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受到极大的启迪，他念佛时，不再三心二意，更不去看别人下棋了，他坐在那里，一念就是几个多小时，任何杂念全撇在一边，专心致至，全神贯注，不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为了他能早日出去，我也不再打扰他，我也相信佛的神灵。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佛祖的光芒终于照在周应发身上。在王新华出去后的一个月，在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上午，周应发获得了取保候审。匆匆离开时，他留下一句话：我会来看你们的。但是他没有来，他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我估计，他也不会再信佛了，因为信佛的人说话算话，信佛的人尤其同情和怜悯在苦难中的人。后来得知，周应发还是被判了刑，只是判两年缓刑两年，这个结果还是相当好，这与他不承认那两万元很有关系，如果认了，结果就不会是这样。
我不信佛，不知道佛为何物，这两个信佛的人百分之百的获得了释放，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不知是钱至还是诚至。信佛的人念完佛后都获得了自由，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赌的。
袁老三才当了两天领导，就有毒可吸了（1）
袁老三占据了阿灿常在的位置，他站在风窗旁，两眼望着窗外，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经常坐着发呆，不言不语，如同患上神经病似的。他已经接判，可以出去服刑，他想到劳动号去，那里始终要自在一些，有事在手，一天也好混，但是他还负案在身，看守所里打死的那个人，还没有查明凶手，无法向家属交待。
一天凌晨，我照旧早早就起了，整个号子还沉睡在一片鼾声中，我靠着墙壁，还在继续我的写作。
我被关押已经有一年时间了，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象我这类简单的案件，最多三个月就能拿下，我没有同案，没有腰子案，还没进监狱时就交待得一清二楚，但是至今一审都还没下来。
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至少说离开这个号子。每天我醒来，见到的是睡变形的面孔，听到的是不绝于耳的鼾声，闻到的是汗味屎味脚臭味混杂起来的气味，还热烘烘的。
俗人昏昏，我独昭昭。
我已写了三十多万字的稿子，每次写完我都把稿子藏在风坝的碗柜里，每隔十天半月，算计在搜监前，我便托廖应龙带回家。以免再惹麻烦。
除了写我的经历外，我还写对人生的感悟，对我的灵魂作全面的洗涤，我想，如果就这样关押十年八年的话，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思想家。
人生苦短，稍不留意，已到中年，再不留意，便是风烛残年。不要说自己还有几十年的光景，如果还是这样碌碌无为的生活，不去干点自己现在还能干的事，真是到了老年，走不了了，干不动了，那时才后悔莫及。出狱后，我该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享受自己的人生呢。
我正在聚精会神写作时，只听到巡风道的窗口传来一声喝令：
你在干什么？
我抬头一看，是秦指导。
我惊了一下，我没干什么啊，只是写写而已，我正要对他解释，却发现他的眼光并没有对着我。
我往旁边一看，只见袁老三坐在铺上，很紧张地倒腾着什么。
你在吸毒！秦指导说：手不准动，站起来，背靠着墙。
袁老三：秦指导，我没有，我抽支烟。
不要说这些，我亲眼看见的，我已经观察你十多分钟了，站起来，背靠墙。
袁老三哀求道：秦指导，真的没有，什么也没有。
你给老子不老实，老子整死你。
然后秦指导提高嗓子喊道：劳动号！劳动号！快上来，给我看好，我下去开门。
两个劳动号的上到巡风道，死死地盯着袁老三，秦指导则下楼来，打开监号门，把袁老三人赃拿下。
号子里的人都被惊醒，大家一声不吭看着袁老三被带出号子。
对袁老三的处罚是坐老虎凳，足足坐了四十多个小时，滴水未进。他没有供出海洛英的出处，自己一个人承担下来。
我真不明白，袁老三才当了两天领导，就有毒可吸了。他在万人坑时，从来没有吸毒啊。
他从那里买的药？从那里得的钱？
人啊，不能当领导，无论是单位领导还是监号领导。一有了权，自然就有了利，也就容易违法乱纪。
想不到号子里的一个二铺，居然还有特权还能谋私还可享受，我这一铺干啥去了？ 。 想看书来
袁老三才当了两天领导，就有毒可吸了（2）
不久，我接到云岩区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我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份判决。
生活在世上，能把坏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成是好事，不是很有启示吗？只要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遭遇，就没有什么摆脱不了的忧郁。
这是跨世纪的刑期，从二十世纪越进二十一世纪，等我出狱那时，已是2005年，2005年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世界，2005年的我又变成什么模样。我已经衰老了，不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淡出了这个社会，最终被淘汰。
这漫长的八年，又该怎样度过。
我不服这个判决，我要上诉。陈律师是这样对我解释的：检察院的人整天到法院去闹，一定要判我，并参加了法院审委会对我这个案子的审理，连检察院的人在内，当时共有七人参加，最后以四票对三票决定对我的判决。既然不服判决，就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他们不可能再到中院去闹，到中院这级纠正过来就行了，只不过我还要被关押一小段时间。
陈律师的话倒是说得轻松，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想，一切都只能以事实来说话。
