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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3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边的“希望城”——中国经济导向：市场经济
无边的“希望城”
中国经济导向——市场经济
“希望城”放到今天林林总总的工业圈地时代，在全国只能算“小不点”，而把它放到“市场经济建立”的大背景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辐射影响是“无边无际”的。
中国人受“左”的影响太深太久，“纯而又纯”是包括我们这个年龄段以上的几乎所有人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
农村改革走了多“远”，大家讳莫如深，很少有人去梳理它的本质意义。
我的理解是，农民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其经营权与“所有权”就一两代人来说几乎没有区别。在农民看来，那块承包地就是我的。正如今天个别开发商发现仅有使用权的“小产权”与享有所有权的“大产权”就一两代人来看无实质差别一样，使用者满意了，开发商赚钱了，皆大欢喜。
城市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老实说“折腾了不少”。如今你冒一个市场经济的东西，先前的理论家，甚至非常伟大的理论家，又一再证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制”。
在那个“谈私色变”、“谈资色变”的时代，搞“希望城私营经济开发区”，胆子够大。有人说，你不反对可以，你悄悄搞也没什么问题，你还去“开发”，有没有问题就不好说了。
但是，如果政府及一些高层领导明确支持，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这就是“经济导向”，“希望城”实质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向的风向标。
###题写：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
特别欣喜的是1993年7月24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同志欣然亲笔为“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题写城名，并指示一定要高起点建设希望城，要为上海私营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树立一个榜样。
“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是上海最大的私营经济开发区，占地2000亩，坐落于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十年间，上海希望经济城累计吸纳各类企业5000多户，实现产值（营业额）400多亿元，上缴国家税收突破亿元。
就是这样一个在上海也算了不起的“希望城”却来源于希望集团主动担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手的示范效应。
上海方面公开宣传：上海希望城的建立得益于全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希望集团，得益于四川新津希望城的影响。
1992年11月底，希望集团投资1000万元，在上海嘉定马陆镇建立了当时上海最大的私营企业——上海希望饲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仅用100天即建成投产，四个月即打开市场，成为华东地区唯一能够与正大饲料抗衡的本土饲料，很快，希望集团又在浦东建立了第二家希望饲料公司。两家公司均以适应市场的灵活机制、科技实力和品牌效力赢得了市场，如一枚重磅炸弹打破了外资产品独占高档饲料市场的局面。
希望公司的出现和影响，有力的带动了当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给该地区经济结构和多种经济并存注入了新的活力。上海市有关方面迅速作出反映，参照四川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让希望集团带头的做法，在上海建立私营经济开发区，以带动整个上海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刘永好也因此成为上海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为此，我采写了《刘永好名噪“上海滩”》的专稿，刘总裁被上海新闻记者追捧，特别是被上海电视台名牌栏目专访，成为上海滩首次超过娱乐明星的企业明星。作为市场经济及希望事业的追随者，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199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解决中国经济，甚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获得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而当时已经适应市场的私营企业力量单薄，私企业主还不敢大胆的干，放手的干，许多政府官员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巨大意义，还没有意识到搞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领头羊，要有旗帜，要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看到私营企业那一套就是效果好。因此，刘永好及希望集团就很自然成了当时的企业明星，成了当时中国私营经济的一面旗帜。
作为希望集团的重要参谋人员，我较早的把握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脉搏，谋略在先，宣传紧跟，有计划的理性的将希望集团发展与国家改革总的要求联系思考。
为此，我将希望集团的这些做法整理成一个方案《共求发展的快车道》，作为引导经济改革和企业扩张的方向性、标准型文件。
该策划文稿先后印发数次数万份，供拓展部开发新项目、市场部拓展新市场和企业对外宣传之用。
《中华第三产业报》等许多报纸还将该策划文稿作为记者采写的新闻稿几乎全文刊登。
田纪云告诫“希望”：放手干，放胆干，好好干！
对于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希望集团这样的领头羊，中央及各地政府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除刘永好等老大级的领导常有机会接受最高领导层的接见、指导外，直接到希望集团总部视察指导的副总理一级的领导人就好几位。
