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
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
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我们希望政府从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入手，学一学武则天的“节俭和诛杀”，提高法检威慑力，尽全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让倡导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公平、正义重回我们的和谐社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智者居“上”又如何？
智者居“上”又如何？
“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样，追过有大师之誉的深圳大学老师，当时三十多一点的下伙子余明阳。
1987年，我们从德阳追到绵竹，在从绵竹追回德阳，最后终于把余老师请到了会议室。
余老师给我们上了半小时的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
听了这话，我给曾总开玩笑：“曾总，我没有位置了哈”。
是啊，的确只能居侧。
智者，倾听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谓习惯决定性格，霸气、杀气就会越来越少。按照国内比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党政机关习惯的管理思路，这种人被认为“劈不倒邪”、“镇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几个秀才给他，还可以带一带，要让他管‘杂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团刘总裁夫人李巍说：“小洪放到适合的岗位就是人才。”
当然，居上就可能也有问题。一般来说，居上者无非这么几种人。
一、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帮老板当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
二、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和关系，使之形成团队合力。
三、有号召力，善于鼓舞斗志。
四、做事精明，善于“诡”道。
咋看起来，我可能算其中某类人，因而有时也曾高高在上。
为什么“也曾”、为什么“有时”呢？
说到底还是你在老板心目中是智者，说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实惠的岗位上放，让你越纯洁越好。决策者希望你多作调研，出谋划策；决策以后，希望你最好靠边，旁观者清嘛。
所以企业策划主管有个“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请的军师，第二年点子少了、旧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权且当师兄弟，第三年居然还学着“贤者”的样子偶尔摆摆谱，像工者的样子发发牢骚。
该走了。不走，你生气我也生气。老板一般不会受气，除非有新的项目需要你这个军师。
试想，如果老板和智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还有诸葛孔明和鲁子建吗？
怎么解决，余明阳“智者居侧”似乎说得过去。就像我由“洪策划”变成“洪老板”一样，签起合同干，给钱出点子，不给钱吹空龙门阵。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咱们那帮不计个人利益，有点“臭”的策划人已经不好找了。
签起合同干就干得好吗？成都房地产项目与深广沪所谓的策划大师签的合同还少吗？要么水鸭子般浮在面上，要么蜻蜓点水，要么老板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认账。结果弄得老板们赤膊上阵，甚至还有老板自己兼任“策划主任”的。
可笑之极，岂不知术业有专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板：“改那么细干啥子嘛，改得颠三倒四的，鬼才读得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
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
“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亮一样与刘玄德几乎形影不离，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里呢？
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
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道”呢？
智者圣贤书读多了，所谓行为决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风，比看到钱，看到权眼睛就“绿”，脑袋瓜里就没有祖先的东西的那些人比起来，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
让智者居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
“气力干了是有的”吗？
“气力干了是有的”与“等价交换”
当所有打工仔都觉得“气力干了是有的”，老板怎么想。难怪，几乎全世界的用工单位都说：“四川人勤快！”，“中国人勤快！”。
