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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目标大位移（8）
我承认，瑞奇·马丁的演唱也拥有一种感召的力。对台下千万青年人，他有一种巨大的煽动性。 我也喜欢，但对我则构不成一种神圣、崇高的感召；我更不会在他的演唱营造的氛围中去生活和创作，永远也产生不了“人生使命感”。而贝多芬的感召力则会。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我创作的背景音乐和心理氛围只能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贝多芬同瑞奇·马丁（还有去世的“猫王”）并不冲突。他们是并存的，和平共处。当代世界的冲突太多太多，还嫌冲突得不够吗？贝多芬的“力”同瑞奇·马丁的“力”是互补的。 我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贝多芬的“力”，也许是因为：我是在他的“力场”中（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ｓ Ｆｏｒｃｅ）渐渐成熟起来的。毕竟，贝多芬“力场”的层次很深，它属于哲学层面。瑞奇·马丁的“力”则属于社会学层面。贝多芬的最大成就是使音乐表达哲学精神。肖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勃拉姆斯比较接近贝多芬。 贝多芬是不朽的。莫扎特也是。因为他们教给我的不是知识，而是人生智慧，是指给我看到“人生使命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认识，这一结论，是“最后一课”。（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已是我一生。 也许我这一生（北大求学６年是我一生的第一阶段）只做了一件事：尽我所能，鸟瞰人生世界的本质和结构。 鸟瞰的英语是ａ ｂｉｒｄｓ ｅｙｅ ｖｉｅｗ．我特别喜欢这种表述或说法。因为它很形象。其涵义是：从高处往下看，从而得出一个全盘的总体了解。 比如一只苍鹰在离荒野２００米的上空盘旋，便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一只奔跑的野兔。 后来（大约是１９５９年我对中国哲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日子），我读到孟子的论述更是拍案叫绝：“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东山指鲁国京城东面的高山。“小”是个动词。 宇航员杨利伟从“神舟５号”飞船上看我们的地球才是真正的“小天下”。 做学问，就是要力争“小天下”。 命中注定，我的努力方向是去“小天下”。英文“鸟瞰”是诗意的说法，“小天下”则是哲学语言或哲学的表述。所谓哲学，就是去“小天下”。这是我的定义。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的朗润园是我走向“小天下”的第一步。不过当初我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后来离开了北大，我才恍然大悟朗润园那段岁月对我一生的意义。 在我们一生中，有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只有在事后，即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它时，我们才渐渐看出它的全部涵义。 比如抗日战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微妙关系；十年文革对中国的深远影响。“９·１１”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１８世纪是微积分蓬勃崛起的岁月，但它的哲学基础只有等到１９世纪才被一些数学哲学家触及，探索，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加以严格的审视和定义。 几何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只有到了希尔伯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３）手里，它的基础才得到严格的探究。我指的是他的《几何学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一书的问世，时１８９９年。 至于有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更是如此。我们生下来很久（比如三四十年之后，或者五六十年之后），我们才认真追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匆匆来，又匆匆去…… 想当年，我们呱呱落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那是父母的意志，硬是把我们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父母没有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连事先打个招呼都没有。 我们是先出生，先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再回过头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都是“事后诸葛亮”。 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冬春交接是我开始追问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日子，背景音乐是从巴赫到马勒和德彪西的作品。 有一天黄昏，雪后放晴，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突然听到有一群乱鸦投落日的啼叫声，我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久久站在宽宽的石板桥上看着“群鸦争晚噪，一意送斜阳”的画面，企图听出饥鸦啄雪枝上啼的涵义。 没有回答生命的意义。至少我的耳朵听不出来。 失望、茫然和惆怅是必然的。 毕竟在林中小泊的寒鸦是一群无才思的造物。 也许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只有人这个物种才追问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是李白追问后的回答吗？ 原来北大校园（包括圆明园废墟和西山一带景物）最适合做这三件事： 读书； 追问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形成世界观； 谈恋爱。 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还有比这三件事更重要的吗？ 没有这三件事，还是大学生吗？ 少了其中一件，都是残缺。按我的理解，失恋要比成功好十倍、百倍。——重要的是，不要被失恋击倒在地，要善于将爱的目标大位移，努力做到：没有追到一位女生，却在追求一个广大而深邃的世界，并最终成为世界的投影或世界的回音壁。 ＇返回目录＇
爱的目标大位移（9）
成为世界或时代精神回音壁的人是幸福的，即使是投影的一小块或回音壁的一小角也是成就。 ＇返回目录＇
数学王国的神性（1）
中学时代，数学（代数、几何和三角）是我的敌人，我怕它们，就像我惧怕蛇、蜈蚣和蝎子。自１９５７年冬天，数学突然成了我的至爱亲朋，成了我的灵魂寄托之所，成了我的安慰，成了庇护我的上帝。——这转变是奇怪的，却是事实。 也是１９５７年冬天，在朗润园上了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后不久（好像是第三天一个下午），我经过大饭厅回宿舍，在路旁有校友在摆摊卖旧讲义和旧书。 这是当年北大的一道小小风景。毕业班学生准备离校，把不要的旧讲义和旧书卖掉（多半是三折或五折）。这种风气也启发了我，以致于我后来开了窍，卖掉手表、毛料裤、毛毯和金戒指，去买回我渴望的书籍。 在几本数学书的摊位面前，我收住了脚步。卖主肯定是数学系高年级学生。我拿起一本《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苏联辛钦著，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４年）。随手我翻到“无穷小量”这一小节。其中第２个例子深深吸引了我： 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太阳Ｓ吸引着围绕着它运动的彗星Ｋ（图３），所用的力是ｋ／ｒ，其中ｋ是一个正的常数，而ｒ是两个天体的中心之间的距离。我们假定现在所谈到的彗星只一次出现在太阳系范围之内（双曲线轨道），以后就无限制地离开了它，因而在此以后，彗星离太阳的距离ｒ就一直地并且无限制地增大。于是很明显，引力ｋ／ｒ就要无限地变小……在彗星无限制地远离太阳的过程中，太阳吸引彗星的引力是一个无穷小量。 这个例子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并发出了一个很大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