，到头来总会有个满意的结果的。
说完了他又告诉我，说是菲茨斯蒂芬打过电话来，有事要找我。‘“大概有什么要紧事。要不是我告诉了他说你要来，本来他还打算到凯萨达去找你呢。”
我拨通了菲茨斯蒂芬的电话。
“快过来吧，”他说。“我这里有个情况。我也不知道这是又新添了一个谜呢，还是有个谜有了答案了，反正是有那么个情况。”
我搭缆车上诺布冈，不出一刻钟就到了他的公寓里。
“好吧，快把消息抖出来吧。”两个人在他堆满书报杂志的起坐间里一坐下，我就说。
“嘉波莉有下落了吗？”
“还没有呢。可你快把你那个谜兜底儿抖出来，别跟我来那套创作手法什么的，什么层层铺垫、引向高潮之类，这一套都免了吧。我是个大老粗，不吃这一套——听了反而要肚肠发痒。你就开门见山都给我摊开来说吧。”
“你总是改不了那个老脾气，”他说，故意装出一副扫兴而又无趣的样子，可是装得并不成功，因为他的内心分明有个什么缘故，激动得都按捺不住了。“有人……是个男人……星期六凌晨……才一点半……就打电话……来找我。他问：‘你是菲茨斯蒂芬吗？’我说：‘是啊，’对方那个声音就说：‘哎，我把他杀了。’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样几个字，一个字都不会错，尽管话音不是很清楚。电话里杂音挺多的，对方的声音听来好像很远。
“我不知道那是谁……也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我就问：‘把谁杀了？你是谁呀？’他的回答我一点也听不懂。只有一个‘钱’字我算是听明白了。他是在谈钱的事，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可是我听明白的就只有这个‘钱’字。当时我这里还有几位客人——有马夸德两口子，有劳拉·儒安纳斯，还带了个什么男朋友，还有范斯莱克家的特德和休——我们当时正在海阔天空大谈其文学上的问题。我正好想到了一句精彩的俏皮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我是打算要说：一提卡贝尔【注】就会让人想到个浪漫主义作家，就好比一提木马立刻就会让人想到特洛伊——我可不想让打来电话的这个酒糊涂还是什么鬼家伙把我这个妙语惊四座的机会给冲了。我一听他的话这样没头没脑，就不客气把电话挂了，又去跟我的客人谈我们的了。
“我始终只当这个电话里说的都是胡诌，直到昨天早上从报上看到了科林森的死讯，才又想了起来。当时我是在北边罗斯的科尔曼家。我是星期六早上上那儿去的，是去度周末的，我终于把拉尔夫给找到啦。”说着他咧嘴一笑。“我逗得他可高兴啦，今天早上他还送我上车呢。”他又收起了笑容。“即便是得知了科林森的死讯，我还是不大相信我接到的这个电话真会有什么要紧，其中真会有什么含意。这种事情也实在太无聊了。不过说呢，我自然还是打算要跟你说的。可是你看——今天早上我回到家里，看到邮件里有这么封信。”
“说蹊跷就蹊跷，说不蹊跷也不蹊跷，”菲茨斯蒂芬回答说，他瘦削的脸上是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情。“从这里说不定就可以看出些问题。你知道，凯萨达这个地方是我推荐给科林森的，因为去年春天我为了要把《亚实突之墙》【注】这本书加紧写完，曾在那里住过两三个月。我给了他一张名片，让他化名埃里克·卡特，去找那里一个名叫罗利的地产商——也就是当地治安助理的父亲。凯萨达的本地人不会知道她就是嘉波莉·科林森，娘家姓莱格特。那样的话也就无从去跟她的亲友联系，唯一的途径就是找到我，因为是我介绍她和她先生去那里的。所以信就寄给了我，但是开头用了有谁如果的字样，好由我转交给有关的人。”
“干这个事的，可能是个凯萨达的本地人，”我放慢了语调说，“不过也可能是个绑匪，他就是要我们当他是凯萨达的本地人，不希望我们知道他认识科林森两口子。”
“一点不错。而据我所知，凯萨达的本地人谁也不知道我这里的地址。”
“罗利呢？”
“也不会知道，除非科林森告诉了他。我介绍科林森去的时候，只是在名片的背面草草写了一两行字。”
“电话的事，还有这封信的事，对别人说起过吗？”我问。
“电话的事，星期五晚上我对在场的几个人提起过——当时我还当那是有人开玩笑，要不就是打错的。这封信，除你以外我再没有给别人看过。说实在的，”他说，“我真有点不大敢给人家看——到现在还不大敢给人家看。这事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
“是的，是会有点麻烦的。可这种事你怕什么呢。你不是一向喜欢亲身体验体验麻烦事儿是怎么个滋味吗？不过你最好还是把那几位客人的姓名地址都抄给我。如果他们，再加上科尔曼，能够替你证明一下你星期五晚上和周末两天人在哪里，那就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你总还少不了要去凯萨达跑一趟，那边县里的官员一番严格的盘问总是逃不过的。”
“我们这就去吗？”
“我是打算今天晚上就回去的。你还是明天早上跟我在那边的夕照旅馆碰头吧，这样我时间上可以充裕些，好先跟那边的官员通通气——免得他们一看见你，就把你往土牢里一扔。”
我回到事务所，就给凯萨达那边打电话。地方检察官弗农和治安官菲尼都没找到，倒是司法官柯顿接通了。我就把我从菲茨斯蒂芬那儿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说好明天上午把这位小说家带去，接受他们的讯问。
可法官说寻找那个姑娘的工作仍在进行，至今没有什么结果。根据送来的报告来看，好些地方据说都有人看到了她的影踪，而且差不多都在同一个时候：洛杉矶、尤里卡【注】、卡森城【注】、丹佛【注】、波特兰【注】、蒂华纳【注】、奥格登【注】、圣何塞【注】、温哥华，波特维尔【注】，以至远到夏威夷，据说都有人看到了。现在报告渐渐少了，就是这种荒唐透顶的传闻，还是来个没完。
据电话公司所能提供的情况，菲茨斯蒂芬星期六凌晨接到的电话不是长途，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凌晨凯萨达没有人打过电话到旧金山。
我在离开事务所之前，又去找了“老头子”，请求他是不是可以去给地方检察官讲讲，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