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其他妇女儿童一道干轻体力活儿开始，母亲就经常给我和姊妹们念叨“气力干了是有的”。以后到乡政府上班，去广播电台当记者，去海南岛打工，去凉山州吃“国家粮”，以至在后来到私营企业挖“野斋”。几乎每一次出门母亲都会敦敦告诫“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如今，快到50岁了，腰腿那里都在痛，母亲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无力告诫了。我该不该拖着疲敝的步履告诫我的孩子“气力干了是有的”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早已解决，人才劳动力市场那番讨价还价已经证明一切。但我们这些生长于奉献时代，接受过太多“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总也硬不起心肠，说话也许还发几句杂音，发几句牢骚，甚至数落几句。但总是一边数落一边干活，绝不会让人家老板吃亏。不说三分劳力一分代价，起码做到两分劳力一分代价，想都没有想过“一分劳力就会有一分代价”。有一天某老板大发恻隐之心，突然给我“一分劳力，一分代价”，我会受宠若惊，恨不得为其“两肋插刀”。
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理苕藤，大人理一沟我理两沟，大人挣6分，我挣2分，按三毛劳动日值算一天可挣6分钱。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儿多干一半，我从未怨言。后来才知道那叫“大锅饭”。
以后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难得想要挣很多钱，十几年收入从未超过“两斗米”，并且“愿为两斗米折腰”。
清贫半生，功业也建了不少。总结起来是“个人要求少，工作机会多，社会价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适当照顾亲朋，比起一起捡粪，至今仍在乡下吆猪的张二娃等兄弟伙比起来，足矣！
这也许是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下层劳动者至今仍然保留在骨子里的奴性，封建社会几千年，在上述到遥远的奴隶时代，也许我们血液里至今仍然流淌着上古祖先习惯被人奴役的基因，就像日本鬼子骂我们为“木头”，似乎永远也摆不脱为人驱驭的命运，难怪清朝有位叫袁枚的文人能写出“驭使山君（老虎）为儿戏”，只要你不吭声，或者个别人发点杂音，在上面看来“玩”你还不给玩“木头”一样——不信你进茶馆听听有的老板得意忘形时怎么说，进酒楼听听那些“半截鞋”恶贯满盈时怎么说——老子杀你十次，老子收拾你像拧蚂蚁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些农民兄弟才能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抬起头望望前面”。
说是这样说，但许多血泪事实叫我们不得不低头。打工做事讲价钱，好不好？好。市场经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就是自由经济，比如，我就是为追求自由平等竞争离开政府机关接受人力市场选择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当然，太爱计较也不好。打工做事讨价还价稍微“过”一点，一是机会丧失了，二是印象降低了。
印象管理是中国人管理企业的常用方法，原因主要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定性的多，定量的少；上一代人，甚至再上一代人传下来来的就是“印象管理”，即便我们这些偶尔读一点西方管理学，常常给所谓管理大师一起工作的人，真正做起事情来，还是喜欢“印象”那一套，理性的成分不多。
人家请我，我表现出“君子之风”，羞于谈钱。我请别人更多的也是凭“印象”。
既然如此，“气力干了是有的”，错了吗？冷静分析，的确有落后的一面。试想，劳资之间如果不建立你情我愿，互惠互利关系；不建立契约关系；不建立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甚至理想共同的紧密关系，老板生意做不好，劳动者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所谓“先说断后不乱”，“亲兄弟明算账”嘛。那种“气力干了是有的”，短期可以，奉献精神极强可以；但时间长了，精神疲了，利益刺激多了，就不利于合作，不利于工作了。
时代在往前走，观念拖也要拖着往前走。科学时代、信息时代，不能提倡“印象管理”，也不能提倡“气力干了是有的”，更不能保留“两分劳力，一分代价”的奴性心里。
和我一样仍然奴性缠身的劳动者要自我解放，不要顾虑，该怎么讨价还价就去争、去要，劳动力市场应该是一个全面竞争的市场，“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天经地义，没有羞羞答答，无须“君子之风”。
一句话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必须遵循“等价原则”。
耍起该不该拿钱？
耍起拿啥子钱啰？！
我曾经介绍我妹夫到希望饲料厂干搬运，所以有事无事喜欢到他们那个烂蓬蓬头喝“烧酒”，吹“闲条”。有一句话感动了我十几年——耍起拿啥子钱啰？！
耍起该不该拿钱，对咱可爱的农民兄弟来说，想都不会想——肯定不该拿钱！
按照“劳动法”耍起该不该拿钱呢？肯定有个说法，生活费起码是要给的。就像将国有资产“扳一块”给下岗职工，财政“拿一坨”解决城市困难群众，农民工既然离开土地到了你那个车间，你那个工地，干不干活儿都得吃饭——饭钱得管。
但多少年来，谁想过管一管，多少年来，咱农民兄弟要求谁管了，管得很少嘛。他们很厚道——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干活儿拿钱，不干活儿就不该拿钱。直到今天，耍起也要拿点钱的农民工也少之又少，并且几乎没有怨言——这样的兄弟伙，你想不喜欢他们，想不关注他们都难——这是我们时代的“非物质遗产”——这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基石。
但，城里人不一样，至少多数城里人与我们农民兄弟都不一样。
1990年代，我常与效益差，甚至下岗的职工跳舞、唱歌、喝茶。老实说，那些年我一个月四五百元还得租房子，与他们的日子过得差不多。
这些城里的兄弟最喜欢怀念毛泽东时代。�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