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私营企业发展多少有些顾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田纪云在视察希望集团时就给私营企业打气。
他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至少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发展了经济，繁荣了市场；第二、扩大了就业；第三、增加了税收；第四、培养了人才。鼓励这样的企业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他还说：“如果国家把私营企业管死了，那么私营企业家们就不干了。因为他们目前的存款就可以吃一辈子，他们就会把钱都用于消费，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或者把钱转移出去，这样，于公于私，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
当刘永好汇报到希望集团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先富起来后，倡导“光彩事业”并带头在全国开办扶贫工厂时，田纪云说：“这再一次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政策是正确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先富起来的就不存在后富的问题；像希望集团这样的企业走在了前面，就会带动一大片；没有走在前面的，就没有走在后面的，这就叫辩证法。希望集团的发展和希望人投身光彩事业的义举进一步证明我们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是正确的”。
最后，他希望：“民营企业要放手干、放胆干，不必有任何担心”。还挥笔给希望集团题下了七个遒劲的大字——希望明天更美好！
宋健关注希望集团的成长
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对民营科技企业非常关心，他多次亲临希望集团视察指导。
1986年，全国科技工作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宋健得知新津有四个大学生辞职下乡创办科技企业，成了“鹌鹑大王”后，点名要企业负责人在大会上发言，交流经验。会后，又亲赴新津考察了占地13亩，土里土气的“育新良种场”，鼓励四兄弟大胆的闯，把眼光放远一点不，办大企业。在与刘家兄弟合影之后欣然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送了他们一个吉祥的名字“希望”。
从那时起连续8年，宋健一直都在关注希望集团的成长，先后五次与希望集团负责人刘永好、陈育新等恳谈企业发展大计。他对希望集团立足中国，依靠科技，发展民族工业的作法非常欣赏，给他们提供了两个国家级星火科研项目。“希望”也不负所望，他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没有向银行贷一分钱款，研制开发出两项荣获国家星火成果二等奖的科研成果。一个是“鹌鹑养殖繁育”，一个是“希望牌系列饲料开发运用”，养鹌鹑带出了一个“亿元村”，一个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搞饲料又卷起一阵又一阵的“希望旋风”，给中国的养殖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给中国民族饲料工业争了光。
1994年，当宋健再到希望集团的时候，希望集团已经成为“中国饲料工业百强第一”、“中国制造业百强第一”，办了32家工厂，产值超过16亿元。对此，宋健鼓励他们说：你们还年轻，还要大发展，16个亿大概相当于两亿美元，与跨国财团相比还是小弟弟，还是那句话：“民族工业要振兴，国有也好，非国有也好，都要努力”。
新希望企业文化寻根
新希望集团是刘永好在原南方希望投资公司基础上按照现代企业创办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集团化企业，其企业文化的延续性和创新性令人耳目一新，下面介绍新希望集团发布的“企业文化”。
新希望企业文化寻根
建“百年老店”
三个文化层次——像家庭、像军队、像学校
八大文化精品——领袖的自律精神、稳健的经营作风等
企业管理文化——加减乘除
投资决策文化——爆米花效应与批判式论证
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新希望集团是四川省最大的民营企业，1997年从希望集团分化出来，单独组建。董事长刘永好是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之一，曾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000年度“亚洲之星”。希望集团是刘氏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创办的、我国最早的私营企业之一。1982年，刘氏四兄弟筹集1000元到四川新津农村创办良种场，养鹌鹑，后来转产饲料，成就“中华饲料大王”美名，1995年，希望集团被评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500强第一和中国饲料工业百强第一。同年，希望集团刘氏四兄弟“分家”——明晰产权，一分为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集团，1997年在此基础上组建新希望集团，1998年剥离部份资产组建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
刘氏四兄弟创业与同期创业的多数个体户不同：一是四兄弟都是大学生，二是都有铁饭碗，吃的是“公家饭”。也就是说，在创业起点上，他们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事业。这无疑是新希望企业文化的第一个源头。正因为如此，在他们有了千万财富，甚至上亿财富的时候，他们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发出了“做大事不做大款”的倡议。正因为如此，在希望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时候，他们保持了对自己的清醒的认识，将事业的发展对准了世纪级的跨国企业，提出了争做“世界饲料大王”的目标。
希望集团靠1000元起家，白手创业让刘氏四兄弟体会了做企业的艰难。至今，刘永好仍然认为要创业要敢于吃苦、能吃苦。2002年3月，刘永好在新浪网与网友交流时，应一位学生的要求，对热血青年创业作忠告时，他说，第一，要有激情。没有激情什么也做不成。第二，要敢于做，敢于开创一些事业。第三，要有吃苦的准备，就是要不怕吃苦，在困难的时候要顶得起，站得直。也许是吃过够多的苦，也许正是苦难的磨练才有今天的成就，刘永好将“艰苦创业”四个字誉为新希望事业的传家宝。这是新希望企业文化的又一个源头。
白手起家，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