对于陈律师所说，检察院参加法院的审委会，真让我不可思议。法院和检察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而且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怎么可能去参加审委会，这完全是违反《刑事诉讼法》。
当我上诉后不久，中院的法官对我的案子进行审理，他们对我说，只须提供一份单位证明，证明我是贵州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的职工就行了。
这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我叫我弟弟去办。半个月后，当我正要打听弟弟去办了没有，中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因为我案发后退清了所有赃款，从八年的有期徒刑，改判为六年有期徒刑。
无论我是否愿意，我都必须接受这个判决，接受下监服刑这个残酷的事实。我还要继续申诉，那都是在下监以后。
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
在生命的进行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累积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名誉、地位、财富、亲情、人际、健康、知识等等，这些东西，有的早该丢弃而未丢弃，有的则是早该储存而未储存。在每一次停泊时都要清理自己的口袋，什么该丢，什么该留，把更多的位置空出来，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自在。
我要面对这个事实，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要把过去所有的东西作番整理，该丢弃则丢弃，该储存则储存，以一种全新的心态走向新的生活。是的，下监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提到下监，我想起陈林“哈哈哈哈”的尖啸声，想到李小弟转告陈林对我的威胁：我要判你最长的刑期，我要送你到最远的煤矿去劳改。是的，他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他做得到。因为公检法都在他股掌之下。
弟弟到看守所来征求我的意见，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地方：
第一是留所服刑，也就是在这个看守所，这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工作并不劳累，每个星期都能回家。如果搞得好，完全有可能成为廖应龙的角色，一个月还可以挣上几千元。
第二是在滥泥沟拘役队，那里离贵阳也不远，坐大巴不到四十分钟，那里活动空间大多了，先到食堂，一个月后再调到生产组，也算得上一个犯人干部。那里监管很松，随便可以来回。
第三是在清镇的轿子山煤矿，离贵阳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去那里是看守大门。那里不能回家，但是可以减刑。
三种选择各有利弊。
我不愿留在看守所，我已经厌恶这里的一切，那局促的、狭小的、肮脏的格局。无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要尝试，因为经历越多，生活的内涵就越丰富。既然是经历，就再体验另一次全新的过程，就象爬黄山时从正门上山后门下山，即便是坐牢也应如此。
轿子山煤矿我也不愿去，我不想听见“煤矿”二字，以印证陈林说过的话。我觉得拘役队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早在入监不久我便听到同室犯人介绍过，那里的犯人自己到市场买菜，自己搞伙食。那里没有高墙岗哨，进出特别自由。那里很大，很开阔。那个地方我曾路过，在我的印象中，那里有一片松林。刘胖子下到拘役队的第二天，就到看守所来看过我和罗跛子，他也叫我接判后到拘役队去。
我决定，就到拘役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打犯人不必担心犯人叫喊，监控器没有拾音设备（1）
我去拘役队的想法没有给任何人说，看守所杨所长知道我接判后，来找过我多次，所里想留我下来，在看守所的内部刊物“百花山”编辑部。编辑部的总编张斌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写写稿，他更是希望我留下来。张斌尊敬地称呼我为“黄老师”，当时想起来就觉得很可笑，在看守所里，居然还有“老师”的尊称。监规规定，犯人之间一律姓名称呼，不准叫绰号，不准叫排行。
由于去意已定，监室内的事我不再多管，全是由袁老三来打理，袁老三也亮出纹满了青龙的上身，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并由此带来了监室里纹身的热潮。
在中国，凡是身上、臂上有纹身的，不少是在监狱里留下来的。这些人大多是在社会的底层，在社会上混荡。他们不是把纹身作为人体的装饰，作为美的显示，而是意识的表达形式，表明自己的经历、思想、处境和愿望。在号子里，中铺以上的囚犯大多都有纹身。
袁老三左臂上有一个纹身，已经用火烙掉，图案是什么看不见了，大概是男女之间山盟海誓之类的言语。这次，他要纹上一个与众不同的纹样，美国的自由女神象。
这个立意有独到之处，一则表达他渴望自由的愿望，二则表示他与其他人文化层次上的差别。他亮着右臂，请我给他勾上图案后，张志彪就用针蘸着墨水，照着图形，一针一针地往臂上刺。
还有一个小孩叫陈前，才十六岁，他看见张志彪身上纹有一条蝎子，也嚷着要纹上一条。
蝎子作为图案造型，还是很好看。它上大下小，左右对称。这是五毒之一，民间装饰是为了避邪，他们纹在身上，却是表现自己的心狠手毒。
陈前也是个心狠手毒的人，他和另一个案犯，同样也是个不满十六周岁的小孩，不仅*一名14岁的*，还将木棍等硬物插入女孩的*里翻搅。由于不到十六岁，他被关押在隔壁的少年犯监室，因为和组长打架，被老陈伯调入我这个号子。
陈前对我说，少年号的组长叫杨光，伤害罪，因为有关系，白天都不在号子里，在大院晾风，晚上收监时回号子。通过风窗孔，我看见杨光这个人，他经常和上七号的组长朱